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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保衛中國?誰在保衛香港?

原圖見維基百科

特區政府日前宣佈今年開始將每年9月3日及12月13日,分別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日」及「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並會舉行官方活動紀念。特區政府的根據,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初的決定,那麼中共的抗日歷史是怎樣一會事呢?

每年中共也會搬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但事實是8年抗戰中,共產黨的抗戰功績,僅有所謂的平型關和百團大戰,其中平型關大戰殲敵一千多人而已,而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組織了22次大規模戰役,1117次重要戰鬥,38萬多次小規模戰鬥,消滅日軍累計233萬人。其實在1937年,國民黨有300萬軍隊,共產黨只有2萬人,誰是抗戰中的中流砥柱已經清楚不過,但重點是「中共在抗日時,到底在做甚麼?」

抗日戰爭,共產黨在幹什麼?

1976年台灣國聯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日記》中記述,共產國際駐延安記者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於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工作的情況,書中説:「只要敵人(日軍)發動進攻,八路軍就退到山裡,避開衝突」、「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其佔領區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同敵人和平共處。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在佔領地區過冬了。而八路軍部隊就在這附近晃晃悠悠」、「中共領導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在華北牽制日本派遣軍,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到前線去跑一趟,使我確信中共領導並不想打日本人;他們把戰爭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據地的良好時機。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隊,而是靠日本和國民黨兩種力量的對峙來建立他們的根據地。……必要時,他們會幹掉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友,而奪取政權」、「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卻,卻在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機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不可估量的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只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的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搞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抗日)!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毛澤東嚴厲地禁止了」、「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全都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已嚴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不得對日本人採取任何有力的作戰活動」、「毛縱容侵略,聽任國家被日本佔領」和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會議秘密決定「七分自我發展,二分妥協,一分抗日」的內部指示等等,都說明抗日戰爭的中共主要並非在抗日。

勾結外國(蘇聯)勢力

近年常說別人勾結外國勢力的中共,除了與當時的蘇聯有「特殊」關係外,書中還有一段說「中共中央主席急於利用美國來站穩腳跟,以便立即突然襲擊蔣介石」、「實際上,在這幾個月中,一直在想把自己出賣給白宮的,是他(毛澤東)而不是蔣介石」。現在經常說不容許國家分裂的中共,當時卻有分裂國家的打算,書中稱「毛澤東把趕走侵略者的「麻煩」寬宏大量地讓給盟國,將來也許還要讓給蘇聯。為了爭取統治這個國家,他寧可去同蔣介石打仗。……萬一攫取全國的計劃失敗,毛澤東就打算在華北建立起他自己獨立的主權國家」,再加上在延安種植和販賣鴉片致富的事實。總結中共在抗戰的歷史,理應是不堪回首,但又不得不依靠說謊和偽造歷史來為自己開脫。

除了以上的重點,在香港設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日」還有甚麼問題?主要是香港與中國在這次歷史中,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軌道上。1941年12月8日香港保衛戰爆發,當日日本陸軍第38師團越過深圳河,9日晚及10日早上攻破城門碉堡及金山防線,迫使駐港英軍提早在10日下午起撤回香港島,13日,雙方在維多利亞港連日隔海砲戰。18日晚上,日本軍隊登陸港島東北,遭到人數比較少的駐港英軍頑抗,希望阻止日本軍隊進入維多利亞城市區,19日早上英日雙方在黃泥涌峽激戰連場,最終以西旅司令部失陷、羅遜准將陣亡、駐港英軍反攻失敗告終;及後駐港英軍的防線逐步瓦解,日本軍隊在港島北的聶高信山打開缺口,遭到駐港英軍的頑抗,使到其各路攻勢於淺水灣酒店、壽臣山及紅山半島等地方一度停滯,然而駐港英軍已經折損嚴重,逐漸被日本軍隊分割為東西兩部,再加上多次反攻俱告失敗,促使港督楊慕琦及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考慮投降。不過在倫敦的命令下,駐港英軍繼續抵抗。22日至25日,駐港英軍西旅在黃竹坑、中峽及灣仔一帶接連敗退,楊慕琦最終於25日下午決定投降。至此,日本成功佔據香港,香港淪陷。

保衛香港戰役由英國開打

這次戰役防守英軍主要是皇家英軍,配合加拿大和印度的援軍,加上不足2,000人的香港義勇軍,形成13,981人的軍隊,最後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夏愨少將在30日率領皇家海軍重光香港(香港道路—夏愨道名稱的由來),正式結束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英軍統計戰役中大概造成1,679人死亡,1,042人失蹤,10,818人被俘。

英軍於香港戰役中陣亡的將士及戰俘,主要安葬於赤柱軍人墳場、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及日本橫須賀的英聯邦軍人墳場。自香港重光後,位於皇后像廣場旁邊的和平紀念碑及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每年都有舉行戰爭紀念活動。

1946年起,香港政府把8月30日訂為香港重光紀念日,以紀念英國於1945年當日正式重新管治香港。重光紀念日還被定為公眾假期。1968年起,重光紀念日改為8月最後的星期一及之前的星期六。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特區政府因政治關係不再紀念香港重光,其公眾假期也遭取消。

