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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的哀歌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sfllaw)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sfllaw)

 

我一直好佩服傳媒人,他們的工作是神聖的,捍衛新聞自由、大眾知情權、制衡政府的第四權等等。尤其是我在媒體打雜了大半年,感受甚深。這段說話的前設是有用於良心的傳媒人,「良心」是很關鍵的字眼。

 

其實投資傳媒的老闆偶然也有好的,因為投資傳媒應該賺不了什麼錢,政策風險又大,肯放舊錢下海多多少少也是有心人。好似傳媒大亨梅鐸,有財力有經驗有耐性,慢慢建立政界網絡,但最終也玩不過中國的政策環境,要撤資走人。雖說投資傳媒的大老闆通常身兼數個生意,好多時投資傳媒都是希望借輿論平台造勢,或者和政府講數博奕時多個籌碼,不過客觀現實是消費者可以多個選擇,引入更多競爭,傳媒人和文人也可以在窄縫中生存,這也是好的。

傳媒是控制意識形態的統戰工具,加上香港特別的政治環境,收緊言論自由就梗架啦,不過沒想到這麼快。根據預言家亞洲先生盛品儒的名句:「《信報》無信,《明報》不明,《蘋果》爛左,亞洲早晨」,居然中了頭兩句。《信報》空降高層逼走紀曉風團隊和游清源,衍生出《852郵報》;《明報》搞空降,架空劉進圖。最意想不到是言論親建制和商界的施永青也著了道兒。施生暗示中資撤廣告和專欄作家惹火有關,其實《am730》也算係咁啦,一方面有陳雲、李慧玲等;但另一邊廂也有田北辰和陳婉嫻等人,言論也算多元吧。如此下去,如同趕狗入窮巷,逼投資者發展較難統戰的網上媒體,消費者架空傳統報章。我想不出這樣的結果對當權者有什麼得益。

 

自王維基死過翻生後,我好像悟到一個道理。商人要在香港生存必須要意識上投誠,王維基失落牌照後從沒正面針對中央,也沒有圍政總,一直在傳媒前把事件和政治撇清,只暗諷失落牌照是梁振英一個人的錯。從結果推測,中央可以接受商人對特首指罵,只要大方向不反叛就沒問題了。李生和特首關係惡劣,但大方向是迎合中央,例如收購CSL,變相令中移動在3G頻譜競爭少個對手;新鴻基天價投得徐家匯地王,這些舉動的背後含意比經濟利益明顯。也許,在香港投資地產、電訊、傳媒等等的戰略行業前,要先問自己願意肯向政權付出幾多「誠意」先。

 

手提電話 電從何來?

(原載於:《字畫》

手提電話 電從何來?

 

睿叔在文化中心露宿,探望他的時候,他正小心翼翼把自己的手提電話用密實保鮮袋包著放進袋子裏,應該是生怕它在下雨的時候,會被雨水弄濕。他的手提電話不是現在大熱的智能電話,只是一部被稱爲「恐龍蛋」的手提電話。睿叔的這部電話應該是從地攤,或者二手店那裏買回來的。這個型號在一些二手手機銷售店裏看過,估計大約一兩百元。我看一下四周,也不見有插頭,忍不住問他電從何來,他慢條斯理的拿出一條USB電線,然後說:「在沒有工作的日子,我會在公共圖書館裏,把綫接駁到電腦充電。然後基本上一次充電已經足夠我用上幾天。」

本來我對這句話還是有點疑惑,一塊電池怎麽可以撐到幾天的時間呢?不過細想之下,自從有了智能電話,流動數據普及之後,其實我們已經忘記了一塊電池是可以用上幾天的。加上睿叔在不必要的時候會把手機關掉,所以電量理應可以用得更久。

 

「電話對你來説重要嗎? 」我還是忍不住問。睿叔說:「當然重要,基本上就算要我不吃飯,我也要有一部電話在身,因爲它能夠幫我聯絡社工,幫我聯絡老闆,讓我知道何時可以開工,何時可以賺到下一餐的錢。因爲自己沒有地址證明,所以只有電話才是福利和工作通訊的媒介。」 一般人想像無家者既然是貧困又居無定所的人,應該不會有這類充電性的電子器材在身,但原來電話對無家者來説是如此重要,它是工作來源,也是知道何時可以上公屋的唯一途徑。

最近睿叔送外賣時跌倒,由於大雨天時,加上地面十分粗糙,一失平衡,手腳都擦傷得很嚴重。擦傷後,他需要到了醫院打破傷風針,老闆也立刻解僱了他。受傷,加上被解僱,睿叔的生計大受影響。這幾天他趁著傷口開始癒合,四出找尋工作,同時也致電勞工處,希望可以向舊老闆拿回一些工傷錢,這至少可以補貼一百元的醫藥費。這晚之後,他就要繼續靠撥打電話來尋找工作。

