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鐵女職員拍porn 拍到上休班列車 終被炒魷

薩遜安哈 – 當地一名國鐵職員日前被炒,相信同佢嘅副業有關。 點解可以相信膠事錄 | 緊貼膠事錄更新 因為佢嘅副業係愛情動作片,甚至佢個人生目標係擁有自己嘅工作室。 但最近佢被揭發,利用空閑列車,拍攝女主人嘅性愛電影。自然影片係網上流傳後,國鐵方面發現有人濫用職權,自然就要炒人。 HLN 點解可以相信膠事錄 | 緊貼膠事錄更新 | 舉報錯字:Fb 訊息 –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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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崩樂壞 沒有最壞 只有更壞?

「……『照章辦事』、『依法審批』,從而為違法者打開了弄虛作假的方便之門。公署認為不貪污受賄、不收受利益是從事公職的法律底線,公職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必須真正做到盡忠職守,對負責審批的事項嚴格把關,確保公共利益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 這段在《2018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由廉政專員張永春撰寫「前言」的節錄,道出了不少澳門市民的心聲,但偏偏如此顯淺的事,特區政府似乎一直「視而不見」。事實上,有建制人士亦私下坦言,「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敢恭維」,所謂的「精兵簡政」就是其中之一;又指回歸二十年,貪污舞弊一直不斷,希望特區政府正視。 確實,如翻開近年廉署報告和審計報告,不難發現經常發現各種有違公眾期望的亂象,亦不見政府有多少次以問責回應,以及向公眾致歉,更遑論有主責高官會主動躬身下台,卻只見部分誠信成疑的官員也能繼續在位。另方面,公務員一直予人「鐵飯碗」的印象,薪高糧準。不過,有意見認為,現時公務員體系內,這飯碗亦不一定有穩。有立法議員直言,收到前線公務員意見指,「絕不姑息」只是針對前線人員,而非上層。 為何要當公務員? 誰又能當公務員? 《論盡》就今次專題進行訪問中,有學者提到,現時公共行政學有一個特別火熱的話題,就是「甚麼原因驅使你當公務員」。因自己的本科不在政府工作,私人市場根本不會有對口職位?因人工高福利好,年年加薪?還是想為市民服務?而最後,為何有人因心灰選擇離場? 「為何投考公務員」固然令人關心,而誰又可當公務員也同樣令人關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都將公務員的門檻設得甚高,希望招攬精英。在澳門,廉署所揭發的是「打個電話去推薦」、「領導主管親屬獲聘」、「部門存在父子、父女、夫妻、兄弟、姊妹等親屬關係」、「不符學歷要求的主管擔任技術員」,等等的弊案,多不勝數。且其實,「識人好過識字」的狀況,在公職系統根本也不是新鮮事,在一些部門有新人報到,同事之間講到是「佢跟阿咩長有關係嘅」。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季度統計資料」,2014年澳門公務員人數為28,701人,2018/19年則有31,583人,四至五年間增長達一成,而這人數尚未包括受私法制度規範的基金會及其他公共機構(包括澳門基金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澳門金融管理局、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民航局)的人員。當中,有多少是靠實力考上?有多少是「走後門」?又,說好的精兵簡政呢?又,尚有多少政府的辦公室可無需公開招聘?用人標準又是甚麼?有公務員直指,這些辦公室人事,大都充塞酬庸人事,不少是由權貴介紹入職。 個個地位穩似泰山,繼續在位,官員班子確是「和諧穩定」了,但看到民間「鬧爆」的聲音此起彼落,澳門人對政府的感覺又是否和諧穩定?一次又一次的事件正不斷毀壞了特區政府的形象,但從未見政府有何打算補救或重建公眾信心,只任由情況不斷崩壞。 良好的管治文化要積累需要很長時間,破壞只要一夕即可。現時特區政府形象予人「禮崩樂壞」之感,勢必影響下屆政府的施政成效與威望。有公務員形容,現時的情況已「積重難返」,存在各種問題與弊病已是十分清楚,要如何重建,關鍵在於下屆特區政府有否決心與魄力?