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情況下,取消重光紀念日及加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日」及「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其意義除了要人們忘記香港本身的歷史外,還有更深的意圖,就是把中共繼續維持統治的唯一救命稻草-民族主義移殖往香港。

本身按照共產主義的理念,應講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但中共不單非常講求民族主義,還把它徹底應用在麻醉國民反抗的意志上,其用法是先把一個不存在的敵人無限放大(例如在現在日本還是文人政府的情況下,不斷宣傳日本有軍國主義的意圖),再加上一連串的面子工程(如奧運獎牌、航天工程、設計深度7000米的蛟龍號、航空母艦遼寧艦等等),讓人民徹底忘記了國家的組成重點不是面子,而是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和在太平時期人民的最大威脅和懷疑對象,必然是掌握權力的人,也即是政府。

中國走民族主義老路

在香港,無論是高級知識份子或是一般市民(特別是老一輩),都不自覺地被殖入一定程度的中共式民族主義,和過度沈迷大一統的思維。但因為中國所謂崛起而自豪的民族主義者,永遠都不能回答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中共動用2,000萬美元購買航空母艦遼寧艦(還未計算改裝及維修保養的費用)、支出接近420億美元的08北京奧運會(外國媒體估計)、花費巨款研製的蛟龍號、天文數字開銷的航天工程、每個成本接近十億的奧運金牌、每年接近八千億的軍費開支和近三年超過軍費支出,同樣接近八千億的維穩費等等。

但同時卻對接近一億人活在貧窮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5.5億人感染結核菌 、1.3億人患乙型肝炎、7.2億人缺碘營養不良、近半青少年中鉛毒、一億二千九百萬人感染土源性線蟲、五十五萬人感染帶絳蟲;一千二百四十九萬人感染中華分支睾吸蟲(中國衛生部2005),加上有毒食品橫行市面,如毒奶粉、石蠟火鍋、含鉛茶葉、潲水油、黃變米、陳化米、拋光米、毒大米、回收奶、早產奶、還原奶、罌粟火鍋,數量之多不勝枚舉,再加上空氣污染、貪污、腐敗、財富收入不均、政治制度嚴重落後於先進國家等等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為甚麼中共不是視若無睹,就是愛理不理呢?

實在難而明白的是,中國民眾每天都要面對生活困難,生命受到各方面威脅的同時,號稱愛民如子的中共,為何還有金錢、時間、精力去研究甚麼航天工程?舉辦甚麼奧運會?宣稱只會防守本土永不稱霸,但卻動用天價購買、改裝及維持一隻遠程作戰的航空母艦呢?說穿了,這就是中共為了維持政權,讓民眾因為所謂的自豪感,而忘記了每天自身的權利都被剝削的事實,創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技倆而已。

玩弄中國被威脅論

第二個中共使用的方法,就是自我製造一個敵人,玩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把戲。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布殊的票數還要比對手戈爾少超過50多萬票(只是因為選舉人票而勝出),在他上任8個月後發生了911事件,因為國家受到襲擊而產生的團結情緒,使他當時的支持度竟高達90%。中共的方式,就是希望讓民眾永遠停留在幻想國家受威脅的時空裡,從而產生團結對外,忽視自身權利被剝奪,因為如果人民意識到現實,就有可能產生出反對政府的行動。即是說中國在不斷宣稱外國有人宣傳「中國威脅論」的同時,自己卻不停在國內大力宣傳「中國被威脅論」一樣。在香港的政改討論上,中共官員嘗試以「國家安全」作為討論焦點,其實也與這個「中國被威脅論」如出一轍。再加上這方式的好處,是政府能輕易把所有的問題,簡化成外部勢力的不軌圖謀,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所以這把戲中共玩弄了幾十年,依然樂此不疲。

在香港,不自覺地接受這兩種方式的人眾多,更甚的是由於大部分香港人在傳統中國式父權主義的環境下長大,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看成父親與兒子般的與生俱來(由稱呼中國政府為「呀爺」可見),因此嚴重缺乏能改變現狀的勇氣,若是再加上民族主義的毒害,香港人的質數相信會出現拾級而降的情況。

【記者節不快樂】控年代毀諾 壹電視工會告上NCC

每年,都有同業過勞死、中風癱瘓,但是為什麼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發聲?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家庭,包含來採訪的各位同業也都有。不過,今天我們還是決定站出來,因為我們已經受不了了。

九一是記者節,日前取得罷工權的壹電視工會選在記者節當日到NCC前抗議,控訴資方背棄當時收購壹電視時所立下的四點承諾,包括壹電視員工補實計畫、兩新聞頻道之經營區隔、維持新聞頻道之編採獨立自主、涉己事件規範原則。許多聲援學者以及勞動團體也認為,年代老闆練台生跳票,正是給NCC公權力行使的考試,NCC身為主管機關,應該維護新聞工作環境的健全與多元。

