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香港文章

【香港】Line的冬日花園 ‧ 我和熊大、兔兔的小約會

不知道大家是否 Line 的用戶呢?Line在台灣好像很受歡迎,反而香港人都是使用 Whats app作為通訊軟件比較多。最近香港都有很多關於Line的推廣,像是便利店集印花換禮品、街頭派氣球、大型人偶拍照…所以就算沒有用過Line,大家也肯定有看過當中的可愛角色!

早一陣子突然看到沙田一田百貨有個大型的 Line 展覽,已經興奮到不行,一直嚷著要去看一下,後來不知道是哪隻眼睛出問題,我居然看到宣傳中寫著「27米高熊大玩偶」!這下可好了,給了我一個非去不可的理由,於是趁著考試之間的數天假期,決定抽出一晚的時間過去看看,到底這隻「27米高熊大玩偶」有多壯觀!

悲劇啦~沒想到原來是我看錯資料,人家不是「27米高熊大玩偶」,而是「27吋高熊大玩偶」,害我找了半天,連超巨型熊大的腳指也沒看見,卻一直被Mr.K 恥笑,真的糗到不行。

算啦,還是看我開開心心抱著熊大、兔兔拍照就好,把我的蠢事忘掉吧!

熊大的樣子超 Cool,不過我很喜歡啦!

兔兔笑得好開心,整個感覺好陽光!(原來兔兔比我還要高呢)

每層聖誕樹都有不同的產品,最下這一層的角色們會揮動雙手雙腳,很可愛!

熊大:欸?要拍照嗎?我來擋一下鏡頭好啦!

熊大:我在思考人生,請勿打擾! (哈哈,眼神也太有戲了)

熊大也有溫柔的一面,看牠逗得兔兔多開心。
現場有很多 Line 的附屬產品在售賣,而且一律九折。

小玩偶也有很多。

一字排開等大家帶牠們回家啦!

離開之前看到展區居然在播放 Line 動畫,哈哈,這家公司也太有生意頭腦了吧!
展覽會在 2014 年 1 月 14 日結束,有興趣的朋友就要快點去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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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置於資源分配之上的偏差

(凌晨刊登後於同日下午有大幅加添論證及例子,但文意不變)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Frenkieb)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Frenkieb)

 

基本前題:資源是有限的。任何一條生命使用的資源,都會奪去另一條生命使用該份資源的可能;換言之,「另一條生命對這份資源的使用權」是一條生命生存的機會成本。

 

例子

醫生A主治的末期癌病患者陷入Coma,病人沒有任何家人,失去意識前也沒有與醫生談過自己若失去意識還希不希望獲醫療救助。醫生A向法院申請資金,用公帑繼續運行病人的維生機器。他自我感覺很良好,很神聖,因為他拯救了一條無價的生命。

與此同時,因這次搶救使用了若干公帑,100位肺癌患者無法申請政府資助購買新藥,只能服用副作用較大的廉價舊藥,使他們的生活質素下降。

不過醫生A不在意,反正他不會接觸這群患者,患者無法親身向他展示極為痕癢的紅班,讓他背負無法為病人爭取藥物補助金的罪咎感。

 

同情心置於資源分配之上的偏差

同情心會放大眼前人的痛苦,蒙蔽遠處的人的需要。(畢竟同情心是用以凝聚一個小部落的演化工具)。如果醫生A在摒棄同情心/罪咎感(病人死在自己眼前)後,認為一個病人的生命比100個病人的生活質素重要,那他的決定是合理的。但如果醫生A的決定被同情心左右,則這個決定對其餘不在他眼前、從而無法激發他同情心的人群是不公平的。

請讓我使用更強的宣稱:人只有在完全摒棄情緒(同情心、愛意、道德滿足感、宗教需求等)後,使用自己的理性,考慮如何公正地Do someone good,才能達致康德提出的「純粹實踐理性」。

 

不光是公權力,私人也該遵守這個規則。我認為,抱著好意去做不知有否成果、或者有可能造成得益也有可能造成損害的事,是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抱著好意去做一件明知道不會有好處、甚至明知會造成損害的事(也就是好心做壞事),是純粹的一廂情願,理應被指責。

 

例子: 2013年4月四川地震

1. 很多人捐錢,這份同情心令人動容。但隨後,歐綿棠證實內地貪官揮霍捐款,這時候還繼續捐錢的人便是一廂情願了。If you step into their shoes,四川地震了,一個官員坐在這裹甚麼也不用做就有源源不絕的捐贈湧進來,你是願意努力工作救災,為災民服務,還是由得四川維持原狀,讓愛心捐款來得更猛烈一點?

