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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體遭政界操控

諷刺印度媒體的現況(圖:Hill Post

全文連結:保護記者委員會

《明報》撤換總編輯引來本地激烈反彈,若媒體和政商合作過從甚密,將會招致什麼惡性後果?印度的經驗大概可以引以為鑑。今年5月,印度將會舉行全國選舉,但近期局勢發展卻令人關注當地傳媒質量問題。人們傾向相信在政治壓力下,當地媒體不會有獨立的報導。作家兼律師Suhrith Parthasarathy 道:「相比起其他亞洲國家,印度相對有新聞自由。但政治操控下,媒體能否真正有自由,則成為疑問。」

東南亞傳媒監察組織Hoot 分析,印度媒體的幕後老闆的確很難偵查,但明顯發現政黨或與政黨有聯繫的個人對傳媒的影響力正在上升。根據印度英文報章Business Standard 在2012年旳報導,超過三分一的新聞頻道由政治人物或相關人士擁有,並把頻道當作宣傳工具,企圖影響當地選舉結果。

Parthasarathy過去數年在跟蹤有政黨背景的媒體,他斷言,「擁有媒體成為印度政黨的必需品」。南印度泰米爾納德(Tamil Nadu)邦的情況尤其明顯。地區政治人物及他們的家族成員創辦電視頻道就是為了政治目的。如2000年開設的Sun TV、Kalaignar TV和 Makkal TV,全部由地方政治家或其家族擁有,專門發放有利該政黨的報導。

60%的傳播頻道的系統電纜同樣由地方政治勢力擁有,系統會攔截不利其政黨的資訊發放。同樣情況不只在米爾維德出現。在北印度的旁遮普(Punjab),首席部長Parkash Singh Badal的家族便擁有三個新聞頻道。那裏的傳播系統同樣會封殺反Badal的新聞故事。

政治勢力同時干涉印刷媒體。太陽集團旗下除電視頻道,亦擁有兩份報紙、數份雜誌。近日,一名政治編輯Hartosh Singh Bal 在英文雜誌Open上批評下任總理熱滿人選,結果被「炒魷」。當地及國際傳媒曾提問Bal 被辭退是否和Open的擁有者或執政黨有關,他回答公司沒並解釋辭退理由。

縱然印度有逾8萬份印刷媒體、接近400個新聞頻道,但傳媒工業正面對大量不確定性,亦無法保証能提供充足的獨立報導。

新的一年,香港如何?

進入新的2014年,香港有例牌的元旦遊行,表達民眾的政治訴求。今年會比較特別,因為這是對香港相當關鍵的一年。

香港會如何,不但香港人關心,台灣人關心,中國人也關心。因為這一年,香港的政改諮詢大致可以完成,諮詢出什麼結果,考驗當局的誠意,也會看出香港的普選將會是什麼樣子。同樣,諮詢的情況,將決定今年泛民為爭取普選發動的“佔領中環”,將會如何進行。這也關係到中國未來的發展。

新年前夕,中央政策研究組的前兩朝,也就是董建華與曾蔭權時代的首席顧問、最近出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的劉兆佳向香港市民傳達了幾個訊息:第一,香港人不尊重中央的角色,所以中央要加強對香港的管治;第二,中央干預香港選舉是為了香港好,因此符合“一國兩制”精神;第三,中國的崛起引起其他國家恐懼而採取反制中國措施,所以必須對香港採取強硬措施;第四,要急起直追,透過研究會培訓人才,管治香港。

總之,為中國直接統治香港,廢棄“一國兩制”,也是廢棄基本法與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正在大造輿論,而其理由是生安白造,連“似是而非”的“是”都不顧了。因此,未來的香港前途相當悲觀。

也因此,近來香港本土運動興起,讓香港的民主運動出現新的篇章。老一輩的“大中華意識”牽制他們與中共打交道的力度,被民族主義所局限;年輕一輩因為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而日趨激進,出現香港自治運動。自治運動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聲,香港會如何發展,北京的態度可能是關鍵。在號稱“高度自治”的香港出現“自治運動,本身就是諷刺”。