紀律鬆懈 禮崩樂壞 有公務員:政府的弊病已積重難返

廉政公署在3月發表的《2018 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旋即在社會引起關注熱議。這當中,關注點不只在於公務員涉刑事案數字,更在於個案的程度嚴重性。然則,官場腐敗也不是今事今日狀況,這從多年來透過廉署揭露的各種弊案及審計署針對不同問題的審計報告,都反映出腐敗已形成現象。當中,享有高薪的所謂「公僕」不但沒有致力維護公共利益,卻是廉署批評的以「照章辦事」、「依法審批」為違法者開方便門……諸如此等的種種劣質行徑,讓人震怒!且長期以來公共工程及採購和服務批給等浪擲公帑,往往遠超出市場價格的天文數字,印證坊間多年來的批評:貪腐政府已是無法無天;有資深公務員坦言以八字形容現在行政領城的污煙瘴氣狀態:紀律鬆懈、禮崩樂壞! 對於雙陳「薦人門」,坊間流行的調侃,澳門進入在識人好過識字的時代。有公務員對《論盡》指出,現在政府的弊病可謂是「積重難返呀……。」這當中,既有制度因素,也有個人因素,且兩者天然地「有機」糾結一起,要撥亂反正又是談何容易?! 顯然,當廉署或審計署揭露腐敗事件,更有公務員圈子及坊間質疑不斷的歪風邪氣,每每激起人們憤慨外,市民卻是無能為力,無權無力改變現狀。然後,貪腐之風愈演愈烈,多少隻大小老虎根本是安如磐石,且在利益之海洋如大白鯊般暢游無阻。 對權力者無問責制 熟悉情況人士:這是核心問題 熟悉情況人士分析制度的缺失,對主政者包括管治利益集團成員,以及高官沒有真正的問責制,「這是核心問題」。當中,前及現任的行政法務司長都涉備受公眾指責的「薦人門」事件,但作為高官做錯事不但沒被處分,甚至連向市民道歉一聲都欠缺,「她們又向公務員做了怎樣的榜樣?」誠然,公職中人指,眾多利益輸送、多少既得利益者在這十多年「悶聲發大財」的貪腐狀態,才是政府管治惡質的冰山,相比之下,雙陳也不過為親人安排職位而「打個電話啫」,其實這個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任人為親、裙帶關係 劣質文化從沒根本上改變 分析亦指,澳門本身的人脈關係密切,但政府的人員管理制度粗疏,「無規無矩」、亂七八糟,任人為親、裙帶關係的劣質文化,由澳葡政府到現在特區政府早已根深蒂固。「現時所行的官員定期委任制度,其實是半內閣式,但澳門是特區政府,是否再適合這樣的模式,政府應該研究。」這當中值得思考的是如何確保中高層公務員的穩定性,憑長官意志「選人/換人」,並不利於各級官員發揮其職責的作用。 再者,現行的委任制很視乎特首和司長的意態,但過程卻欠缺科學和合理的考核制度(如香港的銓敘制度),包括沒有品格審查機制;且體制上只在於長官意志先決,但長期欠缺梯隊式的培訓制度等。而這些關鍵的要素的欠缺,正是做成庸劣官員當道的狀態,以及官場任人為親、裙帶關係的不正之風的其中原因。 有資深公職人指出,政府長期欠缺有效的公共人才培訓,但下屆政府將會面對有人才流失的狀況,「不少資深公務員夠時間退休,將會出現密集退休的情況。」要知道,這批夠條件退休的人員,經過在過渡期的澳葡政府為推行官員本地化的培訓,且經過回歸前澳葡政府管理及特區政府20年的工作,行政經驗相當豐富,「他們年富力強又有經驗,應是行政運作的支柱,實在是特區的財富。」可是,政府對已迫在眉睫的問題似乎仍無知無覺。 另方面,也不必諱言,正因爲要緊跟上司/老細的狀況,各級官員許多時候只能被動式執行指示,甚至有的更惡劣的是揣測上級想法就「做得妥妥當當」。知情者直指,澳門的腐敗問題觸目驚心,原因複雜。「叫你做,你做不做?除非你不要這個職位。但有時,即使你不要官位,但也未必安穩,你之前知得太多了又或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得罪『哪方神聖』,然後可能會被搞,這在官場已有事例了。」據說,有的有能力者都不肯接受晉升官位,這是不想「同流合污」?還是不敢接受挑戰? 政府不再必然是 公共利益代表? 本澳腐敗問題觸目驚心,社會一直批評,作為政府為何不是維護公共利益?有公務員則對《論盡》說,今時今日的政府已經不是必然的公共利益代表,「因為政府是由人組成的,而人是有個人利益。在沒有健全制度下,加上小城人際關係密切,澳門這十多年所形成的利益鏈已是縱橫交錯了」。還有,所謂的「上樑不正下樑歪」,利益輸送已經多渠道多方式進行。而追源究始,監督、制衡、法治及社會言論等要素都缺位,這就造就歪風邪氣「旺盛」,更甚公然違法違規也「無有怕」狀況。 顯然,坊間對本應負有監督政府法定職責的立法會弱勢表現長期不滿意,雖然近年在跟進委員會的工作有所加強,但在保守落後的政制下,包括這樣議席結構已經注定立法會無所作為,所以根本問題仍然沒改變。至於傳媒的監督角色已經不強,近五年更是「愈來愈弱雞」。諸如此等狀況下,政府根本是「如魚得水」。 改革? 新特首需有大勇氣與大智慧 今年政府換屆,社會有聲音要求新任特首下決心改革,包括嚴厲打擊貪腐,改善行政體制及健全公務員管理制度,提升政府的施政水平,等等。不過,有資深公務員坦言,改革又談何容易。他認為,若改革,首先要弄清楚現在存在著什麼問題、問題在哪裡?然後,有沒有勇氣、政治技巧?「但其實,最重要的是主政者本身是乾淨,沒有利益糾纏。」 有公務員亦認為,現時新特首的熱門人選賀一誠是商界出身,雖然從政有相當時間,不過未必清楚行社會和行政所存在的各種錯綜複雜問題,而許多人亦不了解他。「他是否適合人選?我看重的是他是否謙虛的人,還有,身邊的是什麼人,他的班底又會否各方利益者?」又直言,真的需要時間觀察。

