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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運動本身 - 左膠與右膠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Damian Gadal)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Damian Gadal)

 

一位天文台氣象學家到香港仔的避風塘散步,遇上一群漁民。他們抬頭仰望黃昏的天空,討論天氣。

「唉,看,這種猛火天(按:即「火燒雲」),就是說颱風明天就來了。」一個漁民說。

氣象學家聽見,馬上走上前插嘴說:「其實這不一定的啊。」

「為甚麼?」「哦,猛火天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大氣中水氣較多,將光線折射,才使紅光充滿天際。」氣象學家開始得意洋洋的說教了。「的確颱風來臨前空中水氣會較多,但除了颱風之外還有其他情況也會造成猛火天……」

「屌!你噏乜鳩啊!」

氣象學家沒有說錯,但是他已經完全抽離於那群漁民。他們本來的目的是討論一個具體問題:「會否打風」,氣象學家卻在討論一個抽象問題:「猛火天與颱風之關係的物理學解釋」。

 

這正好是今日香港社運的寫照。我們已經離開了運動本身。我們不再將焦點放在本來的抗爭目標,而是放在反省一堆抽象問題:階級鬥爭、人文關懷、普世價值之類。

結果,一連串抽象思考,把具體問題和我們隔開了。

人類總是犯相同的錯誤。黑格爾就像今日的左膠,總是要用一套理論系統去解釋一切;結果齊克果卻批評他遠離存在現實。漁民只關心現實上「明天會否打風」,但氣象學家卻在解釋「猛火天與颱風」之理論關係,根本就是離題。

當然,理論或者有點道理,有些討論的價值。但社運不是哲學系讀書組,運動進行期間不是你搞理論研究的時間。而這群「離地」「左翼」(即「左膠」)之出現,又使一群自稱「右翼」的反對者走上另一極端,就是逢理論必反。他們厭倦一切理論語言,認為只會阻礙他們回到運動本身,而他們自己本身也不談任何理論。

在飽讀詩書的香港「左膠」眼中,這群「不講理」的「右翼」根本就是民粹,是痴線,是「右膠」。這群「右膠」拒絕講理論,只會為著某件特定的社會議題「勇武」地衝。結果他們其實的確解決了部分實際的社會問題。

氣象學家的理論其實沒有錯的,反而漁民說「猛火天即代表打風」在理論上是錯的。這次預測準確只是偶然,不保證下次同樣準確;若這漁民是在天文台預測天氣的話,恐怕將累死全香港。

理論的本意在於「解釋」現實,也要理論上講得通。氣象學家和「左膠」說得通,卻未有解決當下的問題;漁民和「右膠」解決了當下的問題,卻說不通。結果,其實大家都是「硬膠」,因為根本沒有一個人完滿地回答「明天會否打風」這問題。「左膠」說「右膠」民粹,「右膠」說「左膠」離地,根本沒有一人能夠回應當前香港社會的問題所在。他們都是硬膠,而這層膠不但隔開了左和右,隔開了「左膠」和現實,隔開了「右膠」和理論,更在香港社會運動的表面鋪上了一層又厚又硬的膠。

 

香港係無運河嘅威尼斯

「喂!你肥咗又靚咗喎!」阿琪企喺旺角地鐵站E2出口Bobby Shop門口,一見到我,就調侃我。

「妖,講呢啲。」我話,「未到晚飯時間,不如去飲咖啡好嗎?」

「好。」阿琪跟住我行,一路講:「頭先我嚟到見時間仲早,就喺附近行吓啦。我移民咗十年,記得以前行人專用區都無分時段架,點解而家又會得返星期六日嘅?」

「因為啲街頭表演被人投訴阻路又嘈,啲易拉架好似迷宮咁,上年年尾就縮減咗個行人專用區時間囉。」

 

玉蝴蝶攝

玉蝴蝶攝

 

「唉,無咗條馬路,啲人拖喼就逼晒上行人路,人山喼海,根本就行唔到路……嘩!阿姐!乜你咁都得嘅?我隻腳唔駛要啦!」阿姐置若罔聞,拖住佢架戰車繼續橫掃千軍,真係睬你都有味。

「算啦,佢哋唔識聽人話㗎。」我哋目送住個阿姐衝入千寧,阿琪話:「係喎,而家成條街都係金舖同藥房,我喺果邊都聽聞過香港啲朋友講,但係親眼見到都係覺得好震撼,鬼佬嚟到仲以為香港人食金條大嘅。」

「唉,鬼唔係咩,自由行鍾意吖嘛。自由行推行咗十年,將好多小商家都推上咗絕路,取而代之嘅係自由行最鍾意買嘅金呀奶粉呀化妝品呀。雖然話就話在商言商,搵錢係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但係你諗吓,中國大陸有幾多人呀?多過香港差唔多成二百倍呀,用一個城市去承載一個國家嘅奶粉同金條需求?你咁樣一諗,就算啲金舖再開多一百間,都唔會出奇啦。」

「其實遊客過多導致本地居民不勝其擾,都唔係得香港先有。我睇報導話而家威尼斯每日有六萬個遊客,但居民都係得六萬個。自小就住喺威尼斯嘅居民都投訴,果度而家變咗好似個迪士尼樂園咁,唔似係人定居嘅地方,啲民生舖頭如雜貨店呀、鞋匠呀都倒閉晒,生活都好麻煩。所以威尼斯政客都提議過禁止唔過夜嘅遊客入城,減少旅遊業對居民嘅負擔,但因為禁止入城係好大爭議性嘅題目,所以無實行。」

「唉,其實香港只要可以禁止一簽多行,就起碼少好多水貨賊,路上會少啲戰車,小商戶都唔駛消失得咁快。」

經過新之城門口,阿琪問:「嘩!乜搞成咁呀!新之城個門口幾時變埋做金舖?成個門口封實晒咁滯,個入口勁窄,真係諗唔到為咗賺租可以將個商場門口搞成咁款囉!」

「唉,無記錯就係上年嘅事啦。」

「唉,旺角都唔似我以前認識嘅旺角啦。」阿琪慨嘆。

 

論香港本土的左與右,兼初步勾勒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構想 (全文版)

按:這篇文章從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原理討論香港的左右之爭,希望為本土之論述拉出更開闊的視野。本文原分兩日於明報世紀版刊出,題目分別為《本土左與右,或政治認同的十字街頭》和《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構想》,現合併為一。

本來,網絡上不同政見陣營互相批評,並非什麼新鮮事。然而,近月的左右混戰,卻是值得進一步說明,畢竟,圍繞類似問題所爆發的論爭已持續好幾年。這一左右之爭,撇開那些意氣謾罵不說,其實涉及較為嚴肅的觀念問題。

先旨聲明,本文所說的左派,並非那些主力針對階級視野、批判資本主義,較少強調本土的經濟左派,而是特指「本土左派」,後者大多來自幾場社會運動 (如天星、 皇后、反高鐵運動)。所謂本土左派,我所指的是那些具有本土視角、懷有自由主義精神,同時在不同程度上懷有左翼信念的人們。在這個坐標上,問題已非泛泛地 說贊成抑或反對「本土」,而是進一步辨清,你希望的本土,到底是傾向自由左翼,還是向右靠攏。

根據《左與右》一書中,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博比奧指出,左與右的區分標準,是前者主張「平等」、後者主張「不平等」。左與右的對立,橫跨性別、種族、 階級等各個領域。當中,右翼主張,人本身就是存在了 優劣好壞之分,因而「不平等」是好的,這不過是崇尚優秀而已;恰恰相反,左翼則要求糾正社會的不平等,縮小人與人之間基於偏見的等級差異,這進一步關乎人 的自主:「平等是我們生活質量的一部分……平等使多樣性成為可能,使每一個人作為一個人成為可能。」

政治共同體計劃

近年的論戰反覆涉及兩個層面:一是關乎族群認同,而另一則是關乎政治運動的認同(例如將溫和派視為維穩敵人)。兩者又共同指向另一個核心問題:即在 兵臨城下,自治權遭逐步閹割,香港人如何才能形成有力量的政治共同體呢?近年,在愈趨焦灼不安的政治情景下,極右族群主義確實對此提供了某種廉價解答。