許多香港市民除了不滿中國大陸的遊客與新移民擾亂香港現有秩序,抬高香港房價、物價,爭奪香港資源,包括孕婦床位與嬰兒奶粉,更遷怒於背後有中國政府的支持。例如每天審批移居香港的一百五十人是中國的公安部門,香港特區政府無從置喙。因此有的年輕人百無禁忌的舉起龍獅旗、太陽旗,把中國的統治不但比作對香港的殖民,甚至比不上英國與日本的殖民。他們有的還挑戰駐港解放軍的權威,在北京的壓力下,香港警察終於逮捕了他們。

但是,泛民內部也因此出現分歧。那些主張與北京妥協,對新移民給予綜合援助福利的,把香港優先說成是歧視大陸人,被稱為“左膠”;主張本土意識,以香港利益為優先,限制新移民福利,對北京採取比較強硬態度的,叫做“右膠”。但是“右膠”也再分溫和與激進兩派,溫和派不完全切割中國,激進的完全切割中國。不久前特區政府拒絕發免費電視牌給香港電視,市民包圍政府總署,就爆發左右之爭。

今年元旦遊行,落實真正的普選是共同訴求,但是左右膠也出現一些糾紛。但是更重要的是出現不和以後,會影響參與的熱情。香港市民對香港的前途本來就充滿無力感,已經哀莫大於心死,何況還有內部糾紛。香港泛民在中共壓制下已經處於弱勢,內部爆發紛爭,更影響力量的發展。

新移民的綜援不單純是福利問題,而是涉及中港關係的政治問題,不能用單純的人道、人權來認識。香港泛民如果沒有擺脫民族主義的束縛,就會日益脫離年輕人的訴求,也加速香港的中國化。這是目前香港泛民內部出現的困擾。

而因為利益關係,西方國家日益與中國妥協而淡化對普世價值的堅持,也逐漸失去保護香港與監督中國的力量。看來,香港的中國化已經難於避免,而中國化本身就是意味著“一國兩制”的破滅。

2014.1.1

記Cmidi:網上音樂社群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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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思嘉

歲月更迭不停。老一輩音樂人若想發表原創音樂,可能要錄在光碟或錄音帶上再寄去唱片公司靜候佳音。科技發展蓬勃,不少網上音樂討論區應運而生。在2000年代初中期,年輕一輩若想發表自家作品尋找知音,想必聽過Cmidi的名字。

Cmidi為一原創音樂愛好者的聚腳地,分享自己作詞作曲編曲者眾多,亦有不少人在此發表改編歌詞。站內作品質素固然不比林夕或Christopher Chak,但亦不失為曲詞編愛好者的參考。無奈至近年人流稀少,Cmidi已於2013年5月初夏關站。

其實Cmidi亦有其風光時,首號人物當數KellyJackie。05年適逢香港迪士尼樂園建成而憑著一首《他約我去迪士尼》聲名大噪。站內同時有不少人參加CASH成名。剛完結的那一屆,就有站內前音樂人拖地以《馥郁香》得季軍,前站主Entonie Kwong和詞人曾紀諾合作的《兵工廠》得網上最受歡迎歌曲獎。

就如香討等討論區,Cmidi亦有其改編歌詞的版面。近年窮飛龍和高登音樂台仝人改編的歌詞題材大都是諷刺時弊,而Cmidi則大部分圍繞生活瑣事。以網上改編歌詞或發表原創音樂進而被人發掘,彷彿是那年頭音樂人都曾有過的夢想吧。像C ALLSTAR《天梯》詞人鍾晴和前述的曾紀諾(同時為許廷鏗《重新長大》和陳奕迅《吟遊詩人》的詞人)就是早年站內的常客。Practice makes perfect,據鍾晴博客中自述,改編歌詞超過三百,原創音樂亦過二百。老掉牙地說一句,每一首出版作品的背後,都是起碼過百首改詞和demo成就的。