2. 很多志願者湧入災區,期望服務災民,結果他們的車把路堵住了,讓受過專業救災訓練的解放軍進不了較偏遠的災區;有志願者因缺乏經驗而在災區受傷,害得醫護人員得分人力去照顧他們;有志願者進了災區,水土不服生病,還得讓災民使用捐贈物資照顧他們。

你要批評他們好心做壞事,還會有人責備你沒有人性:「他們也是好心啊!他們也不想的啊!他們也很難過的啊!為甚麼你不能考慮他們的感受呢?為甚麼你那麼沒人性呢?難道好心本身不是值得提倡的嗎?」

 

道德聖人最恐怖的地方,在於他們不自覺自己是,只是一心沈醉在自己的好意必然導致好結果的幻想中,以及因此帶來的一陣陶陶然的道德滿足感,渾然不覺自己的行為未必能幫到理想中的受益者、甚至反而為他們帶來麻煩痛苦。

我認為道德不該淪為人類用來自我滿足的工具。

 

同學愛新鮮,感覺大過天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Noukka Signe)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Noukka Signe)

 

人人都說:「女追男,隔重紗。」如果你信,只能贈你一句:「傻的嗎?」除了高登定律「你的樣子如何,命運也必如何」外,還需要配合天時地理人和,而其實最重要的是完全不到你控制的「感覺」。「感覺」這種東西很奇妙,可能是在某一個特別的moment「叮」一聲出現,亦有可能是每天一點一滴點地增加,也有可能會突然消失,完全不能用常理去解釋。

 

即使你有樣有身材、懂打扮、會煮飯、溫柔、可愛,但男人對你無「感覺」,你永遠只是一個好女人,還有一點良心的男人或許會很「浪子」地跟你說:「我是個壞男人,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沒良心的男人會本著「有食唔食,罪大惡極」的原則,跟你一起,但食完就走,消失得無影無縱。

世界是公平的,同樣地即使你型英帥靚正、大隻、有車有樓、幽默、細心,但女人對你無「感覺」,你永遠只會收到一張「好人卡」。還有一點良心的女人或許會很嫵媚地跟你說:「我是個壞女人,你太好了,我不適合你。」沒良心的女人會本著「有食唔食,罪大惡極」的原則,跟你一起,但錢花光就走,簡直來無縱去無影。

 

感情永遠是不能勉強的事,付出和回報從來不成正比,甚至成反比,越付出得多,越顯得cheap,越不被珍惜。相反,若表示得毫不重視,間中才回一兩次短訊,則會挑起男人的戰鬥心,覺得很有挑戰性,很想征服。那不是很矛盾嗎?我喜歡你當然會重視你、關心你、立刻回你短訊,但朋友都說愛情是一場鬥智鬥力的遊戲,一收一放,打心理戰,才能成功捕捉擸物。那豈不是很累?難怪我經常都Game over。

曾有朋友放棄傳說中的好男人,原因是「只有好感,不到喜歡」,其後更不幸地喜歡上傳說中的壞男人,更稱之為男神,男神沒優點,卻嫖賭飲盪吹樣樣齊,一腳搭幾船亦已成習慣,完全是「喜愛夜蒲」的朋友,即使我極力勸告,朋友仍然「感覺」大過天,毅然要衝入黑洞,最後跌得焦頭爛額,我亦只能安慰她說:「愛一個,上一課。」我不會說她蠢、犯賤,因為愛情是盲目的,誰沒有蠢過?犯賤過?最重要是「拎得起,放得低」,所以姐妹們,新一年,是時候要放低過去,從新出發,尋找屬於你的Mr right了,加油!

