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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手語資訊 調查指近半聾人不知「送中」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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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持續逾月,政府多次就事件召開記者會,但都未有安排手語傳譯,令聾人難以全面理解資訊。有調查顯示,近半數聾人(48%)甚至不知修例暫緩。團體「聾人力量」、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尹兆堅及葵青區議員黃潤達批評政府諸多籍口,多年來拖延落實手語翻譯相關政策,剝削聾人及聽障人士的基本權利。

團體指,政府在過去一個月共22次記者會中,並沒有一次有安排即時口語傳譯及中文字幕,而新聞稿往往在記者會結束近4小時後才公佈,更曾刪去部份記者提問內容。

團體於網上訪問了265名聾人及弱聽人士,發現他們對修例的認知平均只得4.05分(滿分為10分),例如不知道政府暫緩修例,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解釋「速龍小隊」沒有警員編號是因爲制服上沒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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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聾人力量成員路駿怡、王耀良

聾人:我哋都有貢獻社會,咁樣公平咩?

聾人力量成員路駿怡、王耀良及王耀邦透過傳譯員發言,譴責政府猶如「打劫」聽障人士的知情權。路駿怡憤斥,「而家係2019年啦,唔係60年代。」

王耀良指,普通人本身亦難以接收全部資訊,更何況是聾人,反送中運動期間,他們更需自發提供手語傳譯予其他聽障人士,「我哋都有交稅,我哋都有貢獻社會,但我哋只可不斷猜測社會發生咩事,咁樣公平咩?」,質疑政府讓聾人一直作「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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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葵青區議員黃潤達、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尹兆堅

促新聞設傳譯及字幕 列手語為官方語言

梁耀忠批評政府做法落後及諸多籍口,以記者會「時間趕急」為由不提供傳譯,形容是「雞蛋與雞」的問題。梁耀忠建議政府聘請多名全職手語傳譯員,24小時發放資訊,勿再「拖延拖延再拖延,你(林鄭)唔係淨係要同年輕人溝通,聽障人士都要。」團體倡妨外國做法,將手語為官方語言,梁耀忠表示同意,因政府將負上推廣手語的責任,真正加強與「各界」溝通。

尹兆堅則指,對調查結果感到震驚,認為普通市民與聾人在接收資訊方面落差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局、廣播事務管理局及新聞處均責無旁貸。

團體亦建議於新聞直播、記者會甚至電視廣告中加入手語傳譯及字幕,大學更可將手語納入選修語言,讓聽障人士不再被邊緣化。對於手語傳譯員質素參差的憂慮,團體稱不介意立「獨立監察手語傳譯員質素委員會」,「少說話多做事,唔好再拋波啦,還我哋資訊權啦。」

記者:湯璧瑜

倫敦時報首位戰地記者 原來係俾清國監獄折磨致死

倫敦時報嘅首位戰地記者,Thomas William Bowlby,其實係幫時報咗第二次鴉片戰爭嘅戰地記者。 點解可以相信膠事錄 | 緊貼膠事錄更新 最近佢嘅日記再度浮出市面,最後一則係1860年嘅9月16日。因為之後佢陪同兩名英國使節同清朝講和,反而被扣押,甚至幫濕繩,然後不斷折磨,甚至只係俾泥佢地食。 最後Bowlby被折磨致死,英軍司令下令火燒圓明園報復。 時報 點解可以相信膠事錄 | 緊貼膠事錄更新 | 舉報錯字:Fb 訊息 –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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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它真的能解釋今次反送中運動的世代差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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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先生在信報寫了一篇長文用「後物質主義」解釋香港青少年與某些中年或老人的價值差異和對今次抗爭取態的不同。但究竟什麼是「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

簡單地說,後物質主義是嘗試解釋個人或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變化(i.e. 由注重物質生活的價值觀轉變為注重「非物質生活」的價值觀)的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由社會學家 Ronald Inglehart(1977) 於其著作《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提出。二戰後,西方社會達到空前繁榮的境況,人民的物質需求普遍獲得滿足,而這似乎逐漸改變了社會在政治和文化價值觀。Inglehart 認為在物質豐裕環境中成長的一代會更傾向後物質價值觀,其理論基礎建基於以下兩個關鍵假設:

(一). 稀缺假設(The scarcity hypothesis):個人價值觀的優先排序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環境狀況,個人會將相對缺乏的的事物放在價值觀排序裡的優先位置。例子:當社會經濟差劣時,根據這假設,個人的價值觀傾向於重視物質生活;反之,假如當時社會經濟富裕和生活安全,個人的價值觀傾向於重視自由、尊嚴等非物質價值。
(二). 社會化假設(The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個人的價值取向反映他在未成年時期的社會經濟環境,即個人價值觀在步向成年期間逐漸形成,而這形成過程受到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影響,因此個人的價值取向與當下社會經濟環境之間會存在一定的時間差。例子:假設阿捷是在物質貧困的時代出生和成長,形成了物質主義價值觀。雖然現在社會已相對富裕的時代, 40 歲的阿捷很可能仍然會傾向物質主義價值觀。
(*三). 需求層次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為了說明經濟環境為何是一項重要因素,部分學者會加上 Maslow(1954) 的「需求層次論」假設進一步闡明,即人類會先滿足基本的生理和物質需求,才會追求知識、審美、尊重、歸屬感等非物質的需求。