「絕不姑息」只對前線公務員? 李靜儀:紀律制度需要完善

在「依法施政」的口號之下,政府的違法個案依然不斷,「合法不合理」的情況更是常有。即使出現操守問題,亦不見得該公務員需要負上責任。公眾對此當然失望。立法議員李靜儀直言,公務員團隊內也有很多怨氣。 「正正是因為他們在內部看到最多不合理的事,例如一些審批過程,他們可能都會發覺『有唔妥當喎』,向上級反映,但上級就話『唔緊要啦,照批啦』。作為公務員,你話照批咪照批囉。」但當有事要追究,很多時被追究的是下面而非上面。 「所以人員都會不滿。『試吓我填錯份表做錯樣嘢丫,幾大責任,紀律程序呀,即刻又罰你幾多日錢,點解有些官員可以做錯嘢,又完全好似唔使負責任咁?』包括廉署已經揭發的事件,好似之後就沒事發生,搵唔到有人要負責任。」「過往很多個案例如離譜的批地事件,過了就過了,問他有沒有官員要負責任,『我們沒啟動這些程序』,公務人員自然就會覺得,我做錯少少嘢都一定會追究我到底,『絕不姑息』只是針對前線人員,並不公平。」又認為,公務員的紀律制度需要完善。 制度建設緩慢 問責官員冇下文 李靜儀認為,官員裁量權過大,就不排除有人藉機收買一些政府人員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同時澳門制度建設緩慢,落後於社會發展。「當然回歸之後我們一些很重要的的制度,在這段時間在社會催迫之下出台,例如《土地法》出台後收緊了官員的裁量權,或只給予符合公眾利益的空間,作出一些批地的處理。這情況下,正正是將所有事攤於陽光之下。因為《土地法》有幾大原則,其中一方面的透明度,例如土地的使用要公示,或要讓社會去知悉,甚至是以公開招標為一個核心,可見一些制度建設比較重要。」 政府問責也是令人關注的焦點問題。李靜儀指出,社會的質疑來自政府無人需要負上責任。例如非凡航空欠款兩億已難以追回,「社會最質疑,(認為)最離譜的就是好像沒人需要為此事負責任。批出的官員是否有失職?當然現時廉署仍在跟進調查當中。我們以往都有很多貪污腐敗、不合理的情況,慢慢制度建設,大家好希望見到他進步,但(現在)是否嚴謹了?一些新機制是否已經完善?」 「亦會有市民質疑,一些官員為一些事件發生後,其實未必需要負責任,一些紀律制度,或現行的領導主管制度上的不完善,甚至退休就退休了,好像事後跟進不了,事後就不了了之。很多以前離譜的土地批給亦是這樣。即使很艱辛地最後力保不失,保得住土地,但中間發生的事,究竟有沒有人需要負責?制度上的檢討是否已完全防範了未來再次發生這些用公共資源,無論錢,無論土地,亂被批給,或違法批給而損害公眾利益,其實需要制度的檢討。但似乎這進展較慢。」 李靜儀指,一些官員濫權的情況的而且確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形象破壞力很大,「市民的信心受損後怎樣建立返?一些人員通則紀律制度,尤其是對於領導主管或主要官員的紀律制度是否有問題?我記得去年的施政報告,政府都一再強調他們會檢討。當然檢討報告根據公職局的說法是已經完成,上呈了給上級,但現在這些制度是未修改。大家會質疑,是否退休離職是一條路?出事了,之後就退休,之後似乎很難追究。我想一些紀律制度的完善是需要的。」 依法施政是最低要求  她亦表示,依法管理、依法執行肯定是最基礎的要求,社會對官員的道德操守或職責上,有更高的期盼。作為官員或領導人員,不只要承擔法律責任。「在政治上或職位上的職效都需要有責任。這些都是作為政府委任官員,或續不續任一些官員上需要評估。你太沒政績,太交不了功課,對這部門的貢獻會很差,甚至投訴非常多,作為那主管人員或上面的領導官員,其實怎樣去處理他?未必真應留他在這位置上。我覺得將來需要有些機制輪換一些績效太差,能力太低的官員,避免他在這部門繼續影響這部門的運作。」 李靜儀指,有些其他地區甚至國內有些城市,如官員有其他問題發生影響到部門的運作或形象,政府可能會替換他,但澳門特區似乎不是這種文化。「甚至有些官員最後收回去當顧問。我覺得處理這些問題上,要有機制去處理。例如現在有些官員做事上,做得真的太HEA,甚至出了問題後如你不去換他,對於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心會有影響。即發生了很嚴重的事,公眾討論激烈,都不去處理,社會就會質疑政府內的人員的操守。是否真心為特區,為市民服務?」 她直言,很認同廉政報告前言的一段話:就連普通市民知道後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或事有蹊蹺。「問題是為何你手握權力,或裏面掌握着文件的官員可以視而不見?」「社會會質疑特區政府在委任官員上標準是否太低。對於另外的公職人員也不公平。有時市民批評時會說『政府係點』。當出現一次兩次,有官員出現這樣各種的情況,例如被廉署揭發呃津貼、假聲明、濫用職權,會整體影響形象,亦會影響公務人員士氣。『佢咁做,因為佢坐住個官位,唔使處理』。」 「但有些小職員、公務員都會跟我們投訴『我們這些小職員,試下填錯份表,都要行紀律程序,又這又那,但你這些官員可以發生這些事,廉署報告都揭發了,但仍可以官位繼續坐』,會有這樣一定的質疑,影響到士氣,或內部人員得不到公正處理。怎樣公正處理這些問題,這些機制是將來一定要建立。起碼內部公職人員會有返信心,你委任官員時真的需要看他的能力和承擔感。他真的會做事,而不是像內部很多傳言,咩身份,識邊個而入去。過往在澳門小城,人脈關係密切的情況下,好多這樣的說法,但問題是如果官員都真的太HEA,又沒績效交不了功課,又可以長年坐佔一個位置時,這些傳言很可能就被覺得很可信。」 改革關鍵 新政府要有氣量 問題這麼多,現時會否已積重難返?李靜儀坦言:「在公務員內部我比較多聽的意見都是說難。他們比較難表達意見,這些問題在不同的職場、機構都會發生,但作為在特區政府中,很多年以來公務員都會反映他們有口難言,或有些意見索性不作聲,其實這未必有利於改善我們管治上的問題。這真很視乎行政長官以至主要官員怎樣帶動一個氣氛。」 她又指,行政方面的改革,下屆政府應要放在重要位置。未來處理賭牌等問題可能會花了政府一些力量處理,「但政府公務員團隊的建立,或行政上的改革,也要快馬加鞭。」「接下來新一屆的特區政府,不排除官員上都會有變動,都真的很希望找到一些有承擔能力的官員去做嘢。」 她也提出,如下一屆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能更開明,吸納不同意見的話,相信能鼓勵人員或市民敢於去說明問題,或溝通渠道更暢通。「有時不一定是甚麼投訴,他發現了一些跡象時,去反映可能有利改善內部管理。但當你不鼓勵一個互相溝通的渠道時,自然積積埋埋變深層次問題,大家更不敢出聲。」 「但這我相信不容易。關鍵仍是這些領導主管或最高負責人,是否有這種氣量去聽不同的意見。當然不是指聽一就一,聽二就二,不斷搖擺自己的立場,但聽完這些意見後,自然就有辦法去分析及作出決定。怎樣鼓勵內部人員敢於去反映意見,這肯定是一種文化的建立。真的很視乎他的上級或主管有沒有這氣量去聽不同意見,接觸不同的人。」