科技發展的光譜互相交疊。Cmidi衰落的同時Facebook、Youtube興起,傳訊時代的更迭就似十九世紀的巴黎。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命令建築師Baron Haussmann重新規劃巴黎大街小巷,令其成為一個現代化城市。巴黎開始蓬勃發展,在大部分街道設置氣燈、將所有建築物編碼,統一整個城市的結構。稍舊時代的Cmidi或其他網絡社群(如geocities等)可說是未發展的巴黎。引葉蔭聰《草根起義》所述:「早期互聯網都以虛擬社區為網絡組職,成員會匯集資訊到同一個平台,再分散給虛擬社區的成員,並透過搜尋器發放給社區以外的瀏覽者。」發表者要尋知音仍脫離不了由上至下的結構、被動的方式。

但Facebook、Youtube的出現,就是將點與點的網民連結一起,在大眾之間形成一關係網。每個人都有權發放資訊而不必再經某個中介平台。或許這時代的網絡或更能引證「在地球上,人與人之間只被六個人隔絕」之真理吧。如此一來,Cmidi雖已死,但有心的話仍能在社交媒體上大展其才,把自家音樂推至更多地方。

P.S. Cmidi現址導向其Faceboo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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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人:C朗拿度

星期一的西班牙甲組聯賽,C朗梅開二度,助皇家馬德里以3:0大勝切爾達。入球後,C朗雙手指天,將入球送給去世的葡萄牙名宿尤西比奧。不過,天上的尤西比奧未能完全接收到整份入球大禮,因為C朗早就承諾,他還要將入球送給另一個人。那個人叫佐基,是一位患上癌症的球迷。

佐基是皇馬的超級球迷,自然也是C朗的忠實支持者,他甚至會模仿C朗的髮型。但不幸地,佐基去年九月患上癌症,由於要接受化療,他的頭髮都脫光。C朗聽聞佐基的事,先寄了一張簽名照片給他,再親自打電話,鼓勵佐基積極面對人生,因為他的偶像會跟他一起戰鬥。


右圖就是佐基。

C朗的關心不是就此完結,他之後邀請佐基及其家人入場觀看皇馬對切爾達的比賽。C朗給佐基的不是普通的門票,是班拿貝球場包廂的門票;那個不是普通的包廂,而是坐滿C朗家人的私人包廂。

病人最需要別人的關心,C朗不想將佐基丟到冷清的角落去,他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給予佐基熱鬧及溫暖。這是C朗的細心,也是他的同理心。

82分鐘,C朗取得入球,他立即雙手指天,將入球獻給尤西比奧。他之後跑到場邊,對住看台豎起拇指。他不是做給教練看,也不是做給家人看,他要告訴佐基,他的偶像跟他一起戰鬥:我可以入波戰勝對手,你也可以戰勝病魔的。


C朗入球後首先雙手指天,將入球送給尤西比奧。之後,他向包廂中的佐基豎起拇指。

佐基說:「這一天,我夢想成真。對於C朗為我做的一切,我十分感激,也十分感動。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的!在包廂裡,我跟C朗的家人一起觀看球賽。他的兒子很聰明,很友善,很有禮貌,而且跟他父親一樣英俊。這是一段不可思議的經歷。」

佐基的母親當日陪住佐基經歷這一切,她說:「言語都難以形容我對C朗的感謝!他是特別的人,是真正的天使,我們永遠永遠都不會忘記他所做的。雖然人們對C朗有不同的評價,但我覺得他是個天使,多謝你所做的一切,基斯坦奴。」

比賽當日,感激C朗的不只是佐基的一家,還有切爾達的球員曉高馬路,那是另一個小故事。一年前,在2013年1月9日的西班牙盃比賽,皇馬對切爾達。當時21歲的切爾達右閘曉高馬路攔截C朗,結果自己受傷,而且是膝部韌帶撕裂的重傷,最後休養了半年。


