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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童話故事中的場景,比利時 Brussels 藍色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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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遊你會排什麼樣的行程呢?大部份的遊客還是偏好去較知名的景點吧,而這些知名景點中,絕大多數還是都在都市裡,說是出國看看放鬆心情,其實不是逛街、血拼,就是吃東西等等,但如果你比較喜歡深度旅遊,比起買東西吃東西更享受當地特色美景,只帶回透過眼睛和相機留下的紀念品,那你一定不能錯過接下來要介紹的超酷藍色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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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吞食部】愈小的罪,愈需要被原諒吧─《東京小屋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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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山田洋次今年83歲了,他主動想改編這部2010年獲得直木賞的小說,是因為自己的童年就如故事背景般蜷縮在二戰的巨輪下,平井家的小少爺恭一是他自身的投射,片中亦藉這個角色之口,清楚表達了一名生於戰時的老人如今的反戰立場。山田洋次近年作品裡,寫滿留給世界的人生箴言,同時,也和前作《東京家族》一樣,再度由妻夫木聰肩負起「下一代的希望與傳承」,上回起用的蒼井優則有了鄉下版:以本片獲得柏林影后的黑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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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APP也能這麼文藝清新,初次使用《Paktor拍拖》有感

「小姐給虧嗎」是早年相當基本的把妹起手式,到了網路交友盛行的時期,見面一句「安安」就像台語的「呷霸未」一樣自然脫口而出,當年有多少對情侶就是在 MSN 的"等登登"聲中促成的,不過老實說,自從 MSN 從市場退役後,編輯就對網路交友興致缺缺,尤其後續崛起的行動交友 APP 軟體又有不少"黃黃的"評價,更是連想都不敢想,不過接觸過 《Paktor拍拖》之後,才知道原來不是每種 APP 都走約ㄆ(半消音)路線,還是有很多真心想交朋友的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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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黑黑用起來更美,金屬系紋身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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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女孩子最關注的除了減肥之外,就是美白防曬了吧!雖然亞洲女孩深信 “一白遮三醜” 的觀念,但殊不知國外的女孩們對黝黑皮膚更加熱愛,國外的一個網路品牌 Flash Tattoos 設計推出了一系列用在黑皮膚上會更好看的夏日金屬系刺青貼紙,讓人完全想要立刻丟下所有防曬乳,盡情地在太陽底下曬黑展露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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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1920年,《臺灣青年》第一次在東京發行,卷頭詞寫著:「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反抗橫暴而從正義,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野獸生活……是這樣的覺醒了!」

創刊號同時邀請來了一群具份量的日本學者助陣,包括曾經擔任東京市長、貴族院議員的阪谷芳郎,以及當時活躍的政治思想家吉野作造。

其中一位明治大學的教授泉哲,在他的文章〈告臺灣島民〉中,呼籲臺灣人應該自己肩負起文化教育的責任。他認為,日本總督府在臺灣的統治方針,只集中在物質開發,對於精神層面,則毫無貢獻,付之闕如。假如臺灣人還對此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只會讓自己的前途黯淡無光。所以他說:

「臺灣並非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必須對此有所自覺。」

那一年的年底,蔡培火在《臺灣青年》上發表了另外一篇〈我島與我等〉(同時有中日文兩種版本),呼應了泉哲的說法。他在這篇文章中,對臺灣的未來表達了無限期待。他認為這座島嶼,「其氣象、其景色、其物產皆即雄大豐富,如此天惠豐富之地方,即世界中亦不多見」。自然賦予如此豐富的資源,正是要求島上的人,不僅必須發憤活動,更要在知識上積極進取。他寫著:

「我等以往,若無神經若無思慮,缺乏進取精神,而計畫創造之氣風不振,遂致陷今日之境遇,我等應當猛醒大悟。」

他接著說,從地理位置上看,臺灣可以成為「亂世之戰場,治世之樂園」。過去的臺灣,總是被外力爭奪,籠罩於砲火之下。但展望未來,他期盼作為海運之要衝的臺灣,能夠積極發展科學與工業,充分利用其天然環境,讓臺灣像瑞士一樣,生活自由,成為東亞之樂土。