極右派胡亂宣揚的政治仇情恨怨,固然叫本土認同之追求幾度蒙污,但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政治學告訴我們,有效的民主,或是,如果我們希望有效地防止 專制,其實就得仰賴某種「願意共同行動」的「集體人民」。因而,「民主」其實是依賴於一定程度的政治認同和公民團結,這往往是民主的核心。

因此,以下的問題都跟民主之落實密不可分:香港人應該依據什麼東西,才能凝聚起來守衛本土,而非自陷於一盤散沙、各自為政?香港人到底如何把自己建 構為具有集體行動力的政治人民?更根本的是,作為政治共同體,什麼才是它的構成原則?左右之分,也是關於這個「共同體計劃」所交出的不同答案。讓筆者先勾 勒出極右的兩項 主要特質。

文化上的極端族群主義

毌庸諱言,極右的政治議程,是將香港人「民族化」。以廣東話、繁體字、港英旗和華夏文化等, 作為香港族群身分的基礎。這一族裔民族主義,它的核心認同並非那超越血緣和族群的公民價值,而是將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紐帶,奠基在一籃子「預先給定」、前政 治的族裔文化因素。因而,右翼的團結總是一種以文化和口音為基礎的族群團結,往往訴諸某種不言而喻的共同出身或起源。

但最為麻煩之處,或許並非在於「欣賞自己的族裔文化」,而是在這認同背後,往往預設了一個本質墮落、具侵略性的族群敵人,其中包藏了鄙視、仇視的敵意。

從《香港城邦論》到面書世界,人稱「網絡極右導師」的陳雲經常將「中共專政」和「大陸族群性」直接等同,從而混淆專政者和平民之間的合理分界線, 「反共」搖身一變成了「反人民」,例如他寫「地獄鬼國,匪黨賊民」(引自《香港城邦論》,P.47);他更預言, 「民主化」只會使當下的中共法西斯蛻變成中國法西斯(引自《香港城邦論》,P.52)。而在種種驚人之語背後,陳雲則自我解釋: 「為了保護香港,必須設想大陸發生最壞的民主政治。」(引自《香港城邦論》,P.53)

說得清楚了:本土為了自保,就必須將大陸設想為最壞的( 包括她的平民百姓和民主化)!恐怕這就是極右敵對性的原型。有趣的是,這個原型,其實倚賴於某種十分籠統的關於「大陸族群劣質性」的整體素描。

同類預設的另一例子,可見時事政論人李怡「借用」韓寒的文章〈太平洋的風〉。為說明「新移民」的本性如何無可救藥,他指出:「新移民儘管不是全數, 但他們 『骨子裏被埋下』的『兇殘、鬥爭、貪婪、自私』」云云。在此,墮落成了「骨子裏被埋下」的文化基因。在我看來,這相比起指控他們是「間諜」或「貪蛇齋餅 糉」更為嚴重,因為「判斷」已落到了「骨子裏」的內心層次,而且到了「兇殘、鬥爭、貪婪、自私」的可怕地步。

但值得注意的是,縱然李怡「借用」了韓寒關於大陸國民性的批評,近乎搬字過紙,但兩者壓根兒還是有分別的:韓寒是自我批判和反省,他通過直面國民性 中潛藏的弱點(正像當年魯迅),為集 體靈魂尋找治療(向台灣借鏡),哪怕是微弱,也懷有自我改革的希望;但李怡卻完全不同,這是對異族的輕蔑和排斥,對大陸人無可救藥的判罪,因而在文章末尾 作者如此反問: 「香港民主人士有何能力去改變他們?」可見,類似的國民性批判,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在右翼論述中,他人的「族群劣質性」總是成了一曲反覆吹奏的濫調,它取代了對城市承載力、都市願景規劃、公民成員資格和旅遊政策等課題的開放討論和深入思考。

政治上的雅各賓狂熱

這就解釋了,何以不管情况多麼千差萬別,但只要一旦沾染大陸人的色彩,極右就汲汲於全力貶斥。因為凡此種種,背後都預設了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墮落大陸人」之形象。

其次,極右的第二個特徵,就是雅各賓狂熱。例如,激進派嘲笑碼頭罷工、佔領中環等不夠激烈,更常常以將「漸進」與「溫和」扭曲為「平庸」的等號(其實一般市民心中以上運動並不溫和,這說明了極右的抽空離地)。

所謂雅各賓主義,指的是一種絕對化了的革命意識形態,通過不斷訴諸「人民」的名義,擴大革命發動鬥爭,繼而推行某種激進但寡頭的政治運動。雅各賓的 敵人,不 僅是1789 年之後已然失勢的舊體制幽靈,而且也是新時代同樣相信「自由平等博愛」的同道(例如死在斷頭上的著名法國大革命人士丹東)。正像今天民主激進派系,雅各賓 狂熱意味着無休止的同室操戈,並反覆拷問「誰才真正有資格代表『人民』」,從而設定了一種非常偏狹的人民觀,老是生產出一系列「二元對立」,來成就只此一 家的「人民象徵性」。

在香港,我們找到了如下的「二元對立」,像是說:溫和vs.激進;漸進vs.革命;政團陰謀vs.人民意志;普世vs.本土;和理非非vs.勇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對立中,前一項是出賣人民,唯有後一項堪稱「體現人民」的權威象徵。

然而,這裏的所謂人民,只是一種以單一原則和傾向所構成的價值變形物,因而嚴重缺乏公共性,像是說,它根本漠視多元社會的合理分歧,或公民內部的異 質性。雅各賓主義縱然開口閉口說人民,但它卻是反民主並具有強烈的對內排斥性的(例如一味將路線不同者打擊為「出賣人民」)。說到底,這是因為它拒絕承擔 公共意志 形成過程所需要的基本倫理:對差異的敏感、平等互惠原則(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說服),以及尋求聯合的意願等。

雅各賓政治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看準了落實人民主權的不確定性。人民,並不總是能夠體現為一個整體,因為,異質公民之間經常有所分歧,但民主 話語卻要求整合出一種人民意志。 雅各賓政治就是以少數激進公民的絕對認同,抹殺整體人民的複數性格,懶得面對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結果是造成民主的弔詭:以人民之名義將民主謀殺。

小結

以上兩項特質的共通之處,就是在愈益不確定的局面之下(中港交流愈益頻繁和政治形勢愈見險峻),訴諸更絕對化的認同,這卻造成了部分公民的族群身分 和政治參與不能被平等看待的問題。極右派的認同方案,在提供強大的凝聚力之同時,也不斷製造排斥,因而,它們也都十分強調「出賣論」,並在族群問題喋喋不 休地和抗爭路線上指控他人為投共維穩。接下來,我將初步勾勒出自由左翼的共同體計劃。

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初步構想

首先,本土左派的「本土」並非以「族裔民族主義」為根據,因為香港社會,以至世界上大部分民族國家,都不是由單一族群構成。

在此,我引用哈伯瑪斯關於「後民族社會」的論述,他認為,在由多族群的公民構成的民主法治國家中,必須防止「族裔民族主義」,因它總是將族裔 (Ethnos)混同為人民(Demos)。而建基於人民所組成的公民民族,及其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根據的應該是平等、公共審議、人權和人民主權等一系 列的自由民主價值,而非由族裔元素提供的文化同質性,及由此引伸的不證自明、直覺一樣的本土利益。

重設基礎:多族群本土

右派主張的「族群化」,是單一同質的,這跟香港本身的多族群構成並不相同,像是說,2011年少數族裔人口也有四十多萬。猶記得,早前陳雲跟碧樺依 (一名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香港人)的一次對談中,陳雲當場被直斥為「排外」。可見,右派族群論的單薄就在於,其所謂的「香港族」,訴諸的其實是一份未經反 思、自然而然的香港人一體感,因而,當它遇到一個沒有同樣地想當然、因而有所不解的少數族裔之際,就會產生問題。

如果用「出生地」為坐標來思考香港的族群性,其構成仍是眾數的。我們可以參考另一組數字。根據2011 年人口普查統計,在港出生的人口比例佔60.5%,而32.1%則在內地∕澳門∕台灣出世,其他地方則佔7.4%。換句話,本土公民至少包括了土生土長的 港人、陸台澳移民和少數族裔。

