當台灣還是中國的時候

1970年3月14日,日本萬國博覽會在大阪拉開序幕。博覽會以「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為主題,一連舉行了六個月,期間有超過六千萬人參加。

萬國博覽會原本應該在1940年舉辦,但因為二次大戰的緣故,不得不延期。這一延期,竟然就拖了三十年。幸好,當年發售的門票,三十年後仍舊有效,而且真的有人就拿著三十年前的門票入場。
大阪萬博的地標太陽之塔
1970年的這場博覽會,象徵著日本逐漸走出了戰爭的陰影,也宣示日本回到世界舞台,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當年海峽那一岸的中國,並未參加大阪萬博。反倒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為 了76個參與國的一員。
中華民國的展場就在大阪萬博地標「太陽之塔」旁邊,並緊鄰著大韓民國館。展場由知名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展場的主題則是:「中國──傳統與進步」。配合主題,場館內展示了敦煌石窟的壁畫、印刷術的發明、中國歷代的瓷器、國父孫中山的生平,當然也包括台灣的簡介。館場外頭掛著四個大字:「中華民國」,不過當時的官方媒體,如中央日報,就堂而皇之地將中華民國館稱之為「中國館」。

為了對外宣傳,中華民國不僅派了代表參加萬博的青年營,更從260人中挑選出22名女性,擔任展場的服務員。就連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也親赴日本與會。

那一年7月7日,嚴家淦副總統坐上了新幹線,從東京抵達大阪。同一天,大阪最熱鬧的地方道頓堀橋,掛出了一幅巨型海報。海報上一邊有中華民國館,另一邊則有故宮博物院。這一切都是為了即將來臨的萬博「中國日」。

7月10日,嚴家淦副總統親自主持「中國日」。典禮由北一女的儀隊樂隊,以及兩廣旅台醒獅舞龍團代表演出。當天據說有超過一萬兩千名觀眾,連知名旅日球星王貞治也出席了典禮。

從「中國館」到「中國日」,台灣就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萬國博覽會的觀眾面前,而且沒有人感到奇怪。在那個年代,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台灣就是中國。

中華民國館的外型

中華民國館的女服務員

道頓堀橋的廣告
「中國日」北一女樂儀隊的表演

不過,情勢變化的很快。
1971年,大阪萬博落幕還不過一年,聯合國通過提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中華民國則在秉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在提案交付表決前,便提前宣布退出聯合國。
那一年總統蔣中正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他說「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他更強調:「歷史將能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實際上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
但40年過去,我們依然等待著聯合國的毀滅。
不過就算聯合國席位早已被對岸那個中國──那個,用蔣中正的話來說,「對內殘害人民,罪惡如山,對外肆行顛覆侵略」的邪惡中國──給奪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似乎還有一項東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的:中國文化。
1966年起,當彼岸的中國,發動破四舊、批孔(子)揚秦(始皇),文化大革命;這一岸的「中國」,就開始積極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換句話說,就算在國際政治上,台灣沒辦法代表中國,至少在文化上,台灣還能扳回一城。

中華民國館中展示總統蔣介石的歡迎文字
這麼想的不只台灣政府,還有一群在中國大陸境外的儒家知識分子。他們眼見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化,認為儒家命脈在神州大陸差不多斷了,只能花果飄零,在海外不絕如縷。所以他們主張,除了政治上的那個中國,還有一個文化上的中國,而且這兩者不必相同。 換句話說,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脫勾了。
1989年,在台灣讀大學,後來赴美讀書,並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杜維明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文化中國:邊緣即中心」。他說,文化中國的中心也不必在那個政治中國,它可以在香港、在台灣、在新加坡,甚至在日本、在美國、在全世界。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文化中國的中心。
文章發表二十多年,批孔揚秦的風潮早已過去,中國開始在世界各地開設「孔子學院」,杜先生自己也被請回北京大學主持高等人文研究院。文化中國的中心,回到了政治中國的中心。原本的理論,還適用嗎?
幾個月前杜維明先生回哈佛演講,主題是「重新審視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 Reexamined)。演講中,他強調「文化中國」仍有其意義,而重點在如何讓儒家思想在世界文明發展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創造美好而和平的人類社會。
杜先生講的十分誠懇,與會的中國學者,也在提問時間熱情表達仰慕之情。在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這個有容乃大,能夠無限擴張的文化中國概念,似乎有著不可思議的吸引力。
但我心裡卻不禁有了疑惑。當文化中國跟政治中國逐漸合為一體,曾經自認是中心的「邊緣」們,特別是台灣和香港,反而對文化中國的感覺越來越疏遠。很多台灣人跟香港人已經不覺得自己屬於文化中國,甚至不覺得自己需要文化中國。
這並非一直都如此。曾經有一個時代,文化中國對台灣許多讀書人而言,也是非常迷人的概念:這個蕞爾小島,竟然也能成為堂堂中國文化的中心。
就好像在那個時代,台灣曾經如此義無反顧地相信(或者誤信?)自己就是中國。
直到有天我們看見另一個中國。那個乍看之下有點類似,可是越接觸就越發現彼此差異的另一個中國;那個在國際上對一切關於「中國」的事物有發言權、定義權、詮釋權的中國。我們這個中國,真的還是中國嗎?
當然,我們也可以否認對面那個中國的存在──就像總統經常提醒我們的,兩岸關係是「互不承認主權」。

只不過,那個中國實在龐大而實在地令人難以假裝它不存在。

在任何一個有那個中國的場合,我們這個中國都不是中國,我們是中華台北,我們是駐某某地方台北辦事處。或者我們什麼都不是,像我們在聯合國那樣。

然後我們必須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是誰。

當我向外國朋友描述台灣認同變化的時候,他們時常會露出驚訝而疑惑的表情,因為中間過程之複雜超過了他們的想像。這不只是一個台灣人想當什麼人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台灣人想當什麼人卻當不成什麼人的故事。弔詭的是,當台灣人當不成那種人,因而決定不當那種人的同時,卻有另外一股聲音告訴我們:你必須當那種人。
「你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什麼人?」我的一位師長曾經被這樣質問。
這真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很難三言兩語講的清楚。
所以還是就把一開始那個故事講完吧。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台灣也就再也沒參加過世界博覽會。就這樣過了近四十年,台灣重返世界博覽會,竟是2010年在上海由中國主辦的世博會。這一次,場館裡沒有敦煌壁畫、沒有偉大發明,沒有副總統親自蒞臨,甚至沒有中華民國。
四十年後重回世博,「中國館」變成了「台灣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