 

電話,對於無家者來説,是繼續生存,甚至尋找長工以盼望重新上樓的必要工具。

 

Words by Kandi Wong
Photo by Maz Au

 

女生愛打機之WeChat遊戲中心

不得不承認 WeChat 為手機溝通創出新模式,看見人們在交通工具上拿著電話留言和聽留言雖然好像沒有私隱,但對於不喜歡在手機上打字的人卻帶來不少方便,例如朋友的高齡母親在外國和孫子們聊得不亦樂乎,充份享受科技的好處,難怪 Whatsapp 其後也要加入語音留言功能。誠然市場上不是這個 W,就是那個 W,再加上 LINE 看似熱鬧不已,卻總沒有一個應用程序能包攬文字通訊、視訊通話、語音訊息及遊戲功能,直至 WeChat 遊戲中心正式推出,喜歡與朋友玩遊戲的朋友終於能暢所欲言地與朋友們用語言和文字交流遊戲心得。

WeChat遊戲中心

其實 WeChat 遊戲中心早於國內版本的微信中存在,現在只是移植到國際版本的 WeChat 裡去,就在選單「發現」下方的「遊戲」 就會看到「GunZ Dash」、「Craz3 Match」、「2Day’s Match」三個遊戲下載連結,並直接連結到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載遊戲。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以1月7日最新推出的 GunZ Dash 作為例子,可選擇 Guest Login 或 WeChat Login,作為用戶當然選取 WeChat Login。
WeChat遊戲中心

接下來出現授權請求畫面,按同意確認。
WeChat遊戲中心

遊戲邏輯與瑪利奧兄弟相類似,主角都是透過跳躍和閃避等肢體動作取得分數。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除了邀請認識的朋友玩遊戲,最有趣莫過於向「Players Nearby」,亦即是鄰近的陌生人挑機!也許大家會不打不相識呢!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其餘兩個已推心的遊戲 Craz3 Match 與 2Day’s Match 都是以玩家熟悉的「方塊消消樂」及「上海」模式作為藍本,配上可愛公仔佔領用家的心。個人就對這些圓滑得意的公仔頗有好感,相信其他女生亦會認同。

Craz3 Match
WeChat遊戲中心

2Day’s Match
WeChat遊戲中心

正如方太教煮餸一切早已預備,遊戲又豈止這麼少?早前在 WeChat遊戲中心的分享會上就試玩了其他將會推出的遊戲,例如「全民飛機大戰」、「節奏大師」、「天天飛車」、「三國志亂舞」等。只是這些遊戲比起以上的三個 Casual Game 來得複雜,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國際版本的優化方能推出。然而隨著春節將至,相信遊戲推出速度亦將會加快,因為與其他遊戲平台如 Facebook 相同,WeChat遊戲中心亦是透過遊戲充值帶來商機。例如每個遊戲每天只會增加若干數量的鑽石,如果 Game Over 就只好使用 In-App Purchase 購買更多能量以延續遊戲,所以騰訊又怎會錯過假期的大好商機?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希望節奏大師會有多些香港流行曲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WeChat遊戲中心

據騰訊透露 WeChat 遊戲只發展範籌之一,未來將與更多香港單位合作,例如貼圖市集就有可能出現香港插畫師的大作(小克?John Chan?謝曬皮?爵爵港不停?)亦會銳意發展玩樂以外的業務,竟究騰訊在香港可如何「搵更多真銀」,又怎樣抗衡阿里巴巴社交平台步步進擊?值得留意。在WeChat遊戲中心官方Facebook會有更多新Game詳情,不過我發現香港的WeChat Facebook中文資料更為詳盡呢。

終極河蟹

(原載於:竇蓉的中環故事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marvin L)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marvin L)

 

《明報》更換總編輯的風波發生後,有份量的作家、博客、學者、前記者、現記者都紛紛抱不平,既有區家麟、呂秉權這些知名記者分享同業的感受和觀察,又有安裕援引《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例子,陳述辦報理念的鴻文,但事件發生了一個星期,卻始終發酵不起。

竇蓉日常遊走於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當我off line的時候,就會發現很多網絡上鬧哄哄的話題,中環至銅鑼灣的市民都不大關心,《明報》風波只是在柴灣吹得最狂。去年接連有針對新聞自由的暴力事件發生,多番有前線記者被打,運載《蘋果日報》的貨車被人惡意縱火,施永青被暴徒企圖襲擊,但市民並不感憤怒,報界的反應也不激烈,今番《明報》只是斯斯文文地換個總編輯,最重要的是連被調職的當事人都輕描淡寫,旁觀者很難依牙鬆鋼。

 