因而,香港人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必須從以往那種透過直覺得出的一體感,邁向「多族群的公民共同體」。任何以單一的族群想像,或透過仇視其他族群所得 出的「共同體計劃」,將無可避免的違反了香港族群構成的本質,並形成不對等的族群關係。結果不僅導致對外排斥,而且造成對內排擠。在此,應當像哈伯瑪斯般 區分開族群和人民,前者訴諸文化或是血緣,後者則是跨越族群背景,以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成員身分,共同參與自我統治。

本土之愛的左和右

如果政治共同體成員的族群背景是多樣,那一個屬於她的本土文化和認同,就不太可能獨尊某一族裔文化。在此,我引入共和主義的視角,以之提倡一種以公民文化為本的認同方案。

正如文首所言,政治認同的重要性,全繫於它為原來鬆散的人民所提供的強烈凝聚力,並塑造出具行動力的集體性主體(collective subject),以之實現民主的要求。

右翼的「族群」和左翼的「本土」,所代表的其實是相當不同的本土文化主張,再次,前者通過訴諸族裔文化相似性,企圖保證一種事先存在的團結一體感 (如廣東話、繁體字、華夏文化),後者則是以公民傳統(紀念1966 年天星碼頭的蘇守忠抗爭),和未完成的都市烏托邦(不以中環價值為中心,轉而通過小店、小社區和舊建築建構更為平等的城市本土性),作為認同核心。

在此,左翼的本土主義總是打上了自主和平等的印記,並與我城多樣化的公民實踐緊緊相繫。相較於族群民族主義,左翼本土更接近公民共和主義的那種愛國精神,它有兩項重點值得特別說明。

首先,共和主義肯定本土之愛,因為若要實現各種公共生活的價值,就不能只靠僵硬的法律程序,或有待賢君降臨,而是必須倚賴公民的念念不忘和積極參與。因而,本土之愛是作為一種政治生活的激情,作為自由民主的強烈保證。

其次,共和主義致力於區分兩種愛國觀念,一者是崇尚自由平等的祖國(Patrie)之愛,而另一則是崇拜同族起源的民族(Nation)之愛。按照 意大利政治理論家維羅里(Maurizio Viroli)所說,共和主義的愛國指的是保衛、延續,並創造一種體現共和精神的良好風俗習慣,它指的是「一種公民行為模式(form of civic behavior):它的動機來自於對支配或役使他人的反感,以及為共同的自由造出適量貢獻的意願。在他們看來,公民為抵抗內部和外部的敵人而服務於共同 自由的意願和能力來自於一種特殊的激情,他們稱之為愛國精神(amour patriae, love ofcountry)」。

因而,左右兩者的分別在於,一者是體現自由民主的公民文化,奠基於公民抗爭的傳統和實踐,例如承載抗爭記憶的碼頭,或「保衛菜園村」能叫城市生活更為多元平等,等等,而其出發點不是族裔出身,並不以族裔文化特徵當作忠誠和團結的根據。

左派的本土概念,以所有公民成員,自覺成為自身主人的過去和當下的種種片刻交織而成,裏頭銘刻了這個想像共同體的特殊經歷和軌迹,凡此種種構成了香港的公民傳統,或維羅里所說的「公民化民族精神」。再次,本土左派的共同文化觀念是公民而非族群的。

政治意志形成過程的民主結構

不管是族群主義抑或是雅各賓狂熱,它們都慣於將「人民」的多元複數特質取消抹殺,並代之以不證自明的同質性或原教子主義式的政治傾向,從而自我投射出「人民」的幻影。然而,這種人民論述,打從一開始,就將眾多非我族類或溫和公民掃地出門。

這威脅到人民主權的原則:每個公民的政治意志平等(這要求公民警惕:愈激進不代表愈有發言權,或愈能象徵民主;另方面,它也抵制多數暴力),以及他 們都有同等機會和權利,參與共同體的自我統治。因而,像哈伯瑪斯和羅爾斯等政治哲學家,他們晚年都轉向關注政治意志形成過程的民主規範。所謂公民集體意志 的構成,在現代多元的社會情景之中,並不可能廉價地寄託於某一具有特權地位的真理教條之上,而是孕育於公民之間相互平等的傾聽、對話、商討和審議之中,這 是民主的承諾,即在異質的公民之間尋找和創造共識的意願。

由此可見,妨礙民主出現的,不僅是赤化的政權、操縱媒體的商賈或市場導向的文化,而且也是公民之間的非理性、缺乏尊重的排斥,例如當下某種盛氣凌人 的絕對主義。也就是說,如果公民社會的論述,經常被單一族群利益、極端的言談形式(例如鬧爆文化),甚或特定話題及旨趣所主宰,那末,其他公民的意志和多 樣性勢必遭到壓抑,無法得到平等和公允的看待。最後,民主理想之中的公民平等參與(包括政治意見之形成和自我統治),將變得無從說起。

正如法國歷史學者傅勒(Francois Furet) 所指, 「這個人民(指雅各賓主義)雖然在民眾中是具體和少數的,但對於歷史『正常時期』來說人數還是十分眾多的,他們參加革命集會,在那些重大日子上街活動,由此構成了抽象人民的可見可視的支柱」。

說到底,這個可見可視的人民幻影跟民主之距離仍然十分遙遠。

認同的誤解和出賣

這裏的政治病徵,就是把政治意志形成的複雜性拋諸腦後。也就是說,政治,不再是一個不斷豐富固有認同和有待創造的複合領域(存在多重多樣的公眾),而是退化成某種前政治的一元同質之死物。

這就解釋了何以在極右主義者的嘴唇邊,經常出現的指控就是「自己人出賣背叛」之類的說法。在此,有一種不證自明的本土利益或政治傾向,輔以某種絕對同質性作為支撐,作為指摘「自己人」的基礎。正如陳雲常說,只要是香港人,無需思前想後,他們自然就知道何謂本土利益。

可是,這明顯迴避了本土和政治的真實而複雜意涵。讓我引用阿佩杜懷(Arjun Appadurai)的評論作結(他針對族群主義者愛說的出賣論):「這種被背叛的感覺,其核心其實是對自身認同的誤解,因為在這個世界裏,這些認同要承 擔的風險高得超乎想像。」民主從來不是容易的事。

促請明報交代撤換總編輯一事--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圖:蘋果日報

《明報》撤換總編輯劉進圖,及安排一名馬來西亞籍人士掌管編採業務,事件已引起《明報》員工、新聞業界、學者並本地公眾憂慮,深怕此舉是要打壓新聞自由,影響編輯自主。公司進行人事變動雖不時發生,但整頓媒體很多時正以更換管理層方式進行,近年有人事變動,以此改變「報格」,最明顯是《南華早報》。此外,2014年香港醞釀「佔領中環」及政改諮詢等爭議題目,空降非本地人選亦令人疑惑。獨立媒體(香港)認為此舉匪夷所思,促請《明報》管理層能盡快公報詳情,回應員工質詢,承諾編採方針不會更改,釋除公眾疑慮。

香港主流媒體正進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內地資金不斷湧入,屢次傳出商界政界插手干預編採運作。媒體自我審查情況嚴重。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任何本地媒體,包括《明報》實在不容有責,應盡本份謹守崗位,為社會揭露真相。

《明報》多年來以「公信第一」為報頭標語,雖然它在最新一次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調查中,排名得分下降,但它明報》亦隨即發表聲明,表示「會繼續鞭策自己,專業地做好新聞工作,目標是重拾「公信第一」。言猶在耳,《明報》竟然傳出撤換總編輯一事。本社團敦促《明報》落實聲明內容,專業地做好新聞,向公眾交代,繼續為社會發聲。

今次事件一再證明,主流媒體的商業運作模式,營運及編採方針易受資金(不論是老闆還是廣告客戶)影響。現時香港政治氣候嚴峻,中共早已有恃無恐直接插手本地事務。左派親中報章如《文滙報》及《大公報》報導不時黨同伐異,大部份本地主流傳媒的老闆,甚至編採高層均為政協,如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在2012年便爆出删剪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新聞

故此,我們相信,香港需要更多不受財團、政黨和政府形塑的獨立媒體,它們更難被各種勢力收編。我們同時呼籲市民加入或以小額金錢支持公民媒體報導,為社會提供更多元的聲音和角度。