 

楊凱斌:從大馬報殤看《明報》撤換總編

原文載於楊凱斌面書:從馬來西亞報殤的經驗來看待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事件;作者楊凱斌為《當今大馬》中文版創刊主編,現轉任《當今大馬》屬下網絡電視KiniTV(kinitv.com)執行長。

馬來西亞中文報界2001年報殤事件(報章被執政黨收購,並轉交單一媒體集團壟斷)在香港2014年重演! 13年後,同一個老闆,同一個「空降」的總編輯與接掌者(?),惟不同時空地點的抗爭記者、讀者與專欄撰稿人。受創傷的仍然是新聞自由。

其實接掌者的個性如何並不重要,最關鍵的還是幕後老闆的意願。「空降」不言而喻,就是在本地找不到願意全面履行老闆的意願、不那麼聽從老闆意見的總編輯, 所以才必須從外頭挑一個能夠掌控的人進來整頓編輯室。

記者、讀者及專欄作家(知識分子)必須組織起來,形成有代表性的力量,與媒體大亨施壓談判,架設增加編輯透明度的準繩如簽署編輯獨立條款,強力杜絕老闆、董事及經營部的插手及施壓。大家勢必要拿著放大鏡嚴厲監督,不可以有一刻的鬆懈。

根據馬來西亞反對收購《南洋商報》(黃絲帶運動)的經驗,新接掌者及老闆,常常會打溫情主義牌,如訴諸歷史及對報章的感情,逐個擊破地安撫及收編捍衛新聞自由的力量。他們會說,批判及揭露會導致報章的銷量更下滑,監督媒體將會傷害報章等論述。若媒體工作者、讀者及專欄作家墮入這種溫情主義陷阱而自動繳械,整個捍衛媒體獨立的力量勢必煙消雲散。

失去了公信力的媒體,因為被讀者抵制,銷量將會一落千丈,不管日後如何在技術層面或外部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也難以力挽狂瀾。我們必須讓接掌者及媒體老闆醒覺到弄垮報章的罵名將會伴隨他們一輩子,這才會形成警惕及壓力,導致他們不敢粗暴干預及再次(刪除不斷)圖謀出軌。

《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的舉動,其實折射出整個香港媒體大環境已經​​來到一個臨界點,即「溫水煮青蛙」的那一套暗中操縱及影響已被粗暴的撤換及空降手段取而代之。若媒體工作者、讀者、專欄作者及商界廣告客戶,這四個媒體生態成員為了眼前苟且的利益,不能正視媒體獨立的重要性,那麼未來壟斷及操縱媒體的事件將會層不出窮。僅存的言論空間及公平競爭的理念,勢必也將會拱手送上。

 我們不希望馬來西亞自2001年以來,一個集團及一人宰制70%中文報章銷量的慘痛教訓,包括利用媒體來操控及動輒教訓政治人物、商家、讀者的大倒退局面在香港重演。操縱編輯室及壟斷媒體其實是一體兩面,報業大亨漂亮說詞的背後,其實隱藏著的就是統攬媒體、商業及政治大權的野心。

莫問喪鐘為誰而鳴

http://notesbooks.wordpress.com/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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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之初,想起十七世紀英國詩人鄧約翰(John Donne)傳世名句: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繼早前於中大民調中失落公信首席的《明報》,如今卻是雪上加霜。其編輯部昨夜發表聲明宣告撤換總編輯劉進圖,但內容僅指總編要職難免更換,劉氏將另行安排崗位云云,語焉不詳,自是引人疑竇。其後更有消息指將由馬來西亞空降一位傳媒人取而代之,更令編輯員工同寅人人自危,迅速組成關注組要求交待,乃至坊間學者亦表示擔憂言論自由因而遭受侵蝕。

然而當朋友將事件形容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之際,心中不禁忖度:這究竟算是第幾根壓倒本港新聞自由的最後稻草,實屬疑問。撇除政府的禁制(如行政長官向《信報》發律師信控告誹謗),總編以至老闆對旗下傳媒的干預及自我審查,並非從今日始。

 

自六十年代《明報》草創,其定位有著較保守的立場。張圭陽曾於其著作提及創辦人查良鏞稱報紙乃老闆私器,而非公眾之公器,而新聞自由則應向外求索而非內部爭取1,其專斷與辦報稟承的追求自由背道而馳。時至八十年代更因為香港前途問題的強烈親中傾向而令報格遭受抨擊。即使其後易主,編採作風仍無甚大變化,九七以後這種趨勢則更甚,由政改方案中暗地促成民主黨與北京政權達成綏靖之策可見一斑,其後即使在梁振英的僭建風波等事上有較詳實報道,但一般報道乃至社論均屢受爭議,難脫「暗建制報」的味道。