之前反國民教育及港視風波的抗爭,核心人士能夠鍥而不捨,並取得龐大輿論效應,關鍵的一點是因為他們沒有搵食包袱,反國教的旗手是中學生,距離求職就業的路仍然很遠;後者在王維基未獲發牌後,已淪為失業大軍,可以即刻天天去政總靜坐,少了搵食的顧慮。回想起來,王生這招借力打力的計謀的確厲害,不需開口,便能動員一批前員工去抗爭。反觀《明報》事件,歌頌前線記者迎難而上的人固然不少,但大家都知,搵食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抗議歸抗議,但報業行頭這麼窄,抗議過後也只能繼續乖乖上班,大馬張只要多等一兩個星期,河蟹工作便告大功告成。

竇蓉自己也是搵食這個核心價值的堅實信徒,不敢非議別人軟弱,只是無奈從殘酷的現實中,總結出報紙終極河蟹,乃難以逆轉之事。香港人無力感愈來愈重, 皆因整個城市,沒有多少東西是為了照顧香港人而設的,樓宇的定位和名字都要迎合大陸土豪,街道商舖是為了做自由行生意,電視台是為了討好權貴,全港近二十份報紙,為香港人講說話的,一隻手做完。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感覺如同過客。 最弔詭的是,報紙的存活和新聞質素關聯性愈來愈低,幾份讀者少得可憐的細報仍未結業,全因北京派紅色資本頂住,情況和亞視一樣,賺錢的報章則十份依靠地產及財經廣告,這些廣告的投放,除了視乎報章的定位外,是否獲歸類為自己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既然廣告收入和報紙質素關係似有若無,老闆自然懶得多花金錢,聘請資深記者。

 

近年各大報章的前線記者聘請了不少大陸人,大學碩士學位是一個學位八萬五的大計,各大專院校的大陸學生多到滿瀉,記者這個行業就吸納了不少這些同學。

想深一層,香港人在香港金融行業的參與度愈來愈低,來港上市的公司七成是大陸企業,投行無論美資、歐資,都充斥大量海歸派,中資投行的勢力也在不斷增加,近年企業連集資都不假外求,大量國內基金水浸,加上老闆的親朋戚友鼎力相助,集資數十億也不成問題,香港投資者在他們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在這個大前題下,各大中介機構都樂於聘請來自大陸的同事來服務大陸客,記者招股會上,以普通話為母語的記者佔三份一或以上,香港人的角色已慢慢由主變客,大馬張和一眾傳媒老闆都會諗,顧及香港讀者感受有甚麼着數?老實講,你上次掏出大拿拿七元,買一份《明報》又是何時?

新聞自由從來只在傳媒老闆手中,這句話可能很難入耳,但某程度上卻是事實。即使是《蘋果日報》,今時今日,愈來愈多讀者討厭民主黨,希望把他們踢出政壇,政治版的記者又豈會不知道民心所向,但生果報死攬民主黨的宗旨絲毫未見動搖!報館老闆不敢為所欲為,要顧及顏面及讀者喜好,因為他仍然當報館是一門賺錢的生意,才需要俾面讀者,而在有民主的地方,政府、傳媒能互相制衡,因為兩者最終都要向選民負責,但在香港這個地方,政府、傳媒是不斷步向互相勾結。

 

小時候看亦舒,最深刻的人生觀就是女人必需經濟獨立,對香港人來說,港資在香港經濟的影響力急劇降低,土生土長的香港企業家愈來愈少,當報館主要依賴紅色資本生存,終極河蟹也是難以避免,香港政治經濟主導權都不斷旁落,才是我們愈來愈仰人鼻息的原因。

 

電視服務研究團隊稱有線專營期滿後仍有穩定電視服務作用

由電信管理局委託澳門大學電視服務研究團隊昨指出澳門有線電視(下稱有線)即使其收費電視專營合約在四月廿一到期後其仍會擔當穩定電視服務的角色。 負責該研究的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副院長譚錦榮又指有線應為未來開放收費電視市場一部分。 在出席一公開活動被傳媒問及有關電視服務發展研究的最新情況時,譚錦榮表示中期報告會在幾日後公佈,並承諾盡可能安排獨立的記者會公佈報告內容。 他又指中期報告主要關注在電視服務轉型期間確保服務穩定,強調收費專營已不合潮流,但稱「有線電視作為電視服務的一經營者,在穩定電視服務有其角色,是開放收費電視市場的一部分。」 至於公共天線服務公司應否發牌以及四月後收費電視應有多少經營者,譚錦榮則此等議題會在團體的年尾的終期報告內有所提及。