「我等為此島之主人翁者,宜著目於此點而努力,興乎!島主等!由於爾等之努力成就,多眾人類同胞之足,齊向此島來遊,共享安樂幸福,必非夢想也。」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讓漢人與原住民握手言和。他主張,原住民(他稱之為「山內人」)所面臨的問題,「全然是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者。」過去漢人自以為是地迫害他人,如今被日本人歧視,在他看來不過是「天罰」。所以,只有先懺悔過去之罪,才有可能開始向日本帝國要求平等之待遇。

也就是在這一篇文章中,蔡培火要臺灣人在智力和體力上鍛鍊充實,以守護臺灣,迎接將來之新生活。他說:

「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

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成為了一句響亮的口號。這也是為什麼,1927年的《臺灣民報》上會寫著:

「思想落後的臺灣,自從大正九年(1920)七月的『臺灣青年』發刊以來,才發現著『臺灣人是臺灣人的臺灣』,才曉得講究『自強自新』之途。」

「『臺灣青年』一出現,才把隸屬的思想打破……臺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了。」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1920年,《臺灣青年》第一次在東京發行,卷頭詞寫著:「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反抗橫暴而從正義,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野獸生活……是這樣的覺醒了!」

創刊號同時邀請來了一群具份量的日本學者助陣,包括曾經擔任東京市長、貴族院議員的阪谷芳郎,以及當時活躍的政治思想家吉野作造。

其中一位明治大學的教授泉哲,在他的文章〈告臺灣島民〉中,呼籲臺灣人應該自己肩負起文化教育的責任。他認為,日本總督府在臺灣的統治方針,只集中在物質開發,對於精神層面,則毫無貢獻,付之闕如。假如臺灣人還對此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只會讓自己的前途黯淡無光。所以他說:

「臺灣並非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必須對此有所自覺。」

那一年的年底,蔡培火在《臺灣青年》上發表了另外一篇〈我島與我等〉(同時有中日文兩種版本),呼應了泉哲的說法。他在這篇文章中,對臺灣的未來表達了無限期待。他認為這座島嶼,「其氣象、其景色、其物產皆即雄大豐富,如此天惠豐富之地方,即世界中亦不多見」。自然賦予如此豐富的資源,正是要求島上的人,不僅必須發憤活動,更要在知識上積極進取。他寫著:

「我等以往,若無神經若無思慮,缺乏進取精神,而計畫創造之氣風不振,遂致陷今日之境遇,我等應當猛醒大悟。」

他接著說,從地理位置上看,臺灣可以成為「亂世之戰場,治世之樂園」。過去的臺灣,總是被外力爭奪,籠罩於砲火之下。但展望未來,他期盼作為海運之要衝的臺灣,能夠積極發展科學與工業,充分利用其天然環境,讓臺灣像瑞士一樣,生活自由,成為東亞之樂土。

「我等為此島之主人翁者,宜著目於此點而努力,興乎!島主等!由於爾等之努力成就,多眾人類同胞之足,齊向此島來遊,共享安樂幸福,必非夢想也。」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讓漢人與原住民握手言和。他主張,原住民(他稱之為「山內人」)所面臨的問題,「全然是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者。」過去漢人自以為是地迫害他人,如今被日本人歧視,在他看來不過是「天罰」。所以,只有先懺悔過去之罪,才有可能開始向日本帝國要求平等之待遇。

也就是在這一篇文章中,蔡培火要臺灣人在智力和體力上鍛鍊充實,以守護臺灣,迎接將來之新生活。他說:

「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

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成為了一句響亮的口號。這也是為什麼,1927年的《臺灣民報》上會寫著:

「思想落後的臺灣,自從大正九年(1920)七月的『臺灣青年』發刊以來,才發現著『臺灣人是臺灣人的臺灣』,才曉得講究『自強自新』之途。」

「『臺灣青年』一出現,才把隸屬的思想打破……臺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了。」

【香港美食】來自新加坡的地道美味‧亞坤多士

話說上個月在尖沙咀逛街的時候,突然看到「亞坤」,沒想到這家新加坡老字號也計劃進軍香港市場,對於我這位咖央多士粉絲來說必定是天大的好消息啦!一直等…等…等,亞坤終於開幕,聽說每天都有很多人特意來朝聖,那我就只好挑平日過來,回味一下亞坤的美味多士。 (謎音︰其實平日下午茶時間也是很多人啊!)