不難發現,為什麼有部分學者用「後物質主義」解釋香港的世代差異。香港自 1970 年代經濟起飛,雖然經歷了幾次經濟低迷的情況,但整體來說香港還算是物質豐裕的社會。按照這個時代背景,我們便可以根據後物質主義作如下推論:現在的 40-50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會傾向物質主義價值觀,而「70 後」之後的世代(尤其是 90 後、 00 後)則傾向於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若然這推論成立,這種世代差異的價值觀會有什麼不同?考慮以下的幾項價值觀:

(1). 維護國家和社會秩序
(2). 政府首要任務是應對物價上漲等經濟問題
(3). 讓人們在政府重大決策中有更多的發言權
(4). 保護言論自由
(5). 努力使城市和農村變得更美麗
(6). 追求一個「理念比金錢更重要」的人性化社會

物質主義價值觀強調權威、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故會擁抱(1) 和(2)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著重個人自治(自我實現)、公民能動性、主觀幸福感,會擁抱(3)-(6) 。不難發現,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關係密切。 Inglehart 認為在繁榮和安全的條件有利於公民社會多元化,即存在不同民間團體關懷多元的公共議題和利益,令社會運動蓬勃。有學者便認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促成了女性主義運動、勞工運動、環保運動等當代重要社會運動(Peter Miller, 2013; Fariborz Zelli, 2013) 。

解釋完什麼是「後物質主義」。現在輪到一些批判。

第一點來自學術界批評,大概分成兩類:一類是運用經驗證據指出這理論的預測不適用於某些地區(尤其是亞洲地區),從而構造反例;另一種是質疑「物質/後物質」價值觀是個有問題的概念區分,例如 Inglehart 在研究調查中所列舉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例子包含了各種混雜的價值觀,有些可歸屬為「保守主義(右翼)」價值觀,有些歸屬為「自由主義(左翼)」的價值觀,而有部分研究顯示,相對於「物質/後物質」的含混性,「左/右」的價值觀念似乎是更好的框架去預測或解釋社會的政治傾向轉變。不過 Inglehart 對於這些學術批評都提出了回應(關於學術界的批判和回應,詳見 PR Abramson, 2011) 。

第二,後物質主義也許能解釋經濟和政治環境發展相對穩定的社會下,社會價值取態的大致趨向,但當社會發展相對不穩定或個人生活環境與社會經濟環境很大出入時,就無法作出解釋。換言之,個人價值觀除了受到未成年期間的社會經濟條件影響外,還包括不同時態的社會狀況(例如當下香港面對的貧富懸殊)、個人際遇、特殊的成長環境、特殊的社會事件(例如雨傘運動帶來廣泛的公民意識)、教育水平和信息接收(這兩點 Inglehart 本人也承認)等因素,都會影響現時的個人價值取向。強調這點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想指出後物質主義的說明限制,還存在很多可能性去改變個人的價值觀,這能提供一個比較寬闊和嚴謹的視野讓我們理解「世代之爭」的真實性和可變性,譬如今次運動中很多年青人嘗試用各種方式(例如文宣)令中老淺藍的價值觀改變。

第三,有研究顯示擁抱後物質主義的年青人(2014 調查)只佔 38% 左右,不少香港年青人重視物質生活和享樂,其中最年輕的社群仍然認為生活中金錢佔據最重要位置;因此,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和物質主義價值觀並非互相排斥的概念,個人價值觀可以是兩者的混合型(李立峯, 2016)。雖然社會普遍富裕,但香港的樓房居住和貧富懸殊問題也是促成年青人關心社會政治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面對物質生活的不平等或不滿足,現在的年青人一般都不相信個人努力多勞多得的「機會論」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而更傾向認為改善社會制度和結構中才能有助於他們追求物質生活。因此,如果說今次反送中運動裡的年青人只擁抱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才走出來,而對物質無所求,這並不完全正確。

第四,現代幾乎所有時期的社會運動都是由年青人先發或走在最前。年青人一般都有時間(空餘時間)、社會資本(例如教育和知識水平、社會對年青人的寬容性)和活力去行動。故此,今次反送中運動裡「年青人走在最前」並不特殊,認為這種現象特別需要解釋反而令人感到困惑;也許人們關注這點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今次政府強硬打壓,仍然有不少年青人選擇「不惜代價地抗爭」。假如他們真的是因為如沈先生所說的「無野可以再輸」才孤注一擲,那麼這個「無野可以再輸」是基於社會超穩定結構導致個人追求物質生活的機會貧困,因而帶來絕望感和不顧一切地反撲的反應,抑或是因為他們視自由平等為最高價值和無可取代,寧可付出巨大代價捍衛,還是基於其他更複雜的原因,這是個重要問題,因為若然是前者,那麼它就不是基於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動機所致。

最後,價值觀上的世代差異可能存在,後物質主義也許能透過經濟環境變遷解釋社會價值觀的大致傾向,但是社會經濟條件只是其中一項改變人心的因素,人的能動性還有很多,例如在中老年社群之中,擁抱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或者近幾年才轉軑的,其原因是什麼,這也許是更為有趣和重要的問題,因為當我們瞭解到這點後,可以作出相應行動去收窄所謂世代差異。

參考資料
Fariborz Zelli (2013). Consequences of Post-Materialism. Testing Predicted Changes and an Extension to the Theory of. Post-Materialism
Ronald Inglehart (1981). Post-Materialism in an Environment of Insecurity
Peter Miller. (2013). Postmateri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李立峯 (2016):《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
AH Maslow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R Abramson (2011). Critiques and Counter-Critiques of the Postmaterialism Thesis: Thirty-four Years of Debate

原刊於書生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