「依法施政」是迷思? 余永逸:官員對社會期望需有敏感度

對於坊間有聲音認為,在「依法施政」的口號下,法律沒寫明反對的,官員做了,即使再不合理,也難令有關人士下台,公共行政學者余永逸指,「落唔落台」不只是法律層面,也是文化層面。 「例如有某個官員有婚外情,令政府蒙羞,會自己下台,不會說為何法律沒寫明官員有婚外情就要落台。」「市民可能都有這迷思——法律一定要寫明,寫得清清楚楚點點點就要落台,但總有一些是法律沒寫,你又覺得:為何法律沒寫?你就明白,法律永遠會滯後於市民的道德的期望,永遠都會有這樣的時間差,無論怎去完善。這落差是法律永遠追不了的。到最後你會發覺,我們永遠都在這循環中,不斷批評。」 他坦言,如公眾這方面不醒覺,永遠會沉淪在這循環中。「為何常說用法律處理?用法律處理就永永遠遠法律都有漏洞,就有時間差,繼續在這時間差中,利用這法律漏洞,去得到我想得到的。」 運用裁量權 官員要有敏感度 余永逸指,法律層面及政府日常運作而言,行政組織或領導或官員定要有一些「自由裁量權」。「怎樣去用裁量權是重要的。而政府常說『依法』時,法本身未必有很大問題,法亦容許你有一定的裁量權時,政府應用甚麼標準去行使裁量權?而那裁量權是否合理?我們的官員就沒有了這個『理』。這『理』也包括『同理心』的『同理』。」 他解釋,一個政府的形象低落,是因為形象不符合公眾一些倫理指標。「官員用裁量權時,沒考慮到公眾因素。裁量權就是他自己決定曬點用,但不是的。社會會有一個Norm,簡單來說就一個標準,即社會的道德、倫理上的標準,這標準雖然不是很具體,但基本上大家如用同理心去想時,大家就會明白:如我這樣做,公眾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考慮時,他們就會很小心去用這權力。但過去就是沒有。究竟是濫權,還是真的不知道?這我就答不到了。」 他又表示,在這方面,公眾期望官員對社會的期望要有敏感度。「這是委任他們時的一個標準。當他們符合不了這些標準時,或者他沒法適應或回應社會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行為時,是需要離開。其他地方你有否見到官員下台要寫明法律,在甚麼情況下他要下台?沒有的。這是文化上的。」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用法律,出了事就罰。但第一,出了事是罰才好;第二,你是否知道他犯了法?吹哨者(舉報人)的問題就是,誰去吹雞,出來投訴?誰敢?是否有保障?出來舉報時,是否擔心份工?尤其你是公職系統中。」確實,就廉署2014年至2018年的工作報告顯示,匿名舉報的百份比正不斷上升。 建立問責文化 民間也有責 他表示,不論是否民主政府都需要處理問責問題。民間也要有這意識,不只是強調法律。「因為法律永遠是滯後於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要展示我們覺得某行為不對,官員咁做是錯。」至於究竟甚麼情況下要落台唔落台,第一是政治層面的問責,第二是怎樣打造這種倫理文化。「我們不會希望每一次都有個官員出了甚麼問題,透過一定的社會動員,或政治壓力才迫使他落台。甚至乎當你有婚外情,唔使講啦,你自己識做啦,不需要動員。我們由最初沒這慣例,到變成有這慣例,中間可能有一定的政治動員或角力,但久而久之要建立的就是一套這樣的先例或倫理行為,即社會的標準,而這標準不是用法律模式去定。」 余永逸又認為,改善體制與誰當官員無關。「是新上場的特首是否有這魄力,有這認知。當然,我不知道這是否政府優先考慮的東西。但很明顯過去十年或五年,澳門政府在行政體系的改革是停滯不前,甚至是沒進度。只是強調智慧城市、電子政務,想着行政優化,但實際上沒針對核心的問題。」