主權移交以前,歷年來本港經歷政治風浪無數,但總能化險為夷,歸根究底,實得力於社會的自由。戴卓爾夫人嘗言人民的自由是建基於法治(Rule of Law)2,而彭定康擔任港督時則強調新聞自由屬於法治的一部份。因此,在動輒搖風擺柳的世代,一家傳媒要捍衛一貫立場,必須以中流砥柱之態,橫眉冷對讒諂小人,亦必須頡頏權威的威迫與誘惑。

而要穩守新聞自由,實際上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首先,需要有大義凜然稟筆實說的主筆長駐陣地;其後,是記者在場筆錄,並作出不偏不倚且忠實的新聞報道;再來,是編輯部不因受壓力而肆意刪改,並給予寶貴篇幅讓新聞有問世機會;接著,是有明白事理,不畏強權,或以利為先的報館老闆,否則持相右意見者的言論才可能得見天日;另一方面,政府法例亦應當寬容,鼓勵新聞及表達自由,如此方能提供合適的土壤;最後,當然少不了讀者的支持,並不時督促砥礪,為民喉舌的傳媒公信至此則屹立不搖。

 

以上各項要素,首兩項倒不必擔憂。素知《明報》掌筆水準不俗,不平則鳴的直言之士從來不缺,而記者群中抱持理想與勇氣者亦大有人在。然三至五項正是當下面臨的困境,祇因我們無法測知他們能否堅守獨立稟正的原則,。在社會感受到言論空間日漸收窄的今天,要打擊新聞自由著實易如反掌。

由是觀之,《明報》的沉淪也許是早晚會發生的事,一如今天榮登「公信第一」的《南華早報》,對不聽話的編輯生殺予奪,旗下員工無不閉口噤聲。若對權力姑息、妥協乃至屈從,持守不了傳媒的良知原則,立場逐漸傾向親建制,稟承的編採自主及獨立作風日漸被蠶蝕,記者人人自危之際,即使如何自詡,認受度亦必將破敗,流為官府或個別財閥的傳聲筒。

自由並非從天而降,是需要彼此認定為價值並持守捍衛,乃至願意為此付出代價,才可長存不息。一旦自由被逐步剝奪,無人能夠獨善其身。讀者應當引以為戒。

 

莫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我而鳴。

 

  1. 繆熾宏:從《金庸與報業》看報人與政治互動微妙關係
  2. Quotes of Margaret Thatcher : Third term as Prime Minister

回到運動本身 - 左膠與右膠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Damian Gadal)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Damian Gadal)

 

一位天文台氣象學家到香港仔的避風塘散步,遇上一群漁民。他們抬頭仰望黃昏的天空,討論天氣。

「唉,看,這種猛火天(按:即「火燒雲」),就是說颱風明天就來了。」一個漁民說。

氣象學家聽見,馬上走上前插嘴說:「其實這不一定的啊。」

「為甚麼?」「哦,猛火天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大氣中水氣較多,將光線折射,才使紅光充滿天際。」氣象學家開始得意洋洋的說教了。「的確颱風來臨前空中水氣會較多,但除了颱風之外還有其他情況也會造成猛火天……」

「屌!你噏乜鳩啊!」

氣象學家沒有說錯,但是他已經完全抽離於那群漁民。他們本來的目的是討論一個具體問題:「會否打風」,氣象學家卻在討論一個抽象問題:「猛火天與颱風之關係的物理學解釋」。

 

這正好是今日香港社運的寫照。我們已經離開了運動本身。我們不再將焦點放在本來的抗爭目標,而是放在反省一堆抽象問題:階級鬥爭、人文關懷、普世價值之類。

結果,一連串抽象思考,把具體問題和我們隔開了。

人類總是犯相同的錯誤。黑格爾就像今日的左膠,總是要用一套理論系統去解釋一切;結果齊克果卻批評他遠離存在現實。漁民只關心現實上「明天會否打風」,但氣象學家卻在解釋「猛火天與颱風」之理論關係,根本就是離題。

當然,理論或者有點道理,有些討論的價值。但社運不是哲學系讀書組,運動進行期間不是你搞理論研究的時間。而這群「離地」「左翼」(即「左膠」)之出現,又使一群自稱「右翼」的反對者走上另一極端,就是逢理論必反。他們厭倦一切理論語言,認為只會阻礙他們回到運動本身,而他們自己本身也不談任何理論。