塞瑟島初體驗

  有日我跟我一個學音樂的朋友提起,我不太懂欣賞Debussy(德布西)的音樂,我覺得古怪又悶。他說:「更係啦,就好似你想學英文莎士比亞,但係你一來就睇《哈雷姆特》,更係唔知佢講乜啦。係都睇下十四行詩先,了解一下佢個背景,咁就易啲明白。」

  我這位朋友說得太對,我應該尋求一下Debussy一些易明白的作品,好像早期的作品Abaresque(華麗曲),作品流露陣陣浪漫主義的優美與感情,旋律優美,意境淺明,還未至於後期那麼任性/有個性,像一幅印象派的畫作。但我是一個敢於嘗試更喜愛新鮮的人,開始想越級挑戰,聽一些最有Debussy味道的音樂,我在芸芸的大作之中,最有感覺是著名的鋼琴曲L’isle Joyeuse(快樂島)。

  這首曲是Debussy在羅浮宮看過法國畫家Watteau的畫作Pilgrimage to Cythera(塞瑟島朝聖)有感而作的。塞瑟島是希臘神話中,愛神維納斯與宙斯嬉戲的地方,可想像成是情侶的天堂。此曲盡顯他印象派音樂始祖的創作想像功力,比起印象派畫作,更像一幅抽象派的,音符就像顏料舞動,不可思議地帶起情緒與幻想,不能唱出的旋律好比不能形容的抽象結構,但竟能深深牽引出無窮想像。

  一連串的琴音掀起眷侶間情牽塞瑟島、互相追逐的序幕。音樂奇妙虛幻,濃霧驟起驟降的畫面浮現於腦海,像是仙境般的撲朔迷離,而愛侶玲瓏婀娜的胴體約隱約現,陣陣體香更把我誘惑過去。經過一番充滿情趣的你追我逐,終於抱得對方入懷,經過浪漫感性的一刻,最後以一個幽默的低音交代濕吻過後…。

轉載自新報

我們想留住的究竟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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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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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編者的話說「在這光怪陸離的香港,從環境以至整體文化,皆高舉金錢與速度,本就難容下那些溫暖人心的事情,那些潛藏生活角落的美好點滴。可以預見,『曇花一現』的事只會越來越多。我們能做的,只是以文字封存一些記憶,藉此讓大家多加留神,更積極地趕在失去前改造整個大環境,不要只在最後一刻,才以平版的照片、蒼白的語句,去消費物事僅餘的生命。」

若論香港所失,腦海首先浮現的,是香港的很多集體回憶,以至本土特色和文化。香港失去了的包括皇后碼頭、街道文化(街道的社會結構本身也在消失吧)、有社區特色的居住環境……筆者在構思之時也圍繞著這個回憶的方法出發,嘗試尋找香港失去了的事物,甚或一些集體文化的象徵。

筆者自覺難以突破思考的框框,於是在中學密友的whatsapp group內集思廣益,得來的答案使我吃了一驚──一位(應該下地獄的)中大政政朋友回應道:「獅子山下精神」(這個答案大概不應出自一個就讀於專出左膠之中大政政的學生口中。哈哈,以偏概全的確很危險)。筆著的思考隨著這個驚嚇走上了軌道。

自2002年梁司長(/2017候選人?)在預算案結語最後一段引用《獅子山下》歌詞起,彷彿社會的共識就是獅子山下精神就是香港精神。在近幾年,社會的一部分(尤其是商界和富商)又真的很喜歡說香港人失去了獅子山下精神、香港人不再拚搏云云。每當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走上社會的議事台、每當工潮的怒火爆發、每次財政預算案各界要求扶貧滅貧,這種論調都會重複地一再被提起。2010年起,一個由盛智文牽頭,名為「香港精神」的機構更開始舉辦年度「香港精神大使」選舉,以弘揚「『逆境自強』、『拼搏進取』、『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刻苦奮鬥』和『關懷互助』」一系列香港精神。

以當時的時代背景,香港正處於半個世紀以來難得出現的低潮,港人面對的是金融風暴後的爛攤子、八萬五做成的負資產、股市持續低迷、政府更面對巨額財政赤字;在那一刻,加稅開源是天方夜譚,大刀闊斧在政府內部減薪節流對梁司長而言別無他選,梁司長引用歌詞,希望香港人一同「面對困難時,都選擇咬緊牙關,抬起頭,踏實苦幹」,也無可厚非。

獅子山下精神指的是50-90年代香港人一直在逆境下憑「拼搏進取」、「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和「刻苦奮鬥」(老實說,若果沒有SARS,「關懷互助」令人難以信服,頂多就是一同搏殺的意思),昂首走(熬)出新天地。說穿了,背後的三大元素就是「使用任何方法」、「捱」(必然的方法,與其他方法並行)和「發達」(目標)。

先不論單是「捱」的生活對需要「捱」的人來說是否公平,用任何「方法」來到達「發達」這個獅子山下精神的目標本身就可圈可點了。

在50-80年代,香港的社會基層機構相對簡單,在權貴和基層普羅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沒有甚麼人口填充,因此對大量的戰後基層嬰兒而言,機會處處,憑「捱」走過去,創造美好的生活前景是可能的。不計算少量權貴子弟,對大部分基層普羅的新一代來說,「發達」的機會是均等的,只要努力去「捱」,總有出頭的一天。同一份精神一直支撐香港的發展,直至九零年代中期,也沒有出現甚麼問題,甚至可以說在香港的發展過程中居功至偉。

但自從九零年代末和千禧年代起,經過多年的發展以後,社會的不同階層皆充滿了不同的人,經濟上的中產階級開始成形,要往上爬,除了要等待年資階梯的推進,更大的挑戰,卻是來自同齡,但憑家庭背景贏在起跑線上的(這裡並不是指起跑的遲早,而是可用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同齡人(成功需苦幹的例子)。即使我們假設沒有利益輸送的存在,然而,家長也總會(「使用任何方法」)盡量協助自己的子女,資本較強的年輕一代,憑更好的教育(包括家長本身的見識和教法)、更全面的人際網絡、更多來自父母和父母朋友等的機會,先天競爭上就存有優勢。

使獅子山下精神能運作的大前提,就是對所有人公平的機會。若然有人拚盡九牛二虎之力,仍然無法得到合理的回報,誰還有「捱」的動力呢?付出多倍努力仍只獲得相對而言少得可憐的回報,對先天劣勢的人絕不公平。他們跟上一代人一樣「拼搏進取」、「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積極樂觀」和「刻苦奮鬥」,但就是無法取得同樣的成功。

諷刺的是,由於獅子山下精神跟競爭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上一年代的社會結構下能促進公平競爭的極端自由市場和不干預主義,也因此成為了獅子山下精神的一部分。在今天,若然任何人提倡透過稅收(並非針對企業而是針對個人)和福利等方法來推動平等機會和權利的體現,換來的答案自然就是「共產主義行不通」(但其實措施跟共產主義差天共地)、「別把香港變成福利國家」(但其實香港一直走的是低稅制的福利資本主義)等等的答案。最荒謬的是,中小企竟然跟大財團聯手,令本身目的為保護中小企的競爭條例變成徒具其形的無牙老虎。然而,只要細心思考,不難洞察極端自由市場和不干預主義在那個年代成功的原因,就是因為開放的社會結構。但經濟起飛之後,社會結構變得緊密而難以突破,家庭因素的優勢明顯,極端自由市場和不干預主義自然地反而扼住了公平競爭的咽喉,獅子山下精神就無法運作了。(難得的是,不少網民竟然可以一方面抱怨先天劣勢不公平、另一方面仍堅守新自由市場的經濟思維。)

今期我們談很多失去了的事物,但他們逝去的原因是甚麼?街道文化、有社區特色的居住環境的褪色皆源自地產霸權,歷史文物的消逝除了跟地產霸權脫不了干孫,也跟政府「使用任何方法」但求「發達」的獅子山下模式思維有關。而地產霸權,本身不也是地產商「使用任何方法」但求「發達」的產物?地產商即使「發達」了,當然仍想賺更多,仍想子女也「發達」喔!老實說,政府屢屢封殺,地產霸權應付自如,也是「『逆境』自強」「靈活適應」、「勇於創新」的表現喔。對商界來說,能發達又不犯法的,為什麼不做(其實在法律框架下盡可能賺錢又的確是企業在社會中的角色。所以社會責任理論本身就很荒謬,竟然主張企業[因為形象而]自律,而不是提倡以法律規管不應出現的行為,可說是本末倒置)?對政府來說,能創出新高GDP的「業績」,為甚麼不「去馬」?