楊鳴宇:管治質量=問責+回應

為何政府常在強調「依法施政」?公共行政學者楊鳴宇有這樣的看法:從前澳葡政府予人感覺效率低、貪污、管理不善,所以何厚鏵一上任時主要要做兩件事:一是治理貪污,二是公務員改革。「他要這樣做,是(因為)特區政府需要重新建立合法(認受)性。回歸後,沒有選舉,但政府也要有合法(認受)性,靠甚麼?就靠管治績效。」 但後來歐文龍的巨額貪污案被揭發,公務員改革也不特別成功。「到了崔世安時期時,跟何厚鏵時期也不太一樣。2003年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急速發展,經濟好了,問題也增多了。社會慢慢變得更多元,政府要處理的問題亦更多,對政府的管治有更高的要求,但很顯然,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制度原因,特區政府顯然未好好地做好準備;未做好準備,不能好好回應市民的需求,市民當然覺得不滿意。」 「正常民主制度,政黨會落台,換一個人們覺得可以做到嘢嘅人上去,但澳門做不到。澳門做不到,又沒法回應時,怎辦?於是政府慢慢有一個類似擋箭牌——政府依法施政,甚麼都跟返法律去做,就好似已經做咗嘢。」 管治質量=問責+回應 楊鳴宇表示,從公共行政角度而言,判斷一個政府的管治質量會從回應(Responsiveness)和問責(Accountability)去分析,而現在特區政府的回應性並不理想。對於現時按照法律、程序沒辦法懲治一些行為有違公眾期望的官員,相關人士連道歉也不用,楊鳴宇認為,「如真的一個有回應性的政府,明知大家都唔妥這事,最少可以表表態,現在連表態都慳返,究竟又是想表達一個甚麼訊息?」他指,政府的行政制度設計是向上負責,非向公眾負責,「簡單的邏輯就是誰掌握了問責的權力?公務員的問責是對下、對普通人,還是對上面?」 「澳門的情況是,行政程序很繁瑣,但這繁鎖很遺憾地只限制了低級公務員和一般市民,高級官員是沒法去限制。從來對於高級公務員的問責方式,要不通過選舉,或到法院行政訴訟,但澳門基本上沒人這樣做。」 接受反饋 促進問責與回應 他又提到,所謂「依法施政」可能存在幾個問題。「第一,誰有制定法律的權力?澳門立法會的法案99% 都是政府在主導,等於政府又當球員,又做裁判,變成一個閉環(closed circle),自導自演,其實問題從來沒解決。從這角度理解的話,為何會頻頻強調依法施政,其實是政府對於自己回應上的不足,又沒辦法用其他方式問責時,這是一個『擋箭牌』。」 他認為,是在沒辦法透過選舉問責的情況下,通過一些渠道接受市民反饋的地方,增加回應性。「但這做不做得成,就回到整個公務員體系是向上問責,要看上頭老闆有多重視。如他較重視,你收到反饋就跟着改進,但你畀完反饋後,究竟聽幾多,是沒法在制度上去控制他,你看澳門的公眾諮詢就知道了。」 他坦言,現在有重大制度缺陷,怎樣去解決沒有一個特別理想的方式。「幸運的話,如下任行政長官是個有魄力的人,重新啟動新一輪改革,由上而下可能會帶來一些改變,但如這方式如你不能將它制度化,不能變成一個大家都感覺政府有不對自己就可以去批評,批評後政府會有改進的;如政府和普通社會都沒將這文化覺得應要這樣做,就習以為常的話,我不會覺得在目前的制度下會有太多改變。」