在飽讀詩書的香港「左膠」眼中,這群「不講理」的「右翼」根本就是民粹,是痴線,是「右膠」。這群「右膠」拒絕講理論,只會為著某件特定的社會議題「勇武」地衝。結果他們其實的確解決了部分實際的社會問題。

氣象學家的理論其實沒有錯的,反而漁民說「猛火天即代表打風」在理論上是錯的。這次預測準確只是偶然,不保證下次同樣準確;若這漁民是在天文台預測天氣的話,恐怕將累死全香港。

理論的本意在於「解釋」現實,也要理論上講得通。氣象學家和「左膠」說得通,卻未有解決當下的問題;漁民和「右膠」解決了當下的問題,卻說不通。結果,其實大家都是「硬膠」,因為根本沒有一個人完滿地回答「明天會否打風」這問題。「左膠」說「右膠」民粹,「右膠」說「左膠」離地,根本沒有一人能夠回應當前香港社會的問題所在。他們都是硬膠,而這層膠不但隔開了左和右,隔開了「左膠」和現實,隔開了「右膠」和理論,更在香港社會運動的表面鋪上了一層又厚又硬的膠。

 

香港係無運河嘅威尼斯

「喂!你肥咗又靚咗喎!」阿琪企喺旺角地鐵站E2出口Bobby Shop門口,一見到我,就調侃我。

「妖,講呢啲。」我話,「未到晚飯時間,不如去飲咖啡好嗎?」

「好。」阿琪跟住我行,一路講:「頭先我嚟到見時間仲早,就喺附近行吓啦。我移民咗十年,記得以前行人專用區都無分時段架,點解而家又會得返星期六日嘅?」

「因為啲街頭表演被人投訴阻路又嘈,啲易拉架好似迷宮咁,上年年尾就縮減咗個行人專用區時間囉。」

 

玉蝴蝶攝

玉蝴蝶攝

 

「唉,無咗條馬路,啲人拖喼就逼晒上行人路,人山喼海,根本就行唔到路……嘩!阿姐!乜你咁都得嘅?我隻腳唔駛要啦!」阿姐置若罔聞,拖住佢架戰車繼續橫掃千軍,真係睬你都有味。

「算啦,佢哋唔識聽人話㗎。」我哋目送住個阿姐衝入千寧,阿琪話:「係喎,而家成條街都係金舖同藥房,我喺果邊都聽聞過香港啲朋友講,但係親眼見到都係覺得好震撼,鬼佬嚟到仲以為香港人食金條大嘅。」

「唉,鬼唔係咩,自由行鍾意吖嘛。自由行推行咗十年,將好多小商家都推上咗絕路,取而代之嘅係自由行最鍾意買嘅金呀奶粉呀化妝品呀。雖然話就話在商言商,搵錢係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但係你諗吓,中國大陸有幾多人呀?多過香港差唔多成二百倍呀,用一個城市去承載一個國家嘅奶粉同金條需求?你咁樣一諗,就算啲金舖再開多一百間,都唔會出奇啦。」

「其實遊客過多導致本地居民不勝其擾,都唔係得香港先有。我睇報導話而家威尼斯每日有六萬個遊客,但居民都係得六萬個。自小就住喺威尼斯嘅居民都投訴,果度而家變咗好似個迪士尼樂園咁,唔似係人定居嘅地方,啲民生舖頭如雜貨店呀、鞋匠呀都倒閉晒,生活都好麻煩。所以威尼斯政客都提議過禁止唔過夜嘅遊客入城,減少旅遊業對居民嘅負擔,但因為禁止入城係好大爭議性嘅題目,所以無實行。」

「唉,其實香港只要可以禁止一簽多行,就起碼少好多水貨賊,路上會少啲戰車,小商戶都唔駛消失得咁快。」

經過新之城門口,阿琪問:「嘩!乜搞成咁呀!新之城個門口幾時變埋做金舖?成個門口封實晒咁滯,個入口勁窄,真係諗唔到為咗賺租可以將個商場門口搞成咁款囉!」

「唉,無記錯就係上年嘅事啦。」

「唉,旺角都唔似我以前認識嘅旺角啦。」阿琪慨嘆。

 

論香港本土的左與右,兼初步勾勒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構想 (全文版)

按:這篇文章從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原理討論香港的左右之爭,希望為本土之論述拉出更開闊的視野。本文原分兩日於明報世紀版刊出,題目分別為《本土左與右,或政治認同的十字街頭》和《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構想》,現合併為一。