一年前,曉高馬路攔截C朗時受重傷。

曉高馬路說:「當時我受傷了,所有球員都明白傷勢多麼嚴重。在比賽完結後,C朗第一時間來到更衣室探望我,給予我支持。今場再對C朗,沒有甚麼特別想跟他說,只想私下答謝他對我的支持。對我來說,那個是非常艱苦難過的時刻,所以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這份支持。」

精彩的射門,受人注目,但遲早煙沒在足球歷史當中。數之不盡的入球,叫人驚嘆,但只是一堆沒有感情的數字。當今球壇數一數二的地位,受人景仰,但遲早都會被後來者趕過。反而,一些今日以為不起眼的小事,才能經歷時間的洗禮,沉澱在人的心裡。過去一年,C朗還做了很多窩心小事,其中不可不提他跟球迷基祖卡的故事。

在去年夏天,皇馬到美國參加季前熱身賽,在他們對車路士的比賽期間,有位球迷衝落球場,與C朗擁抱;他就是20歲的基祖卡。

基祖卡回憶:「我一衝落球場,第一件事就是找C朗,沒有想過其他。我最後用跪滑的形式衝向C朗,算是一種慶祝,而我知道C朗都會這樣慶祝入球。他見到我滑過來,也笑了。之後,我抱住他,並告訴他,他是我的偶像,我會永遠永遠支持他。我還跟他說:『求求你C朗,別讓警察拉走我!』C朗聽到後,也緊緊抱住我。」


C朗及基祖卡在球場上相擁,兩人還聊了半分鐘。

最後基祖卡被拘捕,還拘留了兩天,警方最後起訴他擾亂社會治安。雖然罪名不算太重,但對基祖卡的影響極大。基祖卡擁有加拿大及阿爾巴尼亞雙重國籍,目前以留學簽證留在美國讀者,一旦罪名成立,他很可能被驅逐出美國。

C朗得知此事後,寫信去法庭求情。據西班牙《馬卡報》披露,以下是求情信的內容:

「我叫C朗,在皇馬踢波。我在陽光生活球場比賽的時候,有位球迷走進了場內,他叫基祖卡,一位大學生。當時我們擁抱了一下,聊了一會兒,直到後來保安進來把他押出了球場。

這孩子怎麼看都沒有攻擊性或者暴力傾向,再說一句,當保安和警方過來的時候,他連一點反抗的意思都沒有。

就我所知,他承認了錯誤,意識到了球場安全的重要性。他是個20出頭的小伙子,沒有爸爸,由他的母親一手帶大。他是棕櫚海灘州立社區學院的國際生。

這件事讓我很擔心,因為如果刑事指控不被撤銷的話,他的移民資格和大學學業都會面臨很多問題。當晚他被直接帶去了球場保安區,在那裡坐上了一天,之後又在監獄囚了半天。他在出庭之前,曾在律師的陪同下請求撤銷指控,但是你們(控方)置之不理。

我理解你們的立場,理解執法的重要性。然而,我懇請控方可以考慮撤銷對這位年輕人的兩項控罪。若是看到這孩子因為這樣的錯誤面臨刑事檢控,我會很難受的。

從各方面看,他都有著光明的前景,我絕不想看到他的未來因為司法的錯誤而被破壞。謝謝你們,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的話,可以隨時找我,請不要猶豫。

此致,基斯坦奴朗拿度。」

這是C朗寫給基祖卡的求情信。

C朗就此有兩手準備,假如求情信沒有效的話,他願意邀請基祖卡到西班牙留學,並為他支付所有學費。去年12月,C朗及基祖卡都收到好消息,當地法院撤銷了基祖卡控罪。基祖卡接受訪問時表示:「我的夢想是再一次見到C朗,然後衷心跟他說一句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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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階段適合結婚?

今日讀到一篇報導:一對結婚三年的八十後夫妻,因為收入超過可以排公屋的資格要求,最後太太決定辭工放棄月入一萬二千元的工作,丈夫原本從事月入一萬六千元的社福界工作,轉去當一份月入不足一萬四千元的工作,為的,就是留在公屋輪候冊上等上樓。(相關文章

該報導探討為了上樓令年輕人向下流,扭曲福利制度,繼而說到公屋制度的不足。不過,我想談談的是:其實兩個人什麼時候才應該結婚呢?