施政報告 政府三大罪狀 硬砌置業階梯 基層青年勢危

表一:2013及2014年施政報告-建屋單位數字目標比較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在1月14-15日期間在立法會門外通宵紥營,反對梁振英政府「搭建置業階梯」,強迫青年做樓奴。可是,政府冥頑不靈,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慫恿「中低收入階層及青年…自置居所…」及「重建房屋階梯」(第143段),使基層青年成為政府及地產商樓奴之外,別無他途。我們感到非常憤怒,列舉政府三大罪狀:

罪狀一:玩弄數字

政府在本年施政報告中,首次透露未來十年興建各類房屋的具體分配比例。我們發現,梁振英政府是在玩弄數字,指「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供應,將較政府去年的承諾增加36%」(第144段);其實只要與上年施政報告比較,就發現大部份增加的單位,都是與天價樓市掛鉤的居屋,由平均每年4,250單位大幅增至每年8,000單位 (見表一)。公屋增加幅度非常低。現時公屋輪候冊總宗數有近24萬,即是說,政府肯定無法在十年內,滿足所有輪候人士居住公屋的需要。可以預料,為削減公屋輪候宗數,必定收緊申請資格,例如定期覆核「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入息及資產,推行專上學歷申請人扣分制等,間接剔除青年申請公屋資格,迫他們買樓。

罪狀二:長遠「私營主導」

從表一的比較亦可發現,要達致長遠房屋策略的建屋目標和分配比例,政府必須在十年內供應190,000私樓單位,不過,本年施政報告透露「未來5年私營房屋單位平均每年落成量約有13,600個單位」(第140段),即共68,000單位,按此推算,再之後5年(2019至2023年)政府須供應122,000私樓單位,即每年24,400單位,比公屋平均每年20,000單位還要多!由此可見,政府盤算逐步減少公屋的比例,五年後由「公營主導」變成「私營主導」。

罪狀三:迫公屋居民買樓

政府開宗明義要「重建房屋階梯,讓有能力的公屋居民購置居屋,騰出單位給有需要的基層市民」(第143段),即是政府將會採取各種威迫手段,例如收緊「富戶政策」,迫使公屋居民,特別是住戶中有在職青年的家庭,投身私人樓市。以華富邨為例,政府打算在重建華富邨後在該地一帶供應11,900公屋及居屋單位。按施政報告第144段提及的比例 (約71比29),重建後的原華富邨一帶只會有8,500間公屋(見表二)。即使假設所有華富邨居民都能原區安置,都至少會有500住戶 (約5.5%)「被置業」,成為天價居屋樓奴。在可見的將來,政府必然採取各項措施,分化居民,迫使部份住戶選擇置業,承受樓市風險,而不能在公屋中安穩生活。

表二:華富邨現時住戶數目及推算重建後的單位數目

因此,政府在本年施政報告中,清楚顯示它玩弄語言偽術,以「供應主導」包裝一套「公退私進」謀略,並企圖透過慫恿置業、堆砌置業階梯、收緊公屋政策、分化居民、歧視青年住屋需要等手段,迫基層及青年買樓,成為政府和地產商的奴隸。歸根究底,特區政府才是房屋出現「外來需求、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第139段) 的元凶!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一再強調:住屋是基本權利,並非可供投機炒賣的商品,然而政府倒行逆施,以種種政策、措施和輿論,特別是所謂「重建房屋階梯」,分化市民並迫使基層和青年投身高風險私人樓市,身陷長期負債的囹圄,淪為地產商的奴隸,踏上不歸路。

我們要求政府:

1.立刻撤回研究專上學歷公屋申請人扣分制;
2.撤銷公屋申請非長者一人配額及計分制,停止對青年住屋需要的歧視;
3.大量增建公屋,並提高單身及家庭申請公屋的資產與入息限額;
4.恢復包括租金及租住權保障的租務管制,保障未能入住公屋市民的基本住屋需求;
5.停止推行任何慫恿置業的政策,以免刺激樓價並令地產霸權問題惡化;
6.研究推行非商品化房屋,讓市民可以安居而不必受置業風險的影響,打破地產霸權對市民生活的控制。

以「社會穩定」反對民主的問題

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有一種聲音以社會穩定為由反對民主。我嘗試梳理清楚他們的進路,繼而提出這樣的策略反而提供了支持民主的重要原因。

以社會穩定為由的反民主論調,有兩種進路。第一種說法是,由於民主要求社會上大部份的市民選出代議仕,而大眾是不理智的,所以當代議仕面對選票壓力的情況下,會服從大多數選民的意願,作出不理智的決定,做成「大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這樣的講法基於兩個核心的想法,(1)大眾是不理智;(2)民主決定會做成大多數人的暴政。(1)的想法在現今民主潮流下,很難有足夠的說服力,然而,當我們認真看待這樣的一個想法時,理論上這還是有可能發生的,因此(2)的說法才會成立。即使如此,這裡隱含對民主的一個誤解:民主就是多數決的程序。然而,民主除了作為一個程序外,同樣肯定了每個個體的權利,比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平等的生存權,以及把社會成員看待成平等個體(treats individuals as equals)及由此而生的社會經濟權利。這些權利的作用,就是在於防止「大多數人的暴政」出現,因此(2)的說法在現今民主的理解下並不成立。於是乎,這樣的進路並不成功。