蘇嘉豪:怕非下屆政府優先處理

近年特區政府常將「依法施政」掛在口邊,但表現常常令市民失望,就連《2018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亦指出「『照章辦事』、『依法審批』,從而為違法者打開了弄虛作假的方便之門」。顯然,單單「依法施政」已不能達到公眾期望。 對此,立法議員蘇嘉豪指出,澳門的法律滯後,很多都不能跟上今日公眾期望的標準。「法是20年前的法,但情理是2019年我們一個常人看的情理,無庸置疑全世界都在進步,無論是行政改革、政治改革或是社會改革,資訊咁流通,澳門人可看到其他地方在發生甚麼事。」「一打開網就見到其他國家對遊客如何管制,有甚麼新措施。例如荷蘭,人家遊客只是1800萬,是我們的一半,人家已經在喊救命。你擋不了市民對於情理的標準越來越全球化,除非你封曬網澳門只有內聯網。在擋不住的情況下,行政機器法律機器又生鏽,自然會出現這種政府和民間不協調的情況,亦令市民對政府的期望經常落空,因為我們是用現代的標準去看。」又擔心,新一屆政府會集中發展大灣區,忽略解決本地乃至公務員體系的問題。 法律滯後 未能回應社會 法律是否能符合2019年的社會發展,也影響着行政部門能否回應社會。例如要跟足程序聘請公務員,事必需時甚長,但同時,一些部門的服務及活動需求不斷增加。對於過往一些違規請人情況,蘇嘉豪認為要分兩個層面分析。「有些事一直做開,人情人情地做,但現代的標準看來就不合理,或很荒唐。」但有部分是「事出必有因」。「因為社會發展,政府攬太多事來做,要包辦太多活動,專業化也不斷提高,沒辦法透過舊有方式行程序去請,行完程序等完等罷都請不到想要的專業人士,我們是否抽出來後就用十年二十年前那套公職制度套入去,跟回以前那套?『依法施政』不會被廉署罵,不會被市民罵,但這又會出現格格不入。關鍵是抽了問題出來,有些雖然不合法,但合今天的理,其實就應去更新法律,或創設更多機制,去迎接社會新的變化。」 「當年2017年文化局出報告後,我幾次都有問陳司這事有何啟發,而不是很直接地『廉署指出唔依法,所以往後所有就依這法』。但好像都沒正面回應。文化局也沒出聲。究竟依這法可否解決這些問題呢?結果就出現裡外不是人。是依法,但入面搞到一團糟,那不如想想,現時公職制度面對很大的挑戰是,現在專業化越來越細分,文化旳人員甚至其他部門還有分很多細項,但現在其實很籠統,一堆人去考試,然後入職,於是水土不服。」「是否盲目地默守成規,守回以前那些法就可以解決問題呢?剛才的例子就是不可以,那就要在法制更新。」 自歐案發生後,特區政府似乎由「自由裁量權」一下子緊隨「依法施政」。蘇嘉豪指出,無論是「自由裁量」用得較多,還是「依法施政」較多,歸根究底,如政府本身的性質的認受性、產生的方式等不傾向讓市民可用有效制度去問責的話,都一定會產生這些問題。「澳門也是在面對這很核心的癥結。過去澳門自由裁量權運用得多,被人看到的是並非用在便民或利民方面,而是自利方面,這是為人詬病的。無可否認在這五年政府多喊了法制化、制度化的口號,亦做了一部分(工作),但有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例如本身法律滯後,要改的速度也是很慢。這是雙重疊加的效應,於是就卡着。」 他亦表示,法制化不是不好,但亦要警惕不能以此為名,將一些過去的潛規則、不太合理的做法合法化。「你將一些不成文的甚至是潛規則明文規定,再根據這白紙黑字去執行,就可以大條道理講是依法施政。究竟依甚麼法?是否一個不合理的法,甚或乎一個原先不合法的法?現在需要很警惕有這樣的趨勢,否則大家只聽到『依法』,背後沒意識到有些威脅就是,這『依法』原來是他們自己創制一些新的遊戲規則,去跟這些規則去治吏,然後可能影響到市民,損害到市民的權益。」 他又擔心,新一屆政府會集中發展大灣區,忽略解決本地乃至公務員體系的問題。「我覺得難上加難就是本身政府處理問題這機器已唔WORK,這唔WORK的機器連做還要去兼顧更加宏大的願望,就是在大灣區大展拳腳。這我覺得是很大的挑戰。」

巴黎聖母院 重建要幾年?