作為單身的我,只能從身邊的人去理解這回事:我那一代的同學朋友,通常結婚時都有地方住--要不是已有物業,就是想好要租樓住。當然,不是個個那麼幸福有父母幫忙可以買樓,亦不是個個都好環境有物業在手,但至少在結婚前,已經想好跟著要怎過。

這裡當然不討論那些突然攪出人命的例子:當然,他們若果想結婚就要快,結完婚分開住都要結啦。那麼,若果兩個人拍拖,到了什麼階段才結婚呢?

我見過有些例子,兩口子賺的錢不算多,但他們根本早就打算結婚後繼續二人世界,不生小孩子,過著跟拍拖一樣的生活。所以,他們租樓住,他們久不久就去旅行,快樂到不得了。

又有一些,同樣不是賺很多,同樣沒有物業,結婚之後都是租樓住的。他們一樣可以生小孩子,而在我看來,他們應該打算繼續租樓住。

我對於報導那對夫婦的決定並不認同,而且覺得應該不是常見例子。好,我就當你幾年後等到一間公屋,兩公婆事業才重新起步,什麼都比人慢,那時,你有間公屋又如何?兩公婆的感情可能早就出了問題,甚至可能離婚收場。

想改善生活,一定是從事業開始。本末倒置地將事業煞停捱窮走去排公屋,這是完全錯誤的邏緝。為何不去想想,沒有物業同樣可以過得很不錯呢?或者繼續努力工作,到時政府房屋政策有變,可以成為另一類被幫助的人呢?

什麼時候結婚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我相信有計劃有打算想過婚後要過什麼的生活是很重要的,結婚,不是兩個人相愛到某個階段話結就結,沒有為一些實際的事情計劃討論,婚後的問題就大了。

不過我真的覺得別為了要有樓而弄得生活不知所謂,就算兩公婆有共同目標也好,都要咬緊牙關才捱得過節衣縮食的日子。

或者這樣吧:我記得有位女性朋友說,別跟一個比自己窮的人結婚,有錢就當然最好。我想有件事更重要:別找一個蠢人結婚,他會誤你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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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深港高鐵事件 看明報特質

圖:明報

明報變天的消息令人憂心,明報員工對新聞自由的堅持則令人敬佩。

多年來跟明報打交道有多個層面:在個人層面既是讀者也是作者,在代表民間團體的層面既提供新聞素材亦作出時事回應。正如一個相處多年的朋友,悠長歲月中自不免經歷過不少喜怒哀樂。明報社評的保守取態經常是身邊朋友嘲笑的對象,但明報記者鍥而不捨的求真精神往往有令人警喜的報導。

印象最深是三年多前的高鐵事件。當時公共專業聯盟提出取消西九總站、避開菜園村的「錦上路方案」,比政府方案節省近三百億元,結果在短短三個月內支持興建高鐵的市民由八成大跌至不足五成,令政府陣腳大亂。當時運輸局長鄭汝樺除了用公帑大賣廣告,動員建制派社團舖天蓋地刊登聲名外,還向傳媒軟硬兼施,其中一招是在撥款表決前兩週邀請傳媒試搭剛開通的武廣高鐵。

2010年1月6日,明報頭版刊登了「明報記者張健波」乘坐高鐵的親身報導,大讚高鐵如何安全快捷之餘,更在社評力撐政府西九總站方案。此舉引不但起社運界嘩然(謝冠東三度撰文指出報導偏頗),更激發了不少明報前線記者對於「總編輯化身記者」為政府護航的創舉的內部討論,令報社高層感受壓力。

報導出街後兩天,我收到張健波來電,邀請我與梁啟智代表民間方案,與鄭汝樺及常秘韋志成來一場高鐵大辯論。我們當然一口答應,因為政府官員一直迴避與我們同場辯論。到了柴灣明報大廈,劉進圖和幾位編輯記者在場,但沒有鄭汝樺及韋志成的蹤影,原來他們只願意「分場辯論」:由明報記者向我們發問一系列事先準備好的問題,待我們離開後官員到場,再由他們發問相同問題。