另一種以社會穩定為由的反民主論調,是承認選民的理性能力,但批評民主不能保證反映社會的意願。他們的假設是,(a)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管治者能明白社會上普遍的需要,提供相關的政策,繼而(b)民意能夠在政策中得到反映,因此不滿減少,社會穩定。在他們眼中,民主的原則是反映社會的意見,然而,民主卻不能把所有社會上的訴求都如實反映,這些訴求有可能被政黨利益,權力鬥爭所排擠,因此民主不能實踐其反映民意的原則,繼至不能保障市民利益。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中,反對者會進一步提倡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更能反映民意,提供香港人福祉的所需。這樣的進路對比上一個進路更為有影響力,似乎較得到社會的同情,因此我想花餘下的筆墨去處理及反駁這種說法。我的說法是,即使承認社會的首要價值是社會穩定(這樣的講法也有很大的爭論,例如社會的首要價值可以是自由、平等,公正等等),這樣策略卻反而提供了支持民主的重要原因。

首先要質疑的,是對社會穩定的理解。社會穩定並不是出於一個超能的政府,預知社會上每個個體的需要,繼而按這個理解執政。社會穩定的意思在於某一套對於社會應該如何運作的政治原則,能被社會上的個體普遍接受為合理,這樣的一套社會理解,用查爾斯‧泰勒的說法,是我們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一套社會大眾所接受的社會願景。這一套的理解是可以隨著時代轉變,例如我們今天的社會想像,受啟蒙年代的影響,已經不能再訴諸宗教,而要轉為對平等自由這些俗世價值的追求。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接受那種命定論,即社會有一套預設的制度是可以不訴諸群眾的認可,今天大家都普遍接受政府施政需要反映民意,而民主制度正正可以保障民意的有效表達。因此,那種所謂強力的中央政府最清楚理解人民利益的講法,其實並不符我們的社會想像,所以(a)一說無法令人接受,反而會引起社會反彈。此所以近年那種不民主的施政屢受挑戰。

反對者可以回應,既然如此,民主也不能保證民意的暢達啊,民意有可能被政黨利益,權力鬥爭所排擠,因此民主不能實踐其反映民意的原則。這裡反對者所要求的,是制度必須保證民意能「完完整整」地反映出來,管治者與被管治者的意見有絕對的一致(perfect coincidence)。然而,沒有任何政治制度可以保證這樣的絕對一致,強力的中央的政府也不能(他們甚至沒有提供原因)。我們要求的,應是較量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實際操作」上,誰更能好好把民意表達。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專制政府相較民主政府,前者對社會的管治不容挑戰,不容社會過問,這樣的情況將無法令人接受,民意表達失效,引發社會的更多不滿,挑戰政府施政,做成社會不穩定。我們無需要把民主說得完美無瑕,大可接受民主也會面對權力及利益所影響,然而如果反對者認真把社會穩定看待成為首要價值,反而應該支持民主制度,因為相較專權制度,在一個自由,公開及開放的公共制度下,人民的意願才能更有效展現,政府的施政才不會因為黑箱作業,獨斷而受到市民的挑戰及質疑,這也是(b)一說無法成立的原因。

當然民主除了能作為工具帶來社會穩定外,其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諸如體現個體的自由與平等,實踐自我等等。這裡最主要的說法是,如果反對者認真看待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反而更應該支持民主制度,惟透過民主制度,民意才更有可能在政府的施政當中所體現,使社會普遍滿意,減少社會不穩的可能。

由阿GEM和謝安琪說起

對不起,我對於「一男子」的施政報告,實在提不起丁點兒興趣,更決定眼不見為乾淨,近期可以吸引我注目的,反而是兩段娛樂新聞和一篇文章,兩段新聞都與歌唱比賽有關,分別是GEM在湖南衛視節目《我是歌手2》第2集選唱《存在》並大獲好評,取得第2名的佳績,以及謝安琪在深圳衛視節目《中國音超》(超古怪的名稱)唱出《她說》,獲得全場最高分;而至Like文章則是葉朗程的潮文《BB豬》,文中指:「如果A餐是5億身家加個徐濠縈,B餐是50萬身家(or less)加個謝安琪,我揀B餐。」「好多男人,都同張繼聰一樣,經常好大壓力,但係冇所謂,因為佢哋身邊有個好老婆。但有啲男人好慘,本來可以冇乜壓力,但最衰就係就係娶咗個老婆。」即時引來不少宅男狂Share。