其實獅子山下精神從來沒有離開我們,很多香港年輕人仍然為了更好的生活,無止境的在「捱」(現在fresh grad有誰不是最早8點下班?凌晨4點下班的人數也可能可以由尖沙嘴排隊到旺角呢),然而他們不滿,是因為連成功的曙光都看不到。要是他們有更好的方法,他們必然會選擇(「使用任何方法」),只是現在社會的競爭環境不同從前,其他的路途上,有的只是更多的荊棘。

香港不斷的失去各種事物,正是因為獅子山下模式的思維。香港年輕人失去了成功的機會,同樣也是因為獅子山下模式的思維。令人不解的是,我們一方面在抱怨獅子山下模式思維帶來的惡果,然而卻另一方面不斷舊調重彈(最近香港電視事件竟然使理應信奉社會/現代自由主義的Ms Mo也用起這概念了,使人無言: https://www.facebook.com/ClaudiaMoManChing/posts/734055356611816),力倡獅子山下精神……或許,很多人只是依戀舊日的燦爛,並未察覺當中原委(不少本土派的思維也出現了很多類似的矛盾,我們的恐懼和迷失似乎把我們的理性完全的沖散了)……香港其實又有多少人清醒、多少人迷失了?我們或許也失去了自己。

如果讀者認同,就請別再一邊懷念舊日的光輝,另一方面說我們失去獅子山下精神了,這是很可笑的矛盾。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社會時代都變了,我們若然真的能「靈活適應」,就好應該重新思考這個課題──甚麼才是香港真正需要的精神?

編輯主任的話其實很精確,「香港,從環境以至整體文化,皆高舉金錢與速度」,我們寫作的目的,就是「讓大家多加留神,更積極地趕在失去前改造整個大環境,不要只在最後一刻,才以平版的照片、蒼白的語句,去消費物事僅餘的生命。」我們所消費的,可不只是物事僅餘的生命,而是我們自己的光陰。

註:在思考的過程中,筆者曾在google稍作搜尋,以求刺激思維,豈料發現有相同洞察者也並非少數(雖然似乎未見如筆者般又指出獅子山下精神跟地產霸權乃同出一轍),讀者若有興趣,可作延伸閱讀: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1020/15721185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audiocolumndetail.aspx?itemid=649950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3/ta2020741.htm
http://90sfoto.com/%E6%B2%B9%E9%BA%BB%E5%9C%B0%E7%9A%84%E5%B0%8F%E5%BA%97/
http://leungchingyau.pixnet.net/blog/post/20820756-%E8%AB%96%E7%8D%85%E5%AD%90%E5%B1%B1%E4%B8%8B%E7%B2%BE%E7%A5%9E%E7%9A%84%E6%AC%BA%E9%A8%99%E6%80%A7

本期專題文章:

悼:我的回家路伴──彩園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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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吉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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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氏十五度,明明不過微涼。步出上水火車站大堂,寒風卻是颯颯襲人來。肅清了的天橋,再不見咖哩魚蛋斑駁的辣汁,也沒有蒜爆王迷矇的煙霧。午夜十二點過後,終於回復新界北區的恬靜和安寧。我拉著衣領在一張張「道路暢通,行得輕鬆」、「阻塞通道,行人苦惱」的橫額下走過,繞過一枝枝大半人身高的鐵柱急步回家。

急步,也許是因為寒冷,也許是因為太睏,更多是因為怕。怕停下來發現有人盯著,怕有人躲在角落裡做些甚麼怪東西,怕這裡沒有人!從前凌晨一點,尾班車開到之前,火車橋讓是人來人往、熙來攘往。在鏘鏘的鑊氣裡,無眠情人的耳語間,夜歸的路上不會讓你孤單。他們也許背景都有黑有白,有吸血鬼也有驅鬼師,但就是有一種被人群擁擠的安全感。某夜晚回家,突然發現橋上多掛了幾個大燈籠(疑似煙霧感應器),甩掉紙皮石的柱刷上了字大的海報。叫賣的人不見了,只有橋頭橋尾幾個踱步的「食蕉」徘徊。熱氣騰騰的車仔檔掉了,溫度不再;人影幢幢的天橋去了,只剩匆匆行色。這裡哪裡?

曾經,彩園夜市的名聲遠播他區,更有製作成精美圖解,叫區外人羨慕,羨慕我們有這麼一道風味絕佳的美食天橋。而今,買賣的人散去,路是好走了,卻更不敢停留。行人寥落的通道上,我們只管一味直走。我以為我不幫襯這些小攤販,他們只是路上的一幀風景,「被消失」與否跟我沒有關係。原來,香氣、溫度、光影不知不覺間植入記憶,珍珠奶茶、炸大腸、腸粉、炒麪、雪梨茶都是我回家路上的陪伴。

這一晚,又是午夜時分,下火車,上天橋。我在無色無味無嗅的軌道上,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地掠過,到家。

本期專題文章:

注意力、 創意、 金錢三者之間的兌換

注意力、 創意、 金錢之間的 「兌換」

注意力、 創意、 金錢之間的 「兌換」

Michael Goldhaber 所寫的 「注意力經濟:網路的自然經濟」 詳細說明為何網路正在改變人類社會的貨幣。 不過被我拿來寫成 文字簡報 之後似乎就弱掉了 — 每學期課講到這裡, 就會失去學生的注意力 orz。 最近整個重做, 製作出 sozi 版 「注意力經濟」 簡報, 自己有許多新的領悟。 如果以 「注意力」 為核心, 試圖列舉它與金錢之間或它與創意之間的關係, 會發現諸如業配/置入性行銷 (embedded marketing)、 偽草根運動(astroturfing)、 群眾募資 (crowdfunding)、 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 自由軟體與自由文化等等當紅的網路現象, 其實就是兩兩之間的 「兌換」 活動; 而 Clay Shirky 所談的 「認知剩餘」, 其實就是扣除工作時間之後所剩下的 「全民可用注意力總額」。 本文簡要解釋簡報當中 「兌換」 那個區塊所提及的概念及案例。 (在 sozi 簡報 內, 按 t 可看見頁面目次)

首先, 「創意」 與 「金錢」 之間的直接匯兌, 就是 「智慧財產權」 一直要強調的概念。 不過, 因為這個概念與網路為敵 ("網路有利於他人竊取我的智慧財產"), 勢必要節節敗退。 隨著越來越多人覺醒: 「位於長尾的我, 幹嘛要支持短頭的政策?」 智財權的概念將逐漸被邊緣化。

一、 注意力 vs 金錢

日本電車上的高密度廣告

一般正常的商業廣告 (例如購買搜尋關鍵詞, 或是 臉書的24種廣告選項), 就是案主花錢購買潛在消費者的注意力。 事實上, 任何成功的網路公司, 其主要商業模式都是賣廣告。 另外, 在日本與臺灣這兩個高度工業化、 人口密集的社會裡, 實體廣告的密度極高, 是不是也代表著這類的國家正在從貨幣經濟走向注意力經濟呢? (請想像 「貝殼貨幣年代過渡到金屬貨幣年代」, 貝殼貶值, 金屬升值的對應場景。) 如果你仍舊認為 「注意力經濟」 是一個可笑的概念, 那麼最好能夠另外找到一個理論來解釋這些現象。

一個令人驚豔的奇特思考案例是: 四川航空提供免費接駁服務, 卻能賺入上億人民幣。 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 與本文相關的其中一項, 就是四川航空看見別人沒看見的重要資源/資產: 既然本公司暫時掌握了坐在車上 (多半沒辦法做正事的) 乘客的注意力, 那就何妨在兩相情願的前提之下, 把他們的注意力賣給… 車商?