本來,網絡上不同政見陣營互相批評,並非什麼新鮮事。然而,近月的左右混戰,卻是值得進一步說明,畢竟,圍繞類似問題所爆發的論爭已持續好幾年。這一左右之爭,撇開那些意氣謾罵不說,其實涉及較為嚴肅的觀念問題。

先旨聲明,本文所說的左派,並非那些主力針對階級視野、批判資本主義,較少強調本土的經濟左派,而是特指「本土左派」,後者大多來自幾場社會運動 (如天星、 皇后、反高鐵運動)。所謂本土左派,我所指的是那些具有本土視角、懷有自由主義精神,同時在不同程度上懷有左翼信念的人們。在這個坐標上,問題已非泛泛地 說贊成抑或反對「本土」,而是進一步辨清,你希望的本土,到底是傾向自由左翼,還是向右靠攏。

根據《左與右》一書中,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博比奧指出,左與右的區分標準,是前者主張「平等」、後者主張「不平等」。左與右的對立,橫跨性別、種族、 階級等各個領域。當中,右翼主張,人本身就是存在了 優劣好壞之分,因而「不平等」是好的,這不過是崇尚優秀而已;恰恰相反,左翼則要求糾正社會的不平等,縮小人與人之間基於偏見的等級差異,這進一步關乎人 的自主:「平等是我們生活質量的一部分……平等使多樣性成為可能,使每一個人作為一個人成為可能。」

政治共同體計劃

近年的論戰反覆涉及兩個層面:一是關乎族群認同,而另一則是關乎政治運動的認同(例如將溫和派視為維穩敵人)。兩者又共同指向另一個核心問題:即在 兵臨城下,自治權遭逐步閹割,香港人如何才能形成有力量的政治共同體呢?近年,在愈趨焦灼不安的政治情景下,極右族群主義確實對此提供了某種廉價解答。

極右派胡亂宣揚的政治仇情恨怨,固然叫本土認同之追求幾度蒙污,但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政治學告訴我們,有效的民主,或是,如果我們希望有效地防止 專制,其實就得仰賴某種「願意共同行動」的「集體人民」。因而,「民主」其實是依賴於一定程度的政治認同和公民團結,這往往是民主的核心。

因此,以下的問題都跟民主之落實密不可分:香港人應該依據什麼東西,才能凝聚起來守衛本土,而非自陷於一盤散沙、各自為政?香港人到底如何把自己建 構為具有集體行動力的政治人民?更根本的是,作為政治共同體,什麼才是它的構成原則?左右之分,也是關於這個「共同體計劃」所交出的不同答案。讓筆者先勾 勒出極右的兩項 主要特質。

文化上的極端族群主義

毌庸諱言,極右的政治議程,是將香港人「民族化」。以廣東話、繁體字、港英旗和華夏文化等, 作為香港族群身分的基礎。這一族裔民族主義,它的核心認同並非那超越血緣和族群的公民價值,而是將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紐帶,奠基在一籃子「預先給定」、前政 治的族裔文化因素。因而,右翼的團結總是一種以文化和口音為基礎的族群團結,往往訴諸某種不言而喻的共同出身或起源。

但最為麻煩之處,或許並非在於「欣賞自己的族裔文化」,而是在這認同背後,往往預設了一個本質墮落、具侵略性的族群敵人,其中包藏了鄙視、仇視的敵意。

從《香港城邦論》到面書世界,人稱「網絡極右導師」的陳雲經常將「中共專政」和「大陸族群性」直接等同,從而混淆專政者和平民之間的合理分界線, 「反共」搖身一變成了「反人民」,例如他寫「地獄鬼國,匪黨賊民」(引自《香港城邦論》,P.47);他更預言, 「民主化」只會使當下的中共法西斯蛻變成中國法西斯(引自《香港城邦論》,P.52)。而在種種驚人之語背後,陳雲則自我解釋: 「為了保護香港,必須設想大陸發生最壞的民主政治。」(引自《香港城邦論》,P.53)

說得清楚了:本土為了自保,就必須將大陸設想為最壞的( 包括她的平民百姓和民主化)!恐怕這就是極右敵對性的原型。有趣的是,這個原型,其實倚賴於某種十分籠統的關於「大陸族群劣質性」的整體素描。