GEM和謝安琪,是兩個性格、出身、歌路完全不同的歌手,但我從二人的際遇,卻也找到不少類近之處。

第一,兩位能在內地揚威,證明有一定實力,似乎她們在外地得到認同比在香港還要多,謝安琪不用說,多次因走音而被取笑(全世界大概只有陳奕迅走音而不會被批評的),我甚至在某篇報道中看到,記者將她與Stephy及傅穎相提並論;至於GEM,唱功早被肯定,但也只限於此而已,在不少人眼中,年紀輕輕的她永遠只是準天后。如今,二人在內地得到肯定,就像「摑了港人一把」。

第二,至少在香港樂壇,兩人都沒有大公司背景,我當然知道,謝安琪一度加盟新藝寶和星皓,但真真正正與她並肩作戰的,始終是周博賢的小規模經理人公司。

第三,兩人在香港樂壇頒獎禮都不是大贏家,《囍帖街》奇蹟的確是奇蹟,是可一不可再的,至少英皇會盡力阻止此事再發生,至於GEM,則慘被商台冷待,以致一度「揭竿起義」,雖然我不太贊同她炮轟商台的態度,但她因樂壇頒獎禮不公而憤憤不平,卻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四,二人都是敢言之人,都不太愛依循樂壇的「傳統」,屬於我行我素的類型,不像傳統歌手那樣,對答得體(但也沒個性),對傳媒有求必應。
第五,基於第四點,二人當然也逃不過被圍攻的命運,謝安琪的整容傳聞、與陳奕迅的緋聞,還有「食屎論」,都被人炮轟得體無完膚;較年輕但相對也較「識做人」的GEM,一樣被指對前輩沒有禮貌,成為新星目中無人的「人辦」。

以上種種,我並不知道誰真誰假,誰對誰錯,但對於歌手,其實我只關心其歌藝,關心她們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多動聽的樂曲,而事實是,二人都是新一輩中(雖然我知道,二人年紀其實相差頗遠)少數唱得之人,但作為香港人,我們沒有好好珍惜這些歌手,反而以「非音樂」的理由去指摘她們,甚至離棄她們,間接迫使二人北望神州大地(不過二人北上原因還是有點分別,謝安琪像是此地不留人,只好北上找機會,而GEM則似乎不甘於困在小小而且充滿制肘的香港樂壇,而找尋更遼闊的天地,實行「唔同你班友玩」),而很不幸地,今天的香港歌手在內地早已今非昔比,要在異地打響知名度,只得參與「真人騷式」的歌唱比賽,由歌手「降格」成為參賽者,她們的「委屈」,或多或少是香港人造成的。

二人也映照出香港樂壇一個可悲的現像,大型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各大電子傳媒,已霸佔了本地樂壇的「核心的內圍」,小型公司,不跟遊戲規則的公司,都被排斥,只能在外圍游走,更別奢望可改變奇怪兼不公平的制度。

此外,本應扮演監察者角色的傳媒,而更像是幫兇甚至是「樂壇霸權」的一分子,這一方面源於娛記的水平不足,我記得早些年港產片不濟之時,某報娛樂版跟風把票房失收的港產片統統稱之為「爛片」,簡簡單單便把票房和好壞劃成等號(如果根據這邏輯,《天機》應是近年中國難得一見的佳作);又是同一報紙,早一兩年天天為TVB電視劇造勢,久不久頭版便是「某某劇結局率先報導」之類,難得近年轉軚批評TVB劇集卻不面紅。不過,更深層次的理由,可能是這些報紙也有份製訂遊戲規則,我記得謝安琪因《囍帖街》走紅後,某雜誌訪問周博賢,他在訪問中說為了保護謝安琪的形象,堅拒娛樂雜誌的專訪,其後同一雜誌Book B的娛樂負責人,便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暗批他們,同時該雜誌也成為批評謝的主力,我不知二者有否關係,只知道最終周和博都「屈服」了,願意接受該雜誌的訪問。我在想,可能娛樂版的運作就是這樣,他們不要有個人想法的歌手(其實也包括演員),他們只要求肯合作(例如肯拍照、肯造新聞)的歌手,若是「阿知阿佐」,便一於「砌」她,「砌」到她願意合作為止吧!而且娛樂版永遠是「勢利」的,一個新歌手,沒有好遮蔭的「大樹」,被巨人進擊,也就怨不得人了!

現在,我們知道有地產霸權,而且對之深惡痛絕;現在,我們不喜歡電視圈的壟斷局面,因此希望HKTV打破悶局。但對於樂壇因為寡頭壟斷而停滯不前,我們卻不聞不問,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大家都被潛移默化,視那些遊戲規則為理所當然之事?

