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後怎樣?記六四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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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是以驚人的方式重演。

假如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和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標誌著廿世紀中國學生運動的開端和終結(1),則伴隨著這兩個大時代而來的,分別是兩次主要的文化啟蒙運動。面對著西方社會和文化的挑戰,中國人面對著巨大的身分文化危機,前路可以如何走下去,是自近代以來困擾好幾代人,一直揮之不去的歷史問號。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除了源於當時深重的內憂外患,亦面對一個更宏大的世界歷史背景——廿世紀初,資本主義正走到十字路口,西方現代化的憧憬彷佛在一次大戰中瓦解,隨之而來則是蘇俄十月革命的衝擊(2)。在「全盤西化」的探索過程中,除了走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道路,尚出現了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十月革命炮聲一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是毛澤東對時局的生動描寫。

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則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實驗失敗,中國重新回到與西方資本主義接軌的路上。1980年代知識界百花齊放,對各種西方思潮的嚮往和吸收,「全盤西化」的爭論又再出現(例如1988年的《河殤》),其熱烈程度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不遑多讓。八九民運除了是對貪腐政權的反抗,更是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前路探索的結果。

醒覺後沉重的抉擇

當然,歷史現實總是未能盡如人意。

除了換來空前殘暴的血腥鎮壓,中國更在三十年前與東歐分道揚鑣——前者繼續維持著封閉專制的政權,後者則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西方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道路。不過更加弔詭的是:儘管眾多內部社會矛盾依舊深重,中國反而能藉高壓統治令經濟起飛,並建立特有的權貴資本主義模式。三十年過去了仍未瓦解。李光耀當年大力宣揚的「亞洲價值論」,在1997金融風暴後已不常聽見,但在中國卻全面如實應驗。內地知識分子經歷了啟蒙的洗禮,最終卻面對政治夢想的破滅,「下海從商」成了一代人的宿命。

魯迅在1923年曾發表《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對象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娜拉是易卜生劇作《玩偶之家》的主角,代表著新時代女性對封建家庭的反抗。但魯迅在文化啟蒙的探索路上,總是抱著強烈的懷疑主義精神,當大家都一面倒稱頌娜拉的勇敢,他卻偏要和大家唱反調。婦女在離家出走後又如何?他給了一個相當悲觀的答案: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同樣的問題,其實亦可套諸不同年代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強權壓迫下的醒覺,卻不意味就能找到出路,在高漲的革命熱情過去後,每天的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不醒覺的話可以仍舊當順民,甚至在物質生活上有所增進,或起碼不會被打成社會上的異類。但一旦醒覺就要面對自己的命運,面對自己對歷史前路的抉擇——而這往往亦是最沉重的抉擇。

已放棄向政權說不

同樣的問題,亦可套諸雨傘運動後的香港。在五年前,一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人生中早最重要的啟蒙;五年過去了,專制政權卻早已變得更加穩固,一切反抗聲音均被鎮壓於萌芽。在我任教的大學導修課上,同學總是喜歡按照(較舊版本的)教科書,大談香港「行政主導」模式的缺陷;我則總是想告訴他們:當下的「行政專權」運作其實相當有效,就連反對派也幾乎全被「河蟹」。

我同時也想告訴同學們,特區政府的威權只建基於唯一的因素:那並非中央政府在背後的支撐,而是普羅香港市民的默許,人皆主動放棄了向政權說不的權利。學生們當然不會來我這一套,面對著香港前路的迷茫和不安,絕大部分人不會覺得有自身的責任。當下對他們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自己的飯碗而已。

我同時也想告訴同學們,雨傘運動爭取民主政制,那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普選卻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香港人迷信普選只是葉公好龍。和中國內地的情況一樣,而且只會愈來愈相似的是:香港同樣在實行權貴資本主義,而且特權階級的剝削只會愈趨赤裸,財富集中的速度只會繼續加劇,這並非民主普選就能對應的問題。沒有經濟民主的政治民主百病叢生,只要放眼東西方任何國家都會知道。學生們當然不會來我這一套,政治議題他們是敢怒不敢言;但社會經濟議題嘛?那就當然更加事不關己了。

選擇裝作長睡不醒

事實上,這亦正是百年來文化啟蒙的寫照: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當新的出路仍找不到,人們便會重新盪向鐘擺的另一端,更加勇於擁抱眼前的現狀,甚至比之前變得更加保守。「我打不贏你,我就要變成你的一部分。」「我會繼續堅持理想,不過先等我賺夠錢之後。」在急功近利的香港文化,「走精面、搵快錢」的信仰下,在犬儒棈神普遍瀰漫的今天,這種趨勢只會更形突顯。

但結果呢?是否退卻到各自的私人領域,大家就能獨善其身?專制政權正急劇腐化下去,大家就可以視而不見?官方宣傳口徑每天都叫你做順民,是否做了順民便會一定會有回報?說穿了,但願好夢可以繼續做下去,或起碼可以裝作長睡不醒,當然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鴕鳥心態。

但在可見的未來,仍然看不到有任何希望之際,選擇裝睡畢竟會較選擇醒覺的人多得多,這大概就是平常人無可奈何的事實。但手執更多社會資源的知識分子,最終又是怎樣面對自己的良知,也就只能看各人各自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