2019年4月,法國巴黎聖母院大火,其標誌性尖塔倒塌,引起全球關注。究竟修復這世界文化遺產建築要多長時間?有說五年,有說幾十年。法國文化遺產建築師呂澤強就憶述,自己老師當年修復聖母院一幅石牆就花了最少四年的時間。「因為要找原材料那種石」,而那種石是來自巴黎一個採石場,「但那採石場在100年前已停產了,已不繼續開採,採石場也已被列入了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名單。」 呂澤強是澳門目前唯一一位擁有法國文化遺產建築師資格的華人建築師,師承自曾任巴黎聖母院主修復建築師的Benjamin Mouton。學校名為「夏約學校」(Centre des Hautes Etudes de Chaillot),是法國修復建築的名校,已有一百多年歷史,而創辦人,正是深受設計聖母院尖塔的Eugène Viollet-le-Duc(維歐勒.勒.杜克)影響的Anatole de Baudot。 師承自聖母院前主修復建築師 呂澤強指,法國的歌德式教堂很多,不只是巴黎聖母院,學校講建築修復時都會講到這種建築一般會出現甚麼問題,當出現了又應怎樣維修、怎樣加固。上課才第一個月就有測驗,題目是法國有一間歌德式教堂因為火警,燒了屋頂,作為負責建築修復的建築師,第一時間要怎處理?怎樣加固?「其實跟今次很像。」 他分享道,「作為負責修復的建築師,未去到現場,透過一些相片和描述,應已可估計到大約的情況,以及制定安全措施,即已受災後,以建築物的高度劃一個範圍,不能讓公眾接近。因為未肯定(建築物)會否塌下,尤其歌德式的教堂燒了頂部。」「屋頂燒了,整個屋自身的重量和承重亦改變了。突然沒了屋頂,建築物的上部突然輕了,有機會令它某些結構有改變。因為之前幾百年都是這樣的狀態,現在突然不見了(屋頂)。」 呂澤強曾隨老師Benjamin Mouton到巴黎聖母院的尖塔參觀。那是不對外開放的部份。「巴黎聖母院非一年兩年內建成的。開始建時規模較小,後來不斷加建。」「老師告訴我們哪部分是(屋頂)最舊的(支撐)木架。」不同年代的木架,形狀設計也會不同,「一九四幾年前,有一個遺產建築師做了法國由中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的這些屋頂的木架變化,做了研究,成份嘢做曬研究。」呂澤強在法國考試時,有一道題也是問圖中的架大約屬那個年代。「可以看到他們對歷史建築的研究很深入。」 除了參觀尖塔,一班學生亦是到聖母院現埸看老師處理一些實際問題。1999年,法國一場暴風雨令聖母院一幅牆受到損毀。2003年呂澤強到法國讀書時,修復仍在進行。「在澳門這簡直不可能。」 為何牆都要四年?呂澤強憶述,根據老師的解釋,一是因為要找原材料那種石,那種石是來自巴黎一個採石場。「但那採石場在100年前已停產了,已不繼續開採,而且那採石場已列入了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名單。」找現代石材的可以嗎?「老師有解釋。以經驗來說,用不同的石質,只要有少少不同,包括裏面化學成份有少少不同,或物理狀態有少少不同,放上去後,幾年、十年、二十年可能沒事,但一百年後可能有事,因為放上去後,落雨時,水會經過新的部分,流入去舊的部分,有機會有某些化學反應影響舊的部份。」 材料的物理狀況,例如石質受壓的強度不同亦會影響建築。後來團隊在美國找到很近似的石材。「測試過都可以使用的了。但法國人覺得維修這個咁象徵法國的巴黎聖母院,不能用美國買回來的石來維修。後來經過考慮後,決定再開採一次那停產了的石礦場,目的是為了維修巴黎聖母院。」 建築文獻齊備公開 他坦言,法國總統馬克龍似乎對文物修復不熟悉,只從政治考量說五年內可完成。因為五年之後,可趕及2024年巴黎夏季奧運會那段時間可以重開,「但技術上應不可能。」 呂澤強指,法國的建築工藝沒失傳,法國也有為巴黎聖母院做了完整的測繪,以前的資料亦非常齊備,「所以對他們來說,重建可以很快,但要按剛才說的思路逐步逐步去做,所以會很長時間。」 他又指,在法國,聖母院以前的維修的日記全是公開,公眾可以從網上下載,「對他們來說不是秘密。」而在十九世紀設計尖塔時的設計圖等亦齊備。「法國的圖書館也可下載Viollet-le-Duc(維歐勒.勒.杜克)當年修復巴黎聖母院時的整份完整的計劃,是公開的。以他們的檔案和資料保存而言,重建是完全沒難度。因為他們保存方面真的做得好好。歐洲國家都是這樣,因為他們很早就開始這方面。」 呂澤強表示,現代意義的建築維修在法國有約百多年歷史,其中設計聖母院尖塔的勒.杜克是重要的推動人物之一。當時勒.杜克的方式被評為「風格修復」。「當年還未有維修、修復的概念,亦未有《威尼斯憲章》、國際組織,其實他們是探索者。」勒.杜克也將自己負責修復的案例筆記,整理成一套法國的建築字典。「不是一本,是十本,一套。」呂澤強稱,在法國,做文物修復的建築師都來自夏約學校。學校教的理論也很受勒.杜克的影響。「同學郁吓都會查這字典。這字典對於學校來說等於修復的聖經。」 「而且這字典現在可以免費下載。」這也可以?「係呀!真㗎!」他笑道。「我那時很想買,但一套十本,十本字典咁厚,我買了之後怎拿回來澳門?就沒買。現在原來咁好,可以免費下載。」 重建尖塔有爭論 有關聖母院的另一個焦點,是這座有八百多年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建築,其塔尖屬後加部分,約一百多年歷史。呂澤強表示,被燒了的尖塔相對而言歷史似乎不太長,但從文化或歷史角度而言,是有價值的。又指,自己看見有法國的新聞報道,有聯合國教科文中心的專家表示,巴黎聖母院是世界文化遺產,所以重建要考慮其完整性,但亦表示,不過勒.杜克設計的尖塔始終是十九世紀才加上去,究竟怎樣處理其實可以爭論。 「當然這專家說的只是他自己的意見,但你會發現,世界文化遺產都可以很彈性。在我來說,我就會考慮這尖塔所含有的文化歷史意義。雖然是十九世紀才建成,但距今也百幾年了,它也是歷史,是否應重建,這些真的可以爭論。如以完整而言,應要重建,但那世遺專家亦講了一些很彈性的看法。所以你看到,世界文化遺產暫時而言,很多方面的話語權都還在西方。如一些東方的世界文化遺產建築話被燒了建新的,可能世界文化遺產那邊的專家會反對。但換成西方建築,西方的專家又容許一些這樣的彈性。」 「所以講到最終為何很政治,其實這些都是話語權。雖然有《奈良真實性文件》說亞洲等地方的文化遺產的修復要考慮當地的文化,但整體而言話語權始終暫時還是以西方為中心。暫時都是這樣。」