但是如果為了提高廣告效果, 而採取欺騙 「注意力提供者」 的手段, 那就會引起公憤了。 核能學會買廣告、 劉政鴻買五星報導 1 / 2… 政府買廣告不光明正大, 而是以 「業配」 的方式誤導閱聽者, 使之以為讀的是新聞, 主流媒體這種風氣讓前中時記者黃哲斌自嘲 「自認觀念落伍告老還鄉」, 高調辭去工作。 這引發 傳播學界 「反收買 要新聞」 的呼聲, 最後終於 促成修法, 禁止政府進行 置入性行銷 (embedded marketing)。 不過在商業界, 「含有欺騙成份的花錢購買注意力」 現象依舊存在 — 例如 美麗灣新聞置入 事件。 而在學術界, 教授採購期刊版面 的疑雲, 則一直沒有人出面處理。

政府與大企業也發現網路強大的力量, 所以並不以置入主流媒體為滿。 置入性行銷如果發生在意見市場的長尾 — 例如部落格與留言板 — 那就是 「偽草根運動 (astroturfing)」。 三星寫手門事件 旺中案走路工事件 微軟 XBox One 千人誇事件 都是知名案例。 中國共產黨早就僱用 五毛黨 製造民意力挺政府政策的假象。 劉政鴻的 土皇帝逼迫公務員做網軍 事件, 也是偽草根運動的案例; 不過這裡的 「金錢 <==> 注意力」 互換比較不直接。 (公務員迫於縣長權勢不得不去按讚, 除了害怕考績影響年終獎金之外, 是否也還有其他考量?)

所以在這個年代, 「媒體識讀」 的能力很重要, 因為如果誤信業配文、 誤信偽草根運動, 你可能不只浪費了自己保貴的注意力資產, 還同時被誤導洗腦。 特別 (尤其向高中公民老師) 推薦輔大陳順孝老師的 高中生媒體識讀講義 黃哲斌先生的演講稿 還有我的 「謠言止於搜尋」

另一個方向 「獲取注意力之後, 可以換得金錢」 最具代表性的現象, 就是 群眾募資 (crowdfunding), 而最具代表性的網站, 就是 KickstarterIndeigogo。 我個人覺得最有興趣、 最想付錢給提案者的, 是 『kickstarter modular robot』、 『kickstarter modular phone』、 『kickstarter Internet of things』 所找到的諸多計畫。 當然, 為了吸引最多人的注意力, 其中絕大多數的專案都強調: 伴隨專案所研發的軟體, 將以自由軟體授權方式釋出。 不過上面還有很多影片/音樂等等無關科技的專案 — 例如最終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紀錄片 Inocente (大推 訪談中譯)。

二、 注意力 vs 創意

我在多年前解釋 「作品要創用 CC 釋出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的時候, 就已指出: 分享創意, 可以換取注意力。 提出 「開放原始碼」 一詞的 Eric S. Raymond 指出: 在富足的社會裡, 分享禮物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大約也是這個意思。 除了自由軟體界之外, 還有許多分享 音樂/音效 畫作 相片 的社群或網站。 另一個相反的方向 「吸引大眾注意力, 可以獲得創意」 正好描述了 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 現象。 維基百科跟 OpenStreetMap 都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願景, 於是大家開始貢獻創意。 直接徵求創意的 OpenIdeo InnoCentive 更是 眾多群眾外包案例 當中的代表典範。

其實這兩個方向好像也不能說是相反, 而是有些專案比較適合從 「創作者」 的觀點來理解; 另一些專案則比較適合從 「提案者」 的觀點來理解。 當你換個觀點來理解上述專案時, 會發現: 重要的自由軟體計畫也會吸引來程式高手 (所以也算是群眾外包); 維基百科裡, 頻繁貢獻的一些大大也很受尊重 (所以也算是 「分享創意, 換取注意力」)。 翻譯各國部落格文章的 全球之聲 好像從兩個觀點去看都很合適。

三、 注意力 vs 隱私

順帶一提的是另一個重要的趨勢: 網路時代隱私的流失。 兩年前已經寫過 「注意力匱乏」 之下的隱私流失 一文, 從 「注意力稀有」 的觀點解釋隱私流失的原因: (1) 為了爭取別人有限的注意力, 我們有意識地出賣自己的隱私 (2) 因為自己的注意力瀕臨破產, 導致自己的隱私無意識地流失。 Mark Zuckerberg 的姊姊 Randi 不滿私人相片被轉貼, 更說明了臉書隱私設定規則的複雜。 再加上 FB 隱私規則日趨寬鬆,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隨時注意如何保護自己的隱私, 更別提每遇政策改變就回頭更改舊資料的隱私設定。 此外, 在真正私密通訊的場合, 採用具有加密功能的自由軟體 是終極解; 不過這太麻煩了 (浪費好多注意力), 所以一般人的隱私越來越不保。

四、 視注意力為個人/企業/社會的重要資產

如果注意力經濟真的是網路時代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那麼 「注意力」 就是一種極重要的資產。 不過從個人的角度來看, 這個資產包含著完全不同的兩大區塊: 上面談的, 多半是 「我的名聲」, 也就是 存放在別人腦海裡的印象 / 別人對我的注意力。 「隱私」 的 (2) 所談的, 則是 「我自己有限的注意力」。 如果 「祖克柏定律(Zuckerberg’s Law)」 ("每年網友所分享的訊息將會是前一年的兩倍。") 是真的, 如果你在 FB 上從來就只加不刪朋友, 那麼你真的應該開始思考如何像我一樣 刪減朋友, 避免注意力破產

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 如何善用大眾整體有限的注意力,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扣除工作時間之後所剩下的 「全民可用注意力總額」 正是 Clay Shirky 在 下班時間扭轉未來 一書當中所說的 認知剩餘。 如果 Michael Goldhaber 所說的是事實 ("注意力經濟…勢將取代工業時代的貨幣經濟"), 那麼一個洞視網路現象、 有遠見的社會, 不應該再迷信即將過時的金錢經濟指標。 (請再次想像 「貝殼貨幣年代過渡到金屬貨幣年代」, 貝殼貶值, 金屬升值的對應場景。) 真正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與追求的, 變成是: (1) 在既有的金錢/工作體制下, 有許多工作量除了產生表格與數字績效之外, 並沒有真實的意義。 如何減少員工浪費在這上面的注意力? (2) 用什麼機制鼓勵那些被釋放出來的注意力 (失業者、 無薪假者、 工時減少者) 把他們的認知剩餘投入真正能夠改進社會 (同時能夠順便協助企業組織自身提升形象) 的活動?

不見得是總統才有能力做這兩件事。 例如從大學到小學的各級校長所掌握的 (內是師生/外是社會) 注意力資源, 讓他們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但即使只是一家小公司, 如果改以注意力經濟的角度思考, 可能自身都會受益。 不要忘記: 我們身處於一個 「位於長尾的每個人都可以是一位 prosumer; 順網路者昌, 逆網路者亡」 的有趣年代。

如果您同意 網路世界 將無可避免地變成生活的重要部分, 那麼我們最好選擇一個能夠 自然符合這個世界的經濟定律。 這部新的定律和舊的經濟學者所教的, 或是 「資訊年代」 所帶來的想像, 極不相同。 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是今日的稀有財 — 也就是注意力。 注意力經濟有它自己一套財富原則, 有它自己一套階級區分 — 明星 vs 粉絲 — 以及它自己的一套財產原則。 這一切都將令它與工業時代的貨幣經濟格格不入; 卻又勢將取代工業時代的貨幣經濟。 最能夠適應這個新典範的人, 將是最成功的人。 Michael Goldhaber

(本文轉載自 資訊人權貴ㄓ疑)

電影中的科學與科幻

電影是一種大眾娛樂,也是一種高度綜合性的藝術創作。但很多人忘了的是,電影其實是科技的產物。沒有了十九世紀末的這項發明,便沒有過去百年如此深入民間的娛樂和藝術。

在電影發展的初期,科學和科技在電影中都屬冷門的題材。然而,隨著電影(電腦)特技的突飛猛進,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末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今天,科幻已經成為了電影中的一大片種,甚至是賣座的保證。

科幻電影是一個十分大的題目,不但可以寫成一本(甚至數本)數十萬字的巨著,更可成為(實際上亦已成為)無數博士論文的題目。因篇幅所限,筆者只能在此精選數個題目,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個人體會與見解。

宇宙、物理

對於科幻電影迷來說,改編自儒勒‧凡爾納 (Jules Verne) 同名小說的《月球旅行記 (Le Voyage dans la Lune, 1902) 》自然擁有崇高的地位。但對於只是熱愛電影的人來說,他們更為熟悉的,必然是弗里茨‧朗 (Fritz Lang) 的經典之作《大都會 (Metropolis, 1927) 》。事實上,後者探討的主題,實遠較前者的「太空探險」題材深具社會意義。這個主題 —工業文明中的管理階層與勞動階層之間的矛盾(電影中比喻為「腦」與「手」之間的關係)——直至今天仍然深具現實意義。