結果1月13日明報以「高鐵14問 官民大辯論」為題,圖文並茂刊出了兩大版報導,可算是高鐵爭議中雙方最詳盡論據的紀錄(當然因為不能同場對質,我們始終未能享受到「當面揭破謊言」的樂趣)。

這件事說明了明報的兩項特質:挺身維護公正持平的新聞價值,往往是前線編採人員;在關鍵時刻編採高層願意虛言納諫,恪守專業。我不是傳媒中人,無法猜度明報內部的企業文化,如何能平衡高層與前線員工之間的張力,並且激發向前的動力。但顯而易見,明報最大的資產就是編採人員對新聞專業的執著,對新聞自由的堅持。

對企業股東來說,這些無形資產一旦受損,企業價值定會一落千丈。由於傳媒公器的特質,這些企業價值投射到社會上便構成重大公眾利益,所以每一個香港人都是明報持份者,每一位市民都要珍惜明報員工的堅持。

原題為《明報的資產在於員工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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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驗毒是爛方案

文:Sammy Chiu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的朋友站岀來反對「驗毒助康復」計劃,我是十分支持的,原因不是我對政府不滿,所以反對政府的提議,而是因為這計劃從理念、政策原則、推行理據及實施方法,都十分粗糙。客氣點說,這計劃完全未成熟;不客氣點說,這是個「爛方案」。

1. 政府要推出一個擴大公權力,特別是不受制衡的警權的政策措施,必須建基於其必要性 (essential proof),而非道德上的較佳選擇 (moral preferrability)。前者政府必須提出証據,証明若非如此社會必承擔不可逆轉的損失 (irreversable damage)。然而諮詢文件完全未能提岀強制社區驗毒的必要性証明,只空泛地提出道徳上的較佳選擇性。這個政策基礎是十分薄弱的。

2. 就政策制訂而言,政府是行使公權力的一方,因此必須由政府舉證,以支持政策措施若不推行所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而非由民間舉證其無效。然而,諮詢文件就這方面的舉證卻十分薄弱。例如濫藥的呈報數字下降及大埔區校園驗毒的成效等。在社會研究的角度看,把這些數字直接歸因於強制驗毒的成效,是十分牽強和沒有說服力的,我們實不能就此接受這些就是證明社區驗毒的必要性基礎。

3. 政府在提供其他國家例子支持警方行使權力強制驗毒方面,有誤導公眾之處。例如諮詢文件引用英國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PACE),指出英國也容許警方強制驗毒。然而,PACE立法是針對嚴重罪行及恐怖主義 (terrorism)以授權警方搜證,而驗毒只授權予被刑事摳捕的人士。PACE的立法並不是社區驗毒,更不是對青年濫藥的early identification。諮詢文件的不全面引用個別國家的例子,對公衆討論不負責任。

4. 就算英國PACE 賦予警方權力,在推行時圴有非常仔細的行動守則 (code of practice),限制警方行使權力而非限制人民的權利。況且內政部必須向民主國會負責,而法院也有明確的司法獨立。就算如此,PACE賦予警權在英國也受到很大的爭議,更何況諮詢文件完全沒有提出警方限權的守則,只提出一旦強制社區驗毒可容許家長或獨立人士在場。這做法就好像市民給警方簽署了一張空白支票,任由警方填上銀碼一樣。這樣的政策制訂,支持才是不負責任。

5. 政府在諮詢文件提出打擊毒品的五個支柱,例如社區教育,社工輔導等,但卻沒有交代這些支柱為何不足以解釋首次呈報用藥數字的下降而需推行強制驗毒。諮詢文件一方面指出用藥人數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又指出過去措施不足而需強制社區驗毒,在理據上自相茅盾。

6. 青年以致成人成功離開用藥,成功關鍵很多時在於個人的動機與社會支援,兩者互相扣連。強制社區驗毒破壞了這個方程式,令濫藥者更隱蔽和更受社會隔離,對協助濫藥者可能只是「好心做壞事」。有同工形容這是「阻戒毒」也不無道理。