亞坤香港店的外型很時尚,轉角位置是一大面落地玻璃,與尖沙咀的商業感覺頗搭。

門外已經有一面大餐牌列出各種主食。

就算是平日下午,店裡人潮還是絡繹不絕,光是點餐就要排十五分鐘。

牆上是由新加坡景點組成的壁畫,讓人想起新加坡的旅行時光。

餐牌設計得像宣傳小冊子,但又帶點懷舊味道。

等了二十分鐘,叻沙終於送到了。湯頭味道很濃郁,辣味、椰汁味兩者均等,但吃第一口的時候要小心,不然容易被辣味嗆到。湯汁中還能吃到碎碎的小東西,應該是小蝦或魚乾類的材料,這也是湯頭帶鮮甜味的主因。唯一要挑剔的地方應該是麵條,掛湯失敗,又沒有味道。 (之前在新加坡吃過加東叻沙,麵條是剪成小段,但亞坤的只是一整條呈上,不知道哪一家才是正宗。)

由於當天人太多的關係,點餐後咖央多士要等四十五分鐘才送到,真的是得來不易啊!

和新加坡本店一樣,咖央多士的表面超級酥脆,吃起來就像餅乾,而且咖啡色也很平均,外觀就已經滿分。秘製咖央醬依舊飄出清新的班蘭和椰香味,只是份量有點不足,而且塗得不平均,但配上冰凍的牛油,在烘烤過的多士中慢慢熔化,味道還是值得一讚。 (一口接一口,卡路里跟著破錶。)

等飲料的地方可以看見店員在拉茶。

南洋咖啡以煉乳取代糖,咖啡喝起來更滑,不過這杯的味道很淡,個人沒有特別喜歡。

等了這麼久才能吃,我就先開動啦!

亞坤 Ya Kun Coffee & Toast
地址︰尖沙咀漆咸道南45-51號其士大廈地下C & D 舖
電話︰3971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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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的學思歷程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

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9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

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摘自:
《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陳建守/主編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01420

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的學思歷程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

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9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

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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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陳建守/主編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01420

【旅行隨筆】一個人去旅行‧但我不孤單

說真的,不是每個人也會喜歡一個人旅行的感覺,至少我身邊就有很多人沒有試過,也沒有打算去試,獨自出遊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你沒有朋友嗎?」

奇怪,為什麼會一個人旅行,就要和「沒有朋友」劃上等號呢?我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只是並不會每個朋友都能成為理想中的旅伴,在原來的城市能好好相處,不代表旅途中也能夠安然無恙地渡過。大家要知道,旅伴和朋友並不一定相等。

「一個人在外,沒有人和你講話,不會很無聊嗎?」

試過一個人旅行的朋友,就知道這句話根本不成立,實在是多餘的憂心啊!獨自出國,我喜歡住在旅舍,就是單個床位的那種住宿,原因非常單純,就是要省住宿費,還有…我怕自己一個人睡,至少旅舍的房間有很多人陪著自己(笑)。認真的說,在旅舍我可以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者,大部份人也是自己出國旅行,晚上在大廳一起聊聊天,第二天說不定還可以結伴去玩,怎麼會覺得無聊呢?每天都遇上不一樣的新朋友,這樣的旅行才是令自己成長的回憶啊!

試過在台灣溪頭旅行時,因為房間有蜥蝪,嚇得我馬上跑出大廳,結果有一位好心的叔叔幫我將蜥蝪趕走。後來我們就在大廳聊了很久,有的沒的也聊一下,一個看似普通的晚上,卻讓我特別難忘(原來叔叔是台灣交通大學的某個教授,太厲害)。

「那你是自己一個人吃飯嗎?感覺好寂寞。」

哈哈,一個人去旅行,當然是自己一個人吃飯啊,不然要將隔壁桌的陌生人拉過來陪自己吃嗎?其實一個人用餐真的沒有特別落莫的感覺,反而能夠安安靜靜地享受桌上的料理,品嚐廚師用心煮的美食,這樣不是更好嗎?找個機會讓自己不講話,沈澱一下思緒,將吃飯的層次提升,或許你會覺得那頓飯的意義會變得不一樣。如果真的很介意別人看你自己吃飯的眼光,那你就一邊吃東西,一邊看看相機裡的照片,既可以迴避陌生人的眼神,又可以回味整天的旅程,這樣會好一點嗎?

或許大家看完還是覺得「一個人去旅行真的好奇怪啊」、「我才不要自己去,感覺真的太悶。」,真的不要緊,就等到自己和我有類似的想法再出遊,說不定你也會愛上這樣的旅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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