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表示,目前壹電視的員工人數只剩下兩百多人,比起被收購前的七百多人,剩下一半不到。而且當時資方承諾的員工補實也完全沒有做到,「之前資方先是從年代調了30幾個業務來到壹電視,告訴大家他們在補實員工,接著,在工會取得罷工權後,資方居然把整個壹電視的工程部調到年代,所以現在的壹電視必須仰賴年代的工程協助,天底下有這樣的事嗎?」

鄭一平認為,練台生公然違反當初立下的承諾,NCC應該要介入調查。然而NCC似乎只在乎電視新聞的畫面有沒有露乳溝、屍體有沒有打上馬賽克,對於資方公然違法、背棄新聞倫理,完全不聞不問。「法律賦予NCC這麼大的權力、委員有如此高的學識,然而對於新聞的意識形態、報導偏頗,等等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台灣新聞環境變得如此,NCC要負很大的責任。」

除了壹電視工會與勞工團體外,多位傳播學者也到場聲援。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說,記者節本該是一個屬於記者的節日,然而今年還是有新聞從業人員必須為了自己的處遇站出來抗議。但同時也很開心看到壹電視工會為了權益站出來抗爭。

「工會一系列的行動不單單只是為了壹電視,更是為了所有的新聞媒體工作人員。我認為這將會是台灣媒體改革重要的里程碑。」劉昌德指出,近期韓國的媒體罷工,是由公共媒體發起,除了捍衛新聞自主外,也同時也對執政黨提出批判。然而比起有相關法令規範的公共媒體,只有工會法保障的壹電視工會的罷工行動更加不容易,然而也值得肯定與支持。「我相信,當資方使用越激烈的方式打壓,工會的反彈也會更激烈。」

劉昌德也批評練台生承諾跳票一事,不單單只是背棄壹電視的員工或NCC,而是背離了人民。「練台生經營壹電視的這項特權,是人民與公權力透過NCC而賦予的。今天他毀棄對壹電視的承諾,就是毀棄對人民與公權力的承諾。」

剋扣勞動條件 傷害報導品質

已經在壹電視待了三年的一名編輯說,併購到年代集團之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力裁撤、工作負擔變重。由於壹電視和年代記者混編,等於一個記者要供稿給兩家電視台,不僅要顧及兩家電視台不同的取材角度,當重要新聞發生,兩家電視台都搶著要當頭條播出,或是要求記者現場連線,常造成兩家編輯台「搶人」的狀況,為了不讓對方編輯搶先,要求記者不能掛斷電話、隨時等待連線,好一點的狀況則是要求記者相隔五分鐘就要再幫另一台連線。

該位編輯也說,先前壹電視約有35名的編輯人力,現今只剩下16人,遠低於一般電視台約25人至35人左右的編輯台編制。面對不斷出走的空缺,公司不願意補人,或只聘用便宜的新人,讓原有編輯必須不斷負擔教育新人的工作,「曾經有一名已在壹電視工讀一年多、剛拿到碩士學位的工讀生想轉正職,組長開出28k的薪水,上頭就是不同意,只願意給25k。」結果留不住人,最近更以「等工會的事情告一段落」為理由,擱置補足編輯人力的計劃。

每況愈下的勞動條件也反映在新聞選材與報導品質之上。該編輯指出,過去壹電視記者提出想深入調查的題目,主管願意給三天、甚至一星期的時間去做追蹤報導;壹電視也做過不少臥底、踢爆等具有新聞價值的深度報導。但被併購到年代之後,新來的主管不顧記者意見,只在意別家電視台、報紙有沒有做過。面對長達18小時的新聞時段(早上六點至晚間十二點),記者人力不夠,主管也要求編輯上網尋找有趣的影片、資料,填補時段,「人力不足的情況下,還要求量,就是會傷害報導品質。」

該名編輯也指出,上級長官喜歡拿壹電視與年代做比較,例如壹電視原本補助500元的出差費用,只能實報實銷,但年代只有200元現金,長官就說為什麼年代可以、壹電視不行?許多方面都是「以成本考量」。「這是一個很卑微的要求」該名編輯苦笑說,雖然以前有12天的全薪病假,但他三年來一天也沒請過,因為媒體運作採排班制度,放了一兩天的勞動節、颱風假,也不會讓企業損失一天營收,對於平時工作都長達10個小時以上的新聞工作者,排班補休只是一個「卑微的要求」。

NCC:年代並無拒不履行承諾

面對壹電視工會以及聲援團體要求NCC應落實公權力,NCC代表出面接下陳情書後,僅在官方網站上刊登一篇聲明稿回應。聲明中表示,NCC認為接手壹電視的年代經營團隊目前並無「拒不履行」併購時承諾的條件,NCC表示會持續要求落實承諾事項、納入評薦與換照的考核機制。對於壹電視工會訴求人力不足、抗議資方打壓以及勞動權益受損等事項,NCC僅回應壹電視資方於今年3月提出的員工補實計畫已補足所需人力,並認為勞資爭議該由勞動主管機關負責。