危險的缺口──「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

上月三十日,土地工務運輸局公佈「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當局認為此次修訂,政府、社會及發展商都得益,是「三贏方案」。在離城規法三月一日生效只有六十天之際,推出這「修訂」,真的是面面俱到、有贏無輸嗎? 氹仔北區,簡稱TN地段,大約位於氹仔卓家村、三家村的位置,是氹仔少有未被發展的土地。政府聲稱於1995年TN地段就有一個舊規劃,一直沒有公開,但由於該規劃並沒有充份考慮兩條村本身地塊劃分零碎且不規則的問題,所以TN大部分土地都沒有落實規劃,因此需要修訂,讓地主可以發展土地,而政府又可以從中取得必要的公共設施用地、土地儲備和貫通道路網。誠然,政府此番說辭,確實切中了澳門現時土地、房屋、城市規劃等相關問題的要害,地主要建私樓發財、居民要公共設施、政府要土地儲備,放在此一時一地,看似百利而無一害,但我們還需看長遠、觀全局。 近日,社會上有聲音質疑政府推出「修訂」,是在規避城市規劃法。趨吉避兇是人之常情,城市規劃法中有甚麼「麻煩」連這套制度設計者─澳門政府都需要「避一避」呢? 假設「修訂」在三月一日之後推出,那麼根據城市規劃法,TN應屬詳細規劃,而詳細規劃的訂定必須建基於總體規劃,此兩級規劃為法定規劃。訂定法定規劃的程序,可以概括為四個部分:編製草案、公眾諮詢、聽取城市規劃委員會意見、行政長官以行政法規核准。由於澳門並沒有現行的總體規劃,因此城規法生效後,需要先訂立總體規劃,假設政府已作充足的準備,每一個環節都順利完成,總體規劃完成上述的四個主要程序,可能也需要兩至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完成總體規劃後,TN以製訂法定詳細規劃的形式再進行一次上述的程序,才能生效。這樣來來往往,可能要多用五、六年時間,而當中還有大量公眾諮詢和需要聽取城市規劃委員會意見,現在「修訂」以運輸工務司司長批示的形式生效,就可以規避這此法定程序。 既然「修訂」帶來「三贏」、利用司長批示又可省回五、六年時間,那是否就應該便宜行事呢?政府雖然強調「修訂」是在九五年的舊規劃基礎上進行,但有需要注意:一、舊規劃既不曾公開也沒有全面落實,與「修訂」公開以司長批示公佈,其法律效力是否完全相同也是個疑問;二、由於TN大部分地塊都沒有按舊規劃發展,而修訂內容包括土地用途、地積比、限高、地塊分割、路網都作大幅度的變化,從實務上來看,與重新規劃無異;三、對照城市規劃法中的規定,編製法定規定和修改法定規劃的程序基本一致。因此無論「修訂」是修改還是重新編製,並無根本上的差別。「修訂」就是一個在沒有總體規劃的前提下提出的詳細規劃。 根據城市規劃法內的定義,總體規劃就是「訂定整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空間整治、土地使用和利用的條件,並對公共基礎設施與公用設施作出合理的綜合部署的城市規劃」(第二條第二款)、「作為編製詳細規劃的依據」(第六條第八款)。因此在沒有總體規劃的前提下提出的詳細規劃,其實與整個城規法的制度設計背道而馳,「修訂」能否配合將來的法定總體規劃也是未知之數。 在城規法未生效前,現行分區規劃(約等於城規法的詳細規劃)確實可由特首或司長以批示形式公佈生效,但近年政府的政策、規劃、大型工程、公共基建大多數會諮詢公眾。因此即使在現行制度的框架內,城市空間作為公共資源,「修訂」如此重要的分區規劃不向公眾諮詢,公眾沒有渠道在規劃過程中發表意見,無疑也是一種倒退。 政府在城規法生效前六十日、不經公眾諮詢就徑行公佈「修訂」,難免讓人擔憂,在這兩個月的時間之內,政府會否推出更多的分區規劃和規劃修訂?這是一個制度上的缺口,根據城規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總體規劃及詳細規劃生效前,土地工務運輸局以及其他公共行政部門繼續沿用現存的城市規劃及城市規劃研究的指引及原則。」最惡劣的情況,政府有權在兩個月時間內,利用上述的「TN模式」對澳門所有未發展或低度發展的地區編製或修訂分區規劃,例如氹仔小潭山、大潭山、路環疊石塘山、九澳村、主教山下的南灣湖CD區……我們澳門市民多年來苦心守望的土地,就可以不經諮詢,一夕之間全數失守。 如果上述的情況發生,而三月一日城規法一旦生效,那麼只可以利用城規法的法定規劃程序,才能撥亂反正,而程序進行的數年時間,相關地區可能已依據之前生效的分區規劃,大拆大建,這個損失是要整個澳門社會去承擔的。 因此,對「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規避城市規劃法的質疑,並不是單純的、片面的執著於程序公義,而是在事件之中看到,在未來城規法即將實施的四十幾天之內,一個危險的缺口,不止於氹仔北區一地,是及於整個澳門特區,這一點是公眾必須注意的。        