既談到階級間的矛盾,筆者立刻想到的是威爾斯 (H.G. Wells) 於1895年發表的小說《The Time Machine》。這是公認的「時間旅行科幻」經典之作。但筆者認為,故事中描述未來世界中的 Elois 與 Morlocks 兩族人的關係,是作者「借未來諷今」的神來之筆,是科幻小說探討社會分化和階級矛盾的經典之作。可惜的是,這本小說歷年來多次被搬上銀幕(首次是1960年),這個訊息都被大大的淡化。畢竟,在資本主義作主導的西方社會,「階級矛盾」從來不是一個受歡欣的題材。

極權主義

相反,極權主義則是「反烏托邦 (Dystopian) 」電影的熱門題材。其中較著名的有1966年的《Fahrenheit 451》(由 Ray Bradbury 的同名小說改編)、1971年的《THX 1138》( George Lucas 的實驗電影處女作)、1976年的《Logan’s Run》、1984年的《1984》、1997年的《Gattaca》、2005年的《V for Vendetta》等。

最後的一齣電影特別值得一提,因為片中的 Guy Fawkes 面具,已經廣被全世界反建制、反強權的社運人士在遊行和示威中佩帶(包括「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等)。電影中的一個道具竟然有這樣的影響力,也可算是電影史上一趟值得稱頌的事情。

戰禍

但社會和政治諷刺畢竟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科學」。一個與科學和科技較有直接關係的電影題材,是人類發明的超級武器被用於自相殘殺,最後為人類帶來浩劫。這兒有一齣被不少人遺忘的經典之作:於1959年上映、改編自 Nevil Shute 一本同名小說的電影《On the Beach》。這部電影講述世界經歷了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核子武器所引發的輻射塵逐步遍布全球。影片中完全沒有任何特技效果,但在平實的拍攝手法之下,其震撼的訊息令觀眾久久不能忘懷。

相比起來,1964年上映的《Dr. Strangelove, or How I Stop Worrying and Learn to Love the Bomb》則採取了誇張得多的黑色幽默手法。片中的「末日機器 (Doomsday Machine) 」是對人類愚昧的最尖刻諷刺。(於同年上映的一部《Fail-safe》也是以「冷戰」和「核戰災劫」為題材的出色電影,但不幸遇上寇比力克 (Stanley Kubrick) 的這部《奇愛博士》,今天記得的人已很少了。)

但相比起來,電影觀眾遠為熟悉和印象深刻的「人類極度愚昧」的意象,必然是1968年經典科幻電影《Planet of the Apes》(港譯《浩劫餘生》)之中,倒塌在沙灘之上的自由神像。(同年上映的太空科幻電影經典之作《2001 A Space Odyssey》則為觀眾帶來了有關人類未來的一種截然不同的想象。)

電影中的科學其實不限於科幻電影。1979年上映的《The China Syndrome》(港譯《危機》)描述美國一所核子發電廠發生災難性的意外,它的實際影響便較任何一部科幻電影還要大得多。這是因為電影上映後的第十二曰,賓州三里島便發生了核輻射泄漏意外。這個巧合令美國的民意一面倒地傾向「反核」,美國政府最後下令停止建造任何新的核電廠。結果是,美國直至今天仍有超過四成的電力來自燃煤發電,而因此額外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令全球暖化危機進一步加劇。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是怎樣一回事我不清楚,卻肯定如果有第四次世界大戰的話,使用的武器必定是石頭和棍棒。」上世紀美、蘇冷戰時期,這個觀點引至大量「浩劫後」( post-holocoust 或 post-apocalyptic )科幻小說和電影的產生。方才提到的《Planet of the Apes》固然是其中的表表者,另一套風格截然不同的製作,是備受一些觀眾推崇的《Mad Max》公路戰士三部曲(1979, 1981, 1985)。

一部題材獨特的作品(以郵遞服務重塑文明!),則是改編自 David Brin 同名作品的電影《The Postman》(1997)。

浩劫不一定來自核戰,也可來自瘟疫。非科幻電影《Cassandra Crossing》(1977)、《Outbreak》(1995)和《Contagion》(2011)等皆以此為題材。科幻電影的「貢獻」是指出這些瘟疫可以來自太空:如兩度把 Michael Crichton 的小說搬上銀幕的《Andromeda Strain》(1971, 2008);也可以來自為利是圖的生物科技企業集團的自作孽:如將電子遊戲《Resident Evil》一次又一次搬上銀幕的同名電影系列。

很多人會認為《Resident Evil》是「喪屍」題材的代表作。但早於1954年,科幻作家Richard Matheson 在他的小說《I Am Legend》之中便已描述人類因為進行生物戰爭,結果令所有人都受到感染而變成「見光死」的喪屍——除了故事中的男主人翁之外。這個故事曾三度被搬上銀幕:1964年的《The Last Man On Earth》、1971年的《The Omega Man》、以及2007年的《I Am Legend》。(這個作家的另一個有關機械人拳擊的短篇故事〈Steel, 1956〉,則於2011年被拍成電影《Real Steel》。)

環保

除了戰爭和生化災難外,除著工業文明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環境保護亦成為了科幻小說的一個重要題材。一部風格獨特的經典之作是1972年的《Silent Running》。片中除了開首的半小時外,其餘時間都只是由男主角與幾個小型的機械人完成。結尾一幕太空船載著世上最後的樹林航向無盡的太空,是綠色科幻電影中最諷刺而又具控訴力的一幕。

兩年後(1973年),另一部以人口過剩和環境崩潰為題的電影《Soylent Green》面世。它改編自 Harry Harrison 的小說《Make Room!Make Room!》。雖然故事裡加入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主題而被人詬病,但劇中的一句 “Why didn’t they do something while they still could?” 可謂一針見血。而劇中的老者在安樂死之時,一邊欣賞著大自然美麗景緻的投影一邊聽著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的那一幕,直教人感動得掉下淚來。(可笑的是,2012年的電影《Cloud Atlas》設定於未來的其中一段,正是抄襲了那個被人詬病的主題。)

雖然《Soylent Green》中已提到 “greenhouse effect” (那時還沒有「全球暖化」這個名詞),但真正以此為題材的,是一部投資巨大卻劣評如潮的電影《Waterworld》(1995)。電影本身雖然很爛,但透過了它,普羅大眾首次得悉如果全球暖化令地球南、北兩極的冰完全融化的話,全球的海平面將會大幅上升而將大量沿海地區淹沒這個危機(電影中謂會將所有陸地淹沒當然是無稽之談)。

以全球暖化為主題的經典之作,當然是2004年上映的《The Day After Tomorrow》。但可惜的是,電影為了製造特殊效果,採取了大西洋的「灣流 (Gulf Stream) 」因格陵蘭融冰的影響而停頓下來這個科學假設。由此出發,畫面中自一輪海嘯過後,即出現了整個歐洲和美國東岸變成冰天雪地的景象,看來就好像冰河紀的來臨。對於大部分不懂得背後科學原理的觀眾而言,這實在令人摸不著頭腦。結果是,「全球暖化」的嚴重威脅這個訊息被淡化甚至在觀眾的腦海中流失了。這實在是十分可惜的事情。

然而,環保的迫切已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在1951年的電影《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之中,外星人乘坐飛碟降落地球之後,提出了人類必須停止互相殘殺,否則會被消滅的警告。但這部電影於2008年重拍時,這個警告已經變為:人類必須停止破壞自然環境,否則會被徹底消滅。而即使針對小朋友的迪斯奈動畫,也於2008年的製作《Wall-E》中宣揚環保的訊息。(但請參閱我的另一篇文章《從劉慈欣的慨歎到 Wall-E的震撼》)

毋庸諱言,在電影中出現的科學甚至是科學家的形象,大多是負面的。這其實很易理解,因為描述科學和科技多麼美好的故事只會悶死人。科幻小說中的取向其實也差不多。但有趣的是,熱愛科幻小說的人大多也熱愛科學,一些著名的科學家甚至不諱言他(她)是由於年青時看了科幻小說才愛上科學的。這兒有一個有趣的學術研究題材,那便是,相比起來,喜愛科幻電影(卻不看小說)的人,與喜愛科幻小說的人對科學的觀感有什麼不同嗎?