壹電視發表聲明否認工會說法

壹電視下午則發表聲明,表示因交易案耗時九個月,營運長期陷入不穩定,近期才逐漸減少虧損。面對工會及聲援團體質疑違反NCC開出的併購承諾,壹電視反駁,認為六項承諾皆依規定運作,並與NCC保持口頭及書面聯繫、溝通,並未怠惰與疏忽。針對工會所提之員工補實與旗下兩新聞台(壹電視與年代)頻道區隔,壹電視表示有持續貫徹編播審獨立原則。

壹電視聲明中也指出,已確實履行當初不減薪、不裁員、保障一年13個月薪資等承諾,但因虧損壓力及內部勞動條件不一情況下,部分勞動條件待協商,但對於工會提高抗爭強度,若涉及不實指控與傷害公司名譽,將採取法律途徑捍衛權益。

學校教育與政治(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2014)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第11期〈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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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之三:學校教育與政治

政治乃眾人之事,與我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討論時政亦是公民教育及通識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教師處理爭議性議題時,有何標準可作參考?

背景
一九五○年代,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香港爭奪意識形態的陣地,香港政府透過《教育條例》規管學校,禁止學校及師生參與政治活動及宣傳。一九八九年北京民運,有香港師生討論民運並參與聲援遊行,違反不准參與政治的禁令。當局於一九九○年修改《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稍稍放寬學校參與政治的規定。譬如將《教育條例》第八十四(一)條有關禁止師生參與政治活動條文改為「(m) 對在學校傳布或表達顯然有偏頗的政治性質的資料或言論的管制」及在《教育規例》訂立第九十八(二)條「署長(按:現為常任秘書長)可就任何學校傳播政治性資料或表達政治性意見方面,向該校的管理當局給予書面指示或其他指引,以確保該等資料或意見並無偏頗」等。一九九七年,陸恭蕙議員認為上述條文「形同公開邀請當局進行政治審查」,並在立法局提出廢除條文,但遭政府和不少議員反對,廢除不果。[1]

教育目的包括尊重人權
教育的目的包括培養學童尊重人權,見諸於國際人權文書。譬如《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二)條訂明「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及《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九(一)條訂明「培養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尊重」。而香港《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2.6對公眾的義務」訂明教師「應把尊重人權的教育視為要務」及「應致力培養學生的自由、和平、平等、理性、民主等意識」,教師亦「應以身作則履行公民的義務」及「應積極支持及推廣公民教育」。

課堂討論爭議性議題
若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爭議性議題,有何準則可供參考?

從《教育規例》第九十八(二)條的規定,可見教師在課堂上討論爭議性議題應不偏不倚。但並非凡事鋪陳正反論點就是持平。在英國一宗關於政府派發教材涉政治灌輸的案件,法官指出「平衡(balanced)展示不同觀點,並非要求老師用同等時間來闡釋相反觀點,而是要做到公平公正(fair and dispassionate)」。[2] 在香港鏗鏘集《同志戀人》司法覆核案,[3] 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民指出「在某些議題如對抗禽流感或兒童奴隸,難以正反並論」,[4] 持平即是「公平處理議題(dealt with fairly),並無偏袒(no prejudice is shown)」。[5]

課外活動與疏忽責任
至於校外活動,若學生自行參與社會運動,而教師並無阻止,學生最終受傷,教師會否負上疏忽照顧學生的民事責任?

疏忽有四個元素,包括「照顧責任、失責、因果關係及失責導致可合理預見的損失」,缺一不可。[6] 一般而言,教師對學生校內行為負有照顧責任,但對校外行為則不然。若學生自行於校外參與社會運動而受傷,教師並無直接令學生受傷,該社會運動亦與學校無關,極難符合疏忽民事責任的元素。

但若教師明知有可能受傷,仍不斷鼓勵學生甚至帶領學生參與特定社會行動,則有疏忽民事責任的風險,當中最難證明學校或教師的失責導致學生損傷。

凡是學校舉辦或批准的課外活動,包括遊學團及課外考察,均有受傷風險。教師須照顧學生安全。若要減低風險,應採用風險評估五部曲,採取預防措施。[7]

註釋
[1] 立法局參考資料摘要《一九九六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立法會CB(1)132/96-97(01)號文件,香港人權監察《簡史:國民教育的前世今生》,二○一一年八月。
[2] 莊耀洸《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之意見書》,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立法會 CB(2)2240/10-11(01)號文件。
[3] Cho Man Kit v. Broadcasting Authority. HCAL69/2007. Date of Judgment: 8 May 2008.
[4] 同註[3]。段七十一。
[5] 同註[3]。段七十四及七十五。
[6] T v Kan Ki Keung, Stephen & the Methodist College. [2002] 1 HKLRD 29, HCPI 443/2000. 21 December 2001─莊耀洸《民事疏忽法律問題探討》,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法治教育計劃,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7] 莊耀洸〈戶外活動〉─《社會福利與法律應用:溝通與充權(增訂再版)》,趙文宗、洪雪蓮、莊耀洸編,紅投資有限公司,香港,二○一一年。