網誌:http://conan981001.blogspot.hk/2014/01/gem.html

由阿GEM和謝安琪說起

對不起,我對於「一男子」的施政報告,實在提不起丁點兒興趣,更決定眼不見為乾淨,近期可以吸引我注目的,反而是兩段娛樂新聞和一篇文章,兩段新聞都與歌唱比賽有關,分別是GEM在湖南衛視節目《我是歌手2》第2集選唱《存在》並大獲好評,取得第2名的佳績,以及謝安琪在深圳衛視節目《中國音超》(超古怪的名稱)唱出《她說》,獲得全場最高分;而至Like文章則是葉朗程的潮文《BB豬》,文中指:「如果A餐是5億身家加個徐濠縈,B餐是50萬身家(or less)加個謝安琪,我揀B餐。」「好多男人,都同張繼聰一樣,經常好大壓力,但係冇所謂,因為佢哋身邊有個好老婆。但有啲男人好慘,本來可以冇乜壓力,但最衰就係就係娶咗個老婆。」即時引來不少宅男狂Share。

GEM和謝安琪,是兩個性格、出身、歌路完全不同的歌手,但我從二人的際遇,卻也找到不少類近之處。
第一,兩位能在內地揚威,證明有一定實力,似乎她們在外地得到認同比在香港還要多,謝安琪不用說,多次因走音而被取笑(全世界大概只有陳奕迅走音而不會被批評的),我甚至在某篇報道中看到,記者將她與Stephy及傅穎相提並論;至於GEM,唱功早被肯定,但也只限於此而已,在不少人眼中,年紀輕輕的她永遠只是準天后。如今,二人在內地得到肯定,就像「摑了港人一把」。
第二,至少在香港樂壇,兩人都沒有大公司背景,我當然知道,謝安琪一度加盟新藝寶和星皓,但真真正正與她並肩作戰的,始終是周博賢的小規模經理人公司。
第三,兩人在香港樂壇頒獎禮都不是大贏家,《囍帖街》奇蹟的確是奇蹟,是可一不可再的,至少英皇會盡力阻止此事再發生,至於GEM,則慘被商台冷待,以致一度「揭竿起義」,雖然我不太贊同她炮轟商台的態度,但她因樂壇頒獎禮不公而憤憤不平,卻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四,二人都是敢言之人,都不太愛依循樂壇的「傳統」,屬於我行我素的類型,不像傳統歌手那樣,對答得體(但也沒個性),對傳媒有求必應。
第五,基於第四點,二人當然也逃不過被圍攻的命運,謝安琪的整容傳聞、與陳奕迅的緋聞,還有「食屎論」,都被人炮轟得體無完膚;較年輕但相對也較「識做人」的GEM,一樣被指對前輩沒有禮貌,成為新星目中無人的「人辦」。

以上種種,我並不知道誰真誰假,誰對誰錯,但對於歌手,其實我只關心其歌藝,關心她們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多動聽的樂曲,而事實是,二人都是新一輩中(雖然我知道,二人年紀其實相差頗遠)少數唱得之人,但作為香港人,我們沒有好好珍惜這些歌手,反而以「非音樂」的理由去指摘她們,甚至離棄她們,間接迫使二人北望神州大地(不過二人北上原因還是有點分別,謝安琪像是此地不留人,只好北上找機會,而GEM則似乎不甘於困在小小而且充滿制肘的香港樂壇,而找尋更遼闊的天地,實行「唔同你班友玩」),而很不幸地,今天的香港歌手在內地早已今非昔比,要在異地打響知名度,只得參與「真人騷式」的歌唱比賽,由歌手「降格」成為參賽者,她們的「委屈」,或多或少是香港人造成的。
二人也映照出香港樂壇一個可悲的現像,大型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各大電子傳媒,已霸佔了本地樂壇的「核心的內圍」,小型公司,不跟遊戲規則的公司,都被排斥,只能在外圍游走,更別奢望可改變奇怪兼不公平的制度。
此外,本應扮演監察者角色的傳媒,而更像是幫兇甚至是「樂壇霸權」的一分子,這一方面源於娛記的水平不足,我記得早些年港產片不濟之時,某報娛樂版跟風把票房失收的港產片統統稱之為「爛片」,簡簡單單便把票房和好壞劃成等號(如果根據這邏輯,《天機》應是近年中國難得一見的佳作);又是同一報紙,早一兩年天天為TVB電視劇造勢,久不久頭版便是「某某劇結局率先報導」之類,難得近年轉軚批評TVB劇集卻不面紅。不過,更深層次的理由,可能是這些報紙也有份製訂遊戲規則,我記得謝安琪因《囍帖街》走紅後,某雜誌訪問周博賢,他在訪問中說為了保護謝安琪的形象,堅拒娛樂雜誌的專訪,其後同一雜誌Book B的娛樂負責人,便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暗批他們,同時該雜誌也成為批評謝的主力,我不知二者有否關係,只知道最終周和博都「屈服」了,願意接受該雜誌的訪問。我在想,可能娛樂版的運作就是這樣,他們不要有個人想法的歌手(其實也包括演員),他們只要求肯合作(例如肯拍照、肯造新聞)的歌手,若是「阿知阿佐」,便一於「砌」她,「砌」到她願意合作為止吧!而且娛樂版永遠是「勢利」的,一個新歌手,沒有好遮蔭的「大樹」,被巨人進擊,也就怨不得人了!
現在,我們知道有地產霸權,而且對之深惡痛絕;現在,我們不喜歡電視圈的壟斷局面,因此希望HKTV打破悶局。但對於樂壇因為寡頭壟斷而停滯不前,我們卻不聞不問,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大家都被潛移默化,視那些遊戲規則為理所當然之事?