科技浩劫

電腦和機械人是科幻小說中一大主題,科幻電影自也不遑多讓。機械人叛變並殘害人類的經典之作當然是1984年的《The Terminator》以及它的多部續集。而把這個題材推到極至的則是1999年的《Matrix》及其續集。改編自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的機械人小說的則有1999年的《Bicentennial Man》和2004年的《I, Robot》,但後者的成績較前者差得多了。

以電腦失控為題材的電影之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當然是《2001 A Space Odessey》中的殺人電腦 HAL 。人類製造超級電腦以作戰爭之用,最後卻自吃苦果(雖然最後都逃過大難)的代表性作品,則有1984年的《War Games》和2008年的《Eagle Eye》。

雖然多數人不把它當作科幻電影,但筆者認為很值得一提的電影是1995年的《The Net》。電影中描述壞人如何可以透過電腦網絡取得大量平民百姓的資料以作奸犯科,甚至可以令到一個人身敗名裂或人間蒸發等等,即使在二十年後的今天看來,仍然(或更加?)使人不寒而慄。

企業壟斷

除了電腦統治外,企業統治 (corporatism) 也成為了不少科幻電影中的題材。留意驚慄太空電影《Alien》(1979)和機械人電影《Terminator》(1984)的首集之中,企業作為故事背後的「壞蛋」這個訊息並不突出。但到了它們的續集《Aliens》(1986)和《Terminator 2》(1991),企業的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和不顧人類安危等訊息已是十分鮮明。往後的科幻電影也多次以此為題。

一部可說走在時代前頭的電影是1975年的《Rollerball》。故事中的未來世界基本上已由大企業大財團所管治,其間更提到在此之前,曾出現席卷世界的“Corporate Wars”,而世界的新秩序,正是由這次大戰的結果定下來的。

另一部深具諷刺意味的電影是1987年的《Robocop》。大部分人都只是把它看作為一部以「人、機結合 (cyborg) 」為主題的科幻電影來看,但除此之外,故事內容還包含著對所有公共事業(包括社會治安)都進行「商品化」和「私有化」的這股「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 (neoliberalism) 」的歪風的尖刻批判。

公義

自從零八金融海嘯以來,反映社會上貧富懸殊和不公義的科幻電影一下子多了起來。可惜的是,它們的水準甚為參差。其中例如《In Time》(2011)、《Total Recall》(2012新版)、《Elysium》(2013)等都是水準以下(即使製作成本有多高)之作。筆者較為喜歡的,反而是從側面批判這種趨勢的《Disctrict 9》一片。

有趣的是,在最為成功的美國漫畫英雄電影《蝙蝠俠》系列之中,最新的一部《The Dark Night Rises》(由《Inception》的 Christopher Nolan 導演)也觸及這個題材。但它的處理手法十分曖昧,既有批判貧富懸殊同情弱小的部分,也有(為了近合美國觀眾的心態)描述群眾革命如何可怕的部分。其中的一幕「清算」富人並直搗他們的家居,以及向為富不仁的人進行「公審」的場面便甚具震撼力。筆者更曾在互聯網上看到有人直指電影中的「壞人」Bane才是真正的英雄。有人甚至「惡搞」地把Bane的面罩與蝙蝠俠的面罩結合起來。

在「電影中的科學與科幻」這個大題目之下,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題材(如生物改造、科學與宗教等)藉得探討,但因篇幅關係,筆者只好就此打住。我認為電影史上對科學以及人類前途的探討,最精彩的一趟不是有關電腦、機械人、超人、外星人、生物改造等的作品,而是改編自威爾斯 (H.G. Wells) 小說《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的一部電影《Things To Come》。在這部上映於1936年的電影的結局,兩位主角就人類應否永不停息地探索宇宙,不斷向未知的領域進發,抑或應該有所節制,停下來享受我們已有的豐盛、穩定與和諧的生活,表達了針鋒相對的意見。很明顯,原作者威爾斯支持的是前者。筆者極力建議大家去找這部電影看看,然後問問自己較為同意哪一個觀點。

(本文曾於2013年10月號的台灣科學雜誌《科學月刊》之上刊登。)

明報「失守」VS 新媒體時代的冒起

《明報》高層大地震,原總編輯劉進圖被調走,由一名馬來西亞人充當總編輯,令香港人擔心傳統媒體陸續「失守」,加入建制大營,香港的言論及輿論空間會愈來愈窄,老徐看到的情況卻是截然相反。

不錯,近年香港的傳統媒體陸續失陷,死的死,歸邊的歸邊,大家慨嘆傳統媒體似乎就只剩下壹傳媒集團仍然願意跟政府「對著幹」了,但壹傳媒集團旗下報刊充滿「創意」和「主觀」的報導手法,又令到不少媒體消費者對其內容失去信任。另一邊廂新媒體、社交媒體、個人媒體陸續興起,卻大部分都是跟政府大「唱對台」的。這是一種新舊媒體交替的現象,當舊媒體連作為「第四權力」的天職也放棄,一句俗話說:「佢要死,唔通你唔畀佢死咩!」

過去,市民對於傳統媒體有兩大基本要求或說期望,亦是其核心的存在價值,網絡媒體難以取代,那就是:一、提供準確的資訊,二、飾演監察政府和公職人士的「第四權力」,但在過去的一段日子,香港的傳統媒體放棄客觀、準確、持平的報導手法,令讀者對傳統媒體失去信任,可信度日益下降,加上在監察政府這天職上不斷退卻,這儼然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在陸續有傳統媒體結業的情況之下,倖存者的銷售量仍然不斷下滑。當然,這跟網絡媒體的冒起有很大關係,傳統媒體要生存下去,既要懂得如何轉型接上網絡媒體這條康莊大道,同時要回歸它們的核心價值,讓消費者對它們重拾信心和消費的需要。

近年香港新媒體的冒起包括民間電台、香港人網(後轉為謎米網)、MyRadio、D100、主場新聞、獨立媒體、852郵報、巴士的報⋯⋯,不能盡錄,這些新媒體除了D100之外,都屬於小本經營,較容易維持,無需太多廣告支持,大部分經營者都另有財源,並非靠此維生,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依照個人的政治信念而發聲的平台,故此反而較能站穩監察政府這個「第四權力」的位置。

過去,新媒體較少收入來源,吸引不到傳統媒體經營者的青睞,但時而世易,愈來愈多廣告公司開始將廣告預算投至新媒體,甚至成為新媒體的廣告代理商,「主場新聞」就是近期較為成功的例子。「謎米網」則主力把內容寄存在YouTube播放,與YouTube分成插播在短片內的視像廣告,至於「個人媒體」則旨在某個領域作個人推廣,經典例子是Gary Vaynerchuk的Wine Library,建立葡萄酒酒評人的顯赫地位,令他在評酒方面的影響力不下於Robert Parker。一些個人媒體則可以著力做好內容,然後授權Google在其網站經營廣告並分成利潤,當然還有所謂的「一千死忠粉絲」定律,若是你提供的內容夠獨特質量夠佳,吸引到全球有一千名死忠粉絲願意花錢購買,則可以靠此維生,鄭大班的「D100」就是大力開發這方面的財源,黎則奮Q仔的「政治經濟學」網站亦是採取這樣的「商業模式」。上述的情勢令傳統媒體經營者也開始垂涎新媒體,前星島報業集團行政總裁盧永雄就放棄高薪厚職自資創辦「巴士的報」,據說盧是次創業得星島報業集團老闆何柱國的祝福,從其以法國第一次大革命開創共和政體的「巴士的監獄」事件作為網絡媒體的命名,確實反映出創辦者的鴻圖大志。

正如前述,明報的「失守」是「慢性自殺」,傳統媒體靠攏政權只會流失更多「讀者」,將他們轉手與新媒體。二十一世紀絕對是「典範轉移」的新時代,各個領域都因著資訊科技而有大規模的轉變,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網絡媒體與極權專政在本質上是不可能靠近的,因為網絡的本質就是民主。

本文的視像版:http://youtu.be/y3aPovFTJUs

老徐的部落格:http://www.TsuisCritiq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