參考資料
本文參考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法治教育計劃於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通識教學中潛在的法律風險及教師的權利和限制」講座的內容。影片請按此

專訪—陳祖為談公民抗命(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2014)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第11期〈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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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之二:專訪—陳祖為談公民抗命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陳祖為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問:公民抗命與非暴力抗爭有何分別?
答:公民抗命歷史較長,有不同說法。狹義來說,公民抗命假設政治制度仍可接受,並非太不公正和太腐敗,但部分法律或政策非常不合理不公平,譬如嚴重侵犯人權、歧視及違反程序公義等。

公民抗命與暴力革命不同,因為暴力革命旨在推翻政治體制,而公民抗命旨在改變法律或政策,採用非暴力手法。公民抗命亦與合法抗爭不同,因為公民抗命必然違法。至於非暴力抗爭,定義較為籠統,包括合法及違法抗爭。

公民抗命者須公開解說公民抗命的理據,指出其抗議的法律或制度不符一般人所認同和相信的政治價值原則,並真誠抗命,其行動出於對信念的堅持,而不是出於個人利益。

此外,公民抗命與良心反抗不同。譬如有人基於殺生違反宗教信仰而拒絕服兵役,此屬良心反抗。良心反抗者很多時訴諸個人的宗教或道德信仰,而公民抗命訴諸大眾政治原則。良心反抗者並不一定是倡議改變法律或政策;公民抗命則面向公眾,透過以身試法引起討論,從而尋求改變法律或政策。

問:你認為公民抗命對於獨裁政權以及如香港般置於獨裁政權下的自由社會有何意義?
答:香港有半民主的政治體制,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並且是法治社會。我們應有國際視野,認識公民抗命有異於一般犯罪,接受這種在民主社會中的特別政治行為。

在香港,官員及建制派將公民抗命等同一般犯罪,譬如有報道指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以「店舖盜竊類比佔領中環」[1] 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佔領中環犯法,公民抗命不可凌駕法律。[2] 其實,公民抗命與一般犯罪不同,並不是為個人利益而犯法。一般犯罪為了私利,犯罪後逃避刑責,而公民抗命是基於公眾利益的公開行動,目的是改變他們認為不義的法律或政策。而正因為尊重整體制度及法治,才會甘於接受法律制裁。中國並無公民抗命的概念,認為公民抗命就是挑戰政權。而香港與中國不同,不應以獨裁政治體制的角度理解公民抗命。

問:公民抗命的目的是提倡改良不義法律或政策,前提仍是認同體制。在香港,有些人認同一國兩制,但不認同中國一黨專政,是否適宜公民抗命?
答:公民抗命,譬如佔領中環只是要求普選,而不是改變香港整個制度,而普選是當權者所應許,並於《基本法》訂明,符合公民抗命的前提。佔領中環針對的是香港政治選舉,並非針對中國。即使只認同一國兩制,不認同中國一黨專政,公民抗命仍然適用。

廣義來說,如果整體制度極不合理,公民抗命較易為人接受。但若整體制度相對合理,只是部分法律或政策不合理,公民抗命需要有充分理據並願意接受法律制裁,否則便是視法律如無物,輕視相對合理的制度。

所以公民抗命者必須:(一) 公開說明公民抗命的理據;(二) 不為私利;(三) 如John Rawls視公民抗命為最後一著,先盡可能使用其他合法方式表達意見,譬如示威或遊說議員等,仍告無效才公民抗命─但此說法有爭議;(四) 願意接受法律制裁,其前設是在相對合理的制度下,公民抗命者承擔法律責任,以示尊重法治,又或是公民抗命者的理據可能有錯而甘於受罰,如此才可說服公眾支持。

至於如何裁判,視乎法官是否尊重公民抗命,將它與一般犯罪行為區分,予以輕判。

問:一般來說,公民抗命是窮盡方法之後也改變不了不公狀況的最後一著(last resort)。就香港政制而言,是否已別無他法,要行使公民抗命?
答:現時為了爭取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普選,應該已用了不少辦法,譬如參與政改諮詢及遊行等。現階段的佔領中環只是一種威脅,若然爭取到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普選,就不用佔領中環,不然,如政府最終拿不出真正的普選方案,相信會出現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

問:你認為中央及香港政府會如何打壓佔領中環?打壓到甚麼程度?中國以「消滅於萌芽」打壓中國維權運動,這種手法會否套用於香港?
答:現階段難以估計。中國已用盡法律許可的方式打壓佔領中環,譬如有反對佔領中環的民間組織、局長出言反對及中國官媒批評佔領中環是非法的鬧劇等。至於中央及香港政府會如何應對佔領中環,視乎屆時參與人數及場面。