同類預設的另一例子,可見時事政論人李怡「借用」韓寒的文章〈太平洋的風〉。為說明「新移民」的本性如何無可救藥,他指出:「新移民儘管不是全數, 但他們 『骨子裏被埋下』的『兇殘、鬥爭、貪婪、自私』」云云。在此,墮落成了「骨子裏被埋下」的文化基因。在我看來,這相比起指控他們是「間諜」或「貪蛇齋餅 糉」更為嚴重,因為「判斷」已落到了「骨子裏」的內心層次,而且到了「兇殘、鬥爭、貪婪、自私」的可怕地步。

但值得注意的是,縱然李怡「借用」了韓寒關於大陸國民性的批評,近乎搬字過紙,但兩者壓根兒還是有分別的:韓寒是自我批判和反省,他通過直面國民性 中潛藏的弱點(正像當年魯迅),為集 體靈魂尋找治療(向台灣借鏡),哪怕是微弱,也懷有自我改革的希望;但李怡卻完全不同,這是對異族的輕蔑和排斥,對大陸人無可救藥的判罪,因而在文章末尾 作者如此反問: 「香港民主人士有何能力去改變他們?」可見,類似的國民性批判,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在右翼論述中,他人的「族群劣質性」總是成了一曲反覆吹奏的濫調,它取代了對城市承載力、都市願景規劃、公民成員資格和旅遊政策等課題的開放討論和深入思考。

政治上的雅各賓狂熱

這就解釋了,何以不管情况多麼千差萬別,但只要一旦沾染大陸人的色彩,極右就汲汲於全力貶斥。因為凡此種種,背後都預設了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墮落大陸人」之形象。

其次,極右的第二個特徵,就是雅各賓狂熱。例如,激進派嘲笑碼頭罷工、佔領中環等不夠激烈,更常常以將「漸進」與「溫和」扭曲為「平庸」的等號(其實一般市民心中以上運動並不溫和,這說明了極右的抽空離地)。

所謂雅各賓主義,指的是一種絕對化了的革命意識形態,通過不斷訴諸「人民」的名義,擴大革命發動鬥爭,繼而推行某種激進但寡頭的政治運動。雅各賓的 敵人,不 僅是1789 年之後已然失勢的舊體制幽靈,而且也是新時代同樣相信「自由平等博愛」的同道(例如死在斷頭上的著名法國大革命人士丹東)。正像今天民主激進派系,雅各賓 狂熱意味着無休止的同室操戈,並反覆拷問「誰才真正有資格代表『人民』」,從而設定了一種非常偏狹的人民觀,老是生產出一系列「二元對立」,來成就只此一 家的「人民象徵性」。

在香港,我們找到了如下的「二元對立」,像是說:溫和vs.激進;漸進vs.革命;政團陰謀vs.人民意志;普世vs.本土;和理非非vs.勇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對立中,前一項是出賣人民,唯有後一項堪稱「體現人民」的權威象徵。

然而,這裏的所謂人民,只是一種以單一原則和傾向所構成的價值變形物,因而嚴重缺乏公共性,像是說,它根本漠視多元社會的合理分歧,或公民內部的異 質性。雅各賓主義縱然開口閉口說人民,但它卻是反民主並具有強烈的對內排斥性的(例如一味將路線不同者打擊為「出賣人民」)。說到底,這是因為它拒絕承擔 公共意志 形成過程所需要的基本倫理:對差異的敏感、平等互惠原則(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說服),以及尋求聯合的意願等。

雅各賓政治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看準了落實人民主權的不確定性。人民,並不總是能夠體現為一個整體,因為,異質公民之間經常有所分歧,但民主 話語卻要求整合出一種人民意志。 雅各賓政治就是以少數激進公民的絕對認同,抹殺整體人民的複數性格,懶得面對民主生活的基本要求,結果是造成民主的弔詭:以人民之名義將民主謀殺。

小結

以上兩項特質的共通之處,就是在愈益不確定的局面之下(中港交流愈益頻繁和政治形勢愈見險峻),訴諸更絕對化的認同,這卻造成了部分公民的族群身分 和政治參與不能被平等看待的問題。極右派的認同方案,在提供強大的凝聚力之同時,也不斷製造排斥,因而,它們也都十分強調「出賣論」,並在族群問題喋喋不 休地和抗爭路線上指控他人為投共維穩。接下來,我將初步勾勒出自由左翼的共同體計劃。