關於生物史、物種大滅絕的讀書筆記

「如果人類的發展軌跡有危險,與其說是危及我們本身物種的生存,不如說是實現了生物演化的最大諷刺:在人類心智達到自我了解的那一瞬間,生命最美妙的傑作已註定毀滅。」——威爾森(E. O. Wilson) 地球上過去的五次大滅絕 《生命的故事:演化》裡,我讀到了地球上所生活過的形形色色的動植物,有些活了幾億年,在地球上多次物種大滅絕都倖存下來,這些動物有水母、鸚鵡螺等,也有的物種曾經興盛,幾乎主宰了地球的生物圈,卻在一次突然的環境變化中消失殆盡,如菊石和恐龍,長畫卷般的生物肖像,彷彿讓人穿梭在時空中,看生命的演化,思考自己在時間上的位置。 書中介紹到地球的生物史上曾經有過的五次大滅絕,配合凱蒂美輪美奐的插畫裡生命形態的變遷,有獨特的閱讀感受。這五次大滅絕的原因,基本上與地球上環境經歷劇烈變化有關,例如奧陶紀晚期,整個地球變得天寒地凍,海平面下降,導致了至少一半的生命形態徹底消失;晚泥盆紀正處在盤古大陸形成的階段,那時候的大滅絕發生得十分緩慢,可能跟因為原本並不接壤的陸地合併,而引發外來物種入侵有關;二疊紀晚期的滅絕事件則是史上最嚴重的大滅絕,原因至今未明,不過可以知道的是大量的碳被排放到空氣中,使得溫度飆升,用了短短十萬年,就導致了地球上95%的物種滅絕,也是史上唯一一次昆蟲的大滅絕事件,地球上的生物圈後來花了數百萬年才恢復生機;導致恐龍滅絕的白堊紀末大滅絕,目前則普遍相信跟小行星撞擊地球有關,一次撞擊所引發的氣候變化、空氣塵埃、充滿毒性的海洋,都是造成地球上大量物種滅絕的原因。 第六次大滅絕和人類世 2015年的普立茲獎是一本和地球生物史的現在進行時有關的科學調查——《第六次大滅絕:不自然的歷史》。作者伊麗莎白寇伯特藉由五種已消失的物種以及七種瀕危物種的故事,探討地球環境的變遷與人類的處境。和以往任何一次大滅絕都不一樣的是,這一次的大滅絕,所引發的原因既不是小行星撞擊、也不是火山爆發、或是由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劇變,這是一場「很可能由人類所引起的大滅絕」。 46億年的地球歷史上,現代智人不過佔據了短暫的20萬年,我們從新生代的末期開始進化,直到現在。如今地球所經歷的地質年代,近年來科學家們已經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名詞,就是「人類世」。這個名字由發現消耗臭氧之化合物效應而獲諾貝爾化學獎的荷蘭化學家克魯岑提出,他不滿延續至一萬多年前冰河世紀結束以來使用的「全新世」,認為我們已經處在新的地質年代,而用「人類世」來命名再合適不過。 我們用燃燒化石能源改變了大氣層的組成,繼而造成了氣候的變化,同時我們改變大部分地表的面貌、使用世界上超過一半的淡水,除此之外,現代智人也藉由飛行、長途的遷移、食用或圈養動物把地球的生物圈攪拌成了新的格局,這個新的格局對於地球上的各種物種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這一切的後果,造成了史上最快的物種滅絕速度。 大滅絕是個令人害怕的話題,幾乎可以說令人驚恐萬分,但是同時也令人著迷。對於不願面對的真相,我們如何去看待?對於我來講,恐懼也許無可避免,但更重要的是,對於我們現在生活其中的每一刻,懷有感恩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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