問:為何公民抗命須採用非暴力手法?
答:在相對合理制度下,宜採用非暴力手法,因為沒有充足理據而使用暴力,難以令人信服,亦會轉移焦點,不再聚焦於不合理的法律或政策,適得其反。譬如甘地採用非暴力抗爭有複雜考慮,包括政治、宗教、政治效果及可否爭取公眾同情。非暴力有其實際力量。如果行使暴力,責任會落在公民抗命者一方。若抗命者採取非暴力方式又承擔法律責任,當權者若要大力鎮壓就要付上巨大的道德及政治責任。至於革命,則是在制度極不合理極不公正,公民無責任遵從該制度,甚至有責任推翻時才可考慮,但是否應該暴力革命,則需慎重衡量暴力革命帶來的後果。

問:香港有否公民抗命的突出例子?
答: 二○○○年十月二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自覺使用公民抗命的語言,公開解釋拒絕按《公安條例》的規定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因由,透過非法集會遊行抗議《公安條例》侵犯香港市民的表達自由。

註釋
[1]〈李國章以店舖盜竊類比佔中 戴耀廷:混淆公民抗命與犯罪〉,刊於AM730,2013年6月26日。
[2] 黎棟國〈佔中本質與影響〉,2014年6月12日。

淺談公民抗命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2014)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第11期〈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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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之一:淺談公民抗命

前監警會主席翟紹唐資深大律師曾在訪問中稱,公民抗命在不少普通法國家已有數百年歷史,「看不到有影響法治」,並引述英國法院判辭指「公民抗命是優良傳統」,「參與者要準備承擔法律責任」。[1] 公民抗命是甚麼?讓我們來一起探討。

抗議不義之法和政策
公民抗命,又稱公民不服從,此詞源自梭羅〈公民抗命的責任〉一文。梭羅因反戰和反對奴隸制度而拒絕交稅,並因此入獄。他認為「當法律有違道德,最高尚的責任就是違反這些法律,並接受懲處,引導社會大眾關注事件的不公」。[2]

公民抗命是指公民出於良知,蓄意採用非暴力手法公開以身試法,並承擔法律責任,以抗議及突顯不公義的法律或政策的政治行為來引起社會關注,促使政治制度、法律或政策改革。[3]

至於在何種情況行使公民抗命,一般來說,在窮盡途徑,別無他法的情況下,為了阻止政策或惡法繼續損害社會公義,公民可行使公民抗命。[4] 譬如John Rawls認為行使公民抗命的條件包括「嚴重侵犯平等自由」、「真誠向政治多數的正常申訴後,仍然無濟於事,公民抗命便是最後手段」及「少數群體組成政治聯盟公民抗命,以免公民抗命人數過多,令法律和憲法崩潰」。[5]

時至今日,公民抗命概念尚在發展,仍有許多學術討論。

聯合國非暴力抵抗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一條指「人民意志是政府權力基礎」。聯合國提倡「非暴力抵抗」,即「拒絕使用任何肢體暴力達至社會或政治變革」。非暴力理論其中一個重要原則是主權在民,「人民可透過非暴力方式撤回同意以及拒絕合作,以削弱統治者權力」。非暴力行動大致分為「抗議及游說,包括遊行及通宵晚會」、「不合作運動」及「非暴力干預,包括圍堵以及佔領行動」。[6]

公民抗命並無影響法治
雖然公民抗命觸犯法律,但與純粹犯罪不同,公民抗命是出於良知公義,在認同現行政治及法律制度的合法性的前題下,公開以身試法,並願意接受法律制裁,促使改革政治制度、修改不公義的政策或法律,以保障公義及人權,[7] 這符合法治最高層次「以法達義」,[8] 不會破壞法治。

公民抗命的重要性
有人或會擔心公民抗命會引致社會混亂。反之,John Rawls指出「如果公民抗命威脅社會和諧,責任不在抗命者,而在於濫權的人」。[9] John Rawls指「雖然公民抗命違法,但它鞏固憲政制度」,「若行使公民抗命時有適當限制及準確判斷,有助維持及加強公義制度」,並可「穩定秩序井然甚或接近正義的社會」。[10] 國學大師余英時亦指「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11]

公民抗命是現代自由民主社會政治文化的一部分。[12] 有普通法法院認同公民抗命的重要性,譬如英國上議院判辭指「在英國,基於良知而公民抗命有悠久和光榮歷史。有時歷史會為那些反對不公法律或政府施政而以身試法的人平反,爭取婦女參政就是一例。可包容公民抗命此類示威遊行,是文明社會的標記」;又指公民抗命的「示威人士表現合乎比例,不會造成過分損害或不便」,並承擔法律責任接受懲處,另一方面「警方及檢控官表現克制,裁判官判刑亦考慮示威人士基於良知而公民抗命的動機」。[13] 加拿大法院判辭指「公民抗命對民主變革至為重要」及「若公民抗命並無傷害任何人、損害財物、嚴重限制社會必要服務或只屬輕微干擾他人權利,政府回應必須清晰,但無須苛刻」。[14]