網誌:http://conan981001.blogspot.hk/2014/01/gem.html

香港族群衝突的濫觴

二零一三年,香港網絡界辯論得最激烈的議題,相信必然是 「新移民到底應否獲得香港人的福利」。

無可否認,部分香港人皆是當年的新移民。吾兩代長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往來東南亞與中國,因政局問題逼於移居香江,一名成年人帶著幾個小孩,生活艱難,努力工作賺取微薄的薪水,但仍不斷滙款及寄物資給中國的親人,及至八十年代, 終能申請他們來港,以為團聚了便有好日子過,原來當年在書信的串串慰問,目的是為後來哀求長輩申請他們來港。 長輩當然沒奢望他們會報答甚麼,可是,就是稍有良心的人,也懂得要回饋人家的恩情,更何況是親人? 就是沒有,到長輩生病進醫院,連一聲慰問也沒有,也別說到醫院探望照顧。你可以反駁並非十三億中國人皆如此,可是,這是吾家的親身經歷。

後來,吾家亦因為經濟有困難,需要向政府申請公共房屋。當時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建議她可申請綜援,可是,吾母堅決不申請。原因是香港人向來習慣靠自己努力工作賺取生活。大家見過街上很多拾紙皮維生的公公婆婆吧? 為什麼他們要那麼辛苦,日曬雨淋也要拼命賺取生活費? 大家都明白靠政府只是短暫的方法,最後也要靠自己雙手,故此,很多香港人無論如何艱難也好,盡量不向政府拿錢。

香港是一爿具一百七十多年歷史的百年老店,從殖民地時代已有法治。然而,單靠法治也不足以令香港進步和發展,香港人比一般中國人文明,因為香港人服膺香港的風俗和文明習慣,如: 等車排隊、讓座予老弱傷殘等等。 最重要的是: 無論是香港土生土長,還是因緣際會需要以香港為終身居住地的移民及其下一代,皆致力維繫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 ── 法治、自由、人權及公義, 四者缺一不可。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已成為一成熟的公民社會。

香港人從來不怕競爭,當年能擠身亞洲四小龍,全賴香港人拼博精神。香港人具公德心和責任,對於弱勢人士也會施以援手。然而,幫助只是短期的,協助弱勢人士自力更新才是更實際的做法。

無論在主權移交前或後,香港人都習慣了新移民的衝擊。吾長輩那代人,初到貴境時已懂得要盡快適應香港急速的步伐,不要求政府的幫助。然而,今時今日的新移民,剛到埗便要求香港政府養他們,請問教吾等幾代香港人情何以堪?

有社福界及左翼人士要求香港人別標籤新移民,可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終審法院的判決,推翻香港政府的行政措施,令申請綜援的「七年之癢」的規例打破了。從此,新移民只要來港居住超過一年,便可向政府申請綜援。表面上,社福界為了自己的生計幫助新移民爭取更多的福利。可是,他們竟不知道這令香港人更不屑新移民的所作所為。從此,本來不明顯的香港人與新移民的族群衝突便浮現了。

從前,我們經常嘲笑那些想盡辦法撈著數或貪小便宜的香港人,他們或許是你的同事或朋友。 你給他們佔便宜後,可以罵他們、疏遠他們甚至與他們絕交。現在,我們看到中國新移民怎樣向香港政府要綜援,相比下原來我們只是小兒科! 可恨的是,他們「總有一個在附近」。原來我們連拒絕的權利也沒有!

社福界人士為新移民爭取福利,不惜指控本土派人士為「法西斯」或排外。試問保障香港永久居民的利益又怎算是排外? 世上從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個族群在社會令人產生厭惡感,不單令社會另一族群對他們產生仇恨情緒,在往後的日子,任何與雙方利益有關的事件,將會很易引發衝突。

終審法院的判決,揭開了香港人和中國移民衝突的序幕。

本文刊登於 《動向》 第341期 (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