此地無銀?──回應土地工務運輸局就「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的解釋

政府在城規法生效前六十天,突然提出「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下稱「修訂」),引起坊間議論。有意見指,「修訂」反映政府希望在城規法生效前趕搭尾班車,協助發展商放寬所擁有土地的地積比率,讓發展商賺盡一分一毫。數日後,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新聞稿,指「修訂」有助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加快氹仔北區都市化、改善氹仔北區的霸地、交通、衛生、水浸及治安等問題。 土地工務運輸局的解釋令人不解:氹仔以及澳門整體面對的問題,不是都市化太慢而是太快。近年澳門交通日益擠塞,山體及山線不斷受到破壞,綠化地減少,空氣、噪音、以及光污染愈來愈嚴重,都是都市化帶來的問題,澳門實無需要進一步都市化。 更令人擔心的是,土地工務運輸局指「修訂」可額外提供六千四百個單位,讓三萬六千五百人居住。要知道最就近氹仔北區的過海通道友誼大橋,已經常出現塞車。若再增加三萬多人口,只會進一步令交通擠塞問題惡化。同時,澳門的居住問題主要不是欠缺樓宇,而是欠缺一般市民可以負擔的樓宇。該六千多個住宅單位當中,有多少是社屋及經屋,有多少是私樓,現時無從稽考。「修訂」一旦通過,有可能令澳門市民承擔氹仔北區發展的惡果,換來卻是價格高不可攀、落成後十室九空的豪宅。至於霸地、交通、衛生、水浸及治安等問題,與「修訂」的關係,土地工務運輸局還沒有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霸地問題是因為土地工務運輸局對侵佔公地行為視若無睹,過去土地工務運輸局成功收地,不見得要由整治計劃配合。衛生問題,是由衛生局及民署負責,除非上述兩個部門明確指出,沒有「修訂」就不能改善衛生,否則用不著土地工務運輸局多管閒事。治安問題,應交由治安當局加派人手處理,而非由土地工務運輸局越俎代庖。交通問題在「修訂」推出後,只會惡化而非改善。 土地工務運輸局又指,氹仔北區不實現都市化,水浸問題將難以解決,兩者必無必然關係,相反的例證卻比比皆是:高度都市化的新馬路及內港地區,每逢大雨例必水浸。而近年氹仔舊城區及馬會周邊的都市化建設日增,水浸問題亦日益嚴重。再者,如果氹仔北區土地持有人,既無決心又不願意讓出土地舖設水管疏導雨水,解決水浸問題,土地工務運輸局亦無需急於在城規法生效前,以趕尾班車方式處理,令公眾有不必要的疑慮。 換言之,土地工務運輸局的解釋,不但未能令人接受政府突然提出「修訂」的做法,反而加添更多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