註釋
[1]〈翟紹唐:公民抗命或可創改變〉─明報,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2]〈公民抗命〉─《人權字典中英對照》頁五十七,黃默總編輯,台灣教育部出版,二○○七年。
[3]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320.
[4] Lawrence Quill. Chapter 1 “What Civil Disobedience is (and is not)”. Civil Disobedience: (Un) Common Sense in Mass Democracies. 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009. Page 9.
[5] 同註[3],頁三二六至三二八。
[6] 聯合國網頁〈國際非暴力日〉
[7] 同註[4],頁十五。
[8] 「法治層次順序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及以法達義。」─戴耀廷〈我們要什麼層次的法治〉,刊於明報,二○○五年四月七日。
[9] 同註[3],頁三四二。
[10] 同註[3],頁三三六。
[11] 余英時〈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刊於蘋果日報,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12] 同註[4],頁二及四。
[13] House of Lords. R v Jones. [2006] UKHL 16. 29 March 2006. Para 89.
[14] R. v. Mayer [1994] YJ No. 142. From Leo McGrady Q.C, Protesters’ Guide to the Law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British Columbia. Take Back Our Community Edition. British Columbia. 23, 24 September 2011. Page 7.

延伸閱讀
《公民抗命》─丁若芝著,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二○○四年七月。
《直接行動》─葉蔭聰著,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二○一○年七月。

用現場,到中環,發出佔中聲音

佔中運動一觸即發,就連中學生們也積極參與,發出了罷課爭權、佩戴黑絲帶的行動。身在IT業界的我們,更不能落人后。

聽説佔中提前,我們趕在8月底,將可以作為公民媒體的新應用「現場Circum」提交到了Google play和App Store,目前,Google play已經上綫,iPhone版也在審核中,不日將上綫。

不同於以往的各種實名、匿名社交媒體,現場Circum不用註冊、不用個人檔案、也不需要個人通訊錄的資料,完全保護使用者隱私,非常更適合公民運動中在本地發聲、在本地社群組建,從而更好服務社運本身。

這款新應用,為每個人群多的地方,自動創建了手機上的匿名移動分享空間,相對較爲固定的校園、企業、居住社區等可以方便使用外,臨時聚集人群的各種社會活動都可以用她來彼此分享、交流甚至發聲。

換句話說,現場 Circum為這個世界創建了一個連續的、覆蓋所有地方的移動社群。人們只需利用「現場」App,就可以隨時的接入所在位置的移動社群,與周遭人們分享,或者借助地圖的漫遊,查閲其他地方人們的分享討論。

日前,已經有少數人在中環,在港大,在嶺南大學等地方,用現場發佈了有關佔中的訊息,透過應用中的地圖縮小,可以看到全香港内人們的分享,也可以放大地圖,看到某個地方人們的聲音。

下圖是發生在中環的内容,左側是地圖上的揭示,右側是地圖範圍對應的内容TimeLine。

circum_occupy

當越來越多人們在「現場」發出越來越多聲音,將會吸引更多媒體的關注,因此也更能傳達、傳播出大家的想法,讓世界聽到來自香港民衆本來的聲音。

作爲支持香港民主的我們,希望借此公民媒體工具,更多的香港公民們能夠用它發聲,用它通聯,彼此支持。

所以,我們想借此發起一個可以讓更多人參與的新媒體時代下的公民行動「現場佔中,說你想說」。希望有興趣的人們按照以下方式來參與,壯大公民聲勢。

  • 到Google Play搜索「現場 Circum」,下載安裝;(註)
  • 到中環,打開“現場 Circum”App;
  • 在你的位置上,發出你的圖文訊息;
  • 瀏覽所在位置及周邊人們留下的圖文,參與討論、交流;

除了在中環之外,使用者也可以在任何地方,隨時的表達。

除此以外,如果有任何集會、遊行或者行動,使用者也能在地的迅速播報當時發生的事情,或者做為臨時社群工具來彼此交流互動。

行動FB Page:http://facebook.com/circum.me

註:iPhone版本目前正処在審核階段,不日才會上架。

戴耀廷發表言論引起人們對佔中的懷疑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人大決定公佈後,戴耀廷表示「戰略目標應該結束」,令民運活動者困惑

左仁 社會主義行動

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框「落閘」,將特首選舉的篩選門檻提到極高,準備強推假普選。這決定打破了與大陸政府談判妥協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眾抗爭的決心。香港正陷入動盪不安的時期,大規模群眾反抗可以一觸即發,而政府亦磨拳擦掌準備加強鎮壓。受壓迫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對立愈趨激烈。

「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現時群眾情緒正進入全面抗爭的狀態,愈來愈多人問「幾時佔中」,只欠堅決有力的領導去帶領運動。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佔中的戰略目標「到目前為止已經失敗」,又表示對佔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更指不會再期望這一運動能改變人大決定的「政治現實」。這番言論引起人們對佔中計劃的懷疑,不少民運活動者對此深感震驚。

資產階級媒體抓住了戴耀廷這番言論,政府及反佔中陣營亦將之加以利用。翌日《南華早報》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為頭版大標題,《商報》亦有一篇「戴耀廷認衰 佔中戰略失敗勢趨弱」。

學生準備9月22日發動罷課,抗爭分子醞釀10月1日佔中,甚至社會開始討論罷工、罷市。據今天報章引述戴耀廷所講的言論將對整場運動帶來負面影響,肯定無助抗爭者動員群眾並將行動升級。

戴耀廷認為「對佔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這一結論低估了人大決定公佈後的民憤,也低估了普選框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況且,如果人大決定落閘後對佔中的支持就會減少,為何當初不順應社義行動及其他很多團體的倡議,早點發動佔中呢?

更深層次的問題

及後,和平佔中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與戴耀廷對《彭博》發表的言論保持距離。陳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觀論調不能準確反映佔中行動的主流情緒。「但也有許多立場溫和的民眾發來電郵,他們對人大決議感到憤怒,說如今更有決心要參加佔中。」現在,佔中領袖受盡群眾的壓力,雖然有可能會於10月1日發起佔領中環,但是戴耀廷的言論可見佔中領導層欠缺決心及戰鬥性的戰略。他指現在運動的目標是達到「公民覺醒」而不是「戰略性」之爭,這表示他與其他佔中領袖想可能將佔中收窄為短期的象徵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眾情緒。今天對民主的渴求一早「覺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的方法和行動。

然而,戴耀廷的言論反映出佔中三子及溫和泛民的一些更深遠的路線問題。佔中領袖一直都視公民抗民為威脅手段,而非認真的實際行動,天真以為只要高喊「佔中」就會令大陸政府妥協,並視之為與中共博奕的「談判籌碼」。戴耀廷及部分溫和泛民過往曾經講過希望不需要佔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正如戴耀廷表示:「我們過去的計劃是,以(佔中)行動為威脅創造壓力。」

溫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對抗中共所需要的鬥爭力量,而北京的強硬立場令他們為之震驚。

佔中領導層不斷拖延,希望能與中共對話,錯失了很多良機,令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愈來愈失望沮喪。佔中運動欠缺準備,讓中共從中取得優勢,因而恃勢凌人強硬落閘。當然,即使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志,但北京落閘後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彈。

人大決定公佈後令群情洶湧,如果佔中領導層堅決果斷地發動佔中或其他抗命運動,很有機會可以亡羊補牢。但是和平佔中在這幾天卻繼續拖延,只會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集會。

民主架構

佔中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運動內部欠缺民主架構,例如佔中「三子」就是由由資產階級媒體欽點出來,但掌握了整場運動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問題的決策權。和平佔中雖然以「商議式民主」之名舉辦多次佔中商討日,但參與者的意見從來不能反映在領導層的決策,尤其是發動時間與運動性質等關鍵的策略問題。

所謂商討淪為民主花瓶。戴耀廷沒有經過任何集體商議,就向公眾表達「佔中失敗」這一重要的看法,對目前如箭在弦的運動有相當大的破壞。

在香港內外的各場鬥爭裡,我們多次見過這種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由於受到建制當局的壓力,在關鍵時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也遇過同一問題。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佈解散12萬人的佔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特別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此外,大聯盟一直與更激進的訴求保持距離(例如要求梁振英下台),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時迫切需要召開一場大會,召集所有反對人大決定的組織和人士,當然包括和平佔中,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壟斷運動,而是要民主方式決定抗爭運動的下一步,並為群眾鬥爭的行動升級制定戰略,決定哪種形式的公民抗命,並將之建立起來。整場運動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從而制定出戰鬥性的策略,不能單靠自我欽點的團體或個人去控制整場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選,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制度。

中共「促進香港民主進程」的荒誕

文:郭永健(左翼21成員/工黨秘書長)

2009年辭世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傑拉德. 柯亨(G. A. Cohen)在他的一篇論文《激勵、不平等與共同體》(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小孩被綁架,父母應否交付贖金的例子。他提出一般人認為父母應交付贖金的邏輯如下:

  • 小孩應與父母一起;
  • 除非父母交付贖金,否則罪犯不會放人;
  • 因此,父母應交付贖金。

他提出以上論證是完全第三人稱(entirely third-personal),任何人均可提出。但是,他提出如果由綁架者提出以上的論證,將會難以令人同意。雖然以上的論證依然沒有錯誤,但是綁架者卻是一手做成綁架案的罪魁禍首,說出以上的說話令人感到不恥。

最近,人大正式否決了香港的真普選,上至中共官員李飛,下至葉劉淑儀、青年民建聯周浩鼎之流,不斷說西方民主也要循序漸進,一人一票選特首把握時機向前走,甚至董建華稱之為「開拓全新的歷史,由全港市民一起開拓波瀾壯闊的歷史」。

可是,只要香港人不太善忘,中共官員及建制派以往正正是窒礙香港民主進程的罪魁禍首,而且中共在權力位置上正正決定香港的普選形式。現在他們欺騙港人,以假易真,還大言不慚,要求香港人袋住先,其荒謬無恥與綁架故事中罪犯有何分別?

姑勿論人大決定的框架徹底違反民主,由一群扼殺香港民主的劊子手及共犯勸說香港人「袋住先」,讓民主跨進時,難道不是令人「倒抽一口涼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