一個自由左翼的政治共同體初步構想

首先,本土左派的「本土」並非以「族裔民族主義」為根據,因為香港社會,以至世界上大部分民族國家,都不是由單一族群構成。

在此,我引用哈伯瑪斯關於「後民族社會」的論述,他認為,在由多族群的公民構成的民主法治國家中,必須防止「族裔民族主義」,因它總是將族裔 (Ethnos)混同為人民(Demos)。而建基於人民所組成的公民民族,及其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根據的應該是平等、公共審議、人權和人民主權等一系 列的自由民主價值,而非由族裔元素提供的文化同質性,及由此引伸的不證自明、直覺一樣的本土利益。

重設基礎:多族群本土

右派主張的「族群化」,是單一同質的,這跟香港本身的多族群構成並不相同,像是說,2011年少數族裔人口也有四十多萬。猶記得,早前陳雲跟碧樺依 (一名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香港人)的一次對談中,陳雲當場被直斥為「排外」。可見,右派族群論的單薄就在於,其所謂的「香港族」,訴諸的其實是一份未經反 思、自然而然的香港人一體感,因而,當它遇到一個沒有同樣地想當然、因而有所不解的少數族裔之際,就會產生問題。

如果用「出生地」為坐標來思考香港的族群性,其構成仍是眾數的。我們可以參考另一組數字。根據2011 年人口普查統計,在港出生的人口比例佔60.5%,而32.1%則在內地∕澳門∕台灣出世,其他地方則佔7.4%。換句話,本土公民至少包括了土生土長的 港人、陸台澳移民和少數族裔。

因而,香港人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必須從以往那種透過直覺得出的一體感,邁向「多族群的公民共同體」。任何以單一的族群想像,或透過仇視其他族群所得 出的「共同體計劃」,將無可避免的違反了香港族群構成的本質,並形成不對等的族群關係。結果不僅導致對外排斥,而且造成對內排擠。在此,應當像哈伯瑪斯般 區分開族群和人民,前者訴諸文化或是血緣,後者則是跨越族群背景,以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成員身分,共同參與自我統治。

本土之愛的左和右

如果政治共同體成員的族群背景是多樣,那一個屬於她的本土文化和認同,就不太可能獨尊某一族裔文化。在此,我引入共和主義的視角,以之提倡一種以公民文化為本的認同方案。

正如文首所言,政治認同的重要性,全繫於它為原來鬆散的人民所提供的強烈凝聚力,並塑造出具行動力的集體性主體(collective subject),以之實現民主的要求。

右翼的「族群」和左翼的「本土」,所代表的其實是相當不同的本土文化主張,再次,前者通過訴諸族裔文化相似性,企圖保證一種事先存在的團結一體感 (如廣東話、繁體字、華夏文化),後者則是以公民傳統(紀念1966 年天星碼頭的蘇守忠抗爭),和未完成的都市烏托邦(不以中環價值為中心,轉而通過小店、小社區和舊建築建構更為平等的城市本土性),作為認同核心。

在此,左翼的本土主義總是打上了自主和平等的印記,並與我城多樣化的公民實踐緊緊相繫。相較於族群民族主義,左翼本土更接近公民共和主義的那種愛國精神,它有兩項重點值得特別說明。

首先,共和主義肯定本土之愛,因為若要實現各種公共生活的價值,就不能只靠僵硬的法律程序,或有待賢君降臨,而是必須倚賴公民的念念不忘和積極參與。因而,本土之愛是作為一種政治生活的激情,作為自由民主的強烈保證。

其次,共和主義致力於區分兩種愛國觀念,一者是崇尚自由平等的祖國(Patrie)之愛,而另一則是崇拜同族起源的民族(Nation)之愛。按照 意大利政治理論家維羅里(Maurizio Viroli)所說,共和主義的愛國指的是保衛、延續,並創造一種體現共和精神的良好風俗習慣,它指的是「一種公民行為模式(form of civic behavior):它的動機來自於對支配或役使他人的反感,以及為共同的自由造出適量貢獻的意願。在他們看來,公民為抵抗內部和外部的敵人而服務於共同 自由的意願和能力來自於一種特殊的激情,他們稱之為愛國精神(amour patriae, love ofcountry)」。

因而,左右兩者的分別在於,一者是體現自由民主的公民文化,奠基於公民抗爭的傳統和實踐,例如承載抗爭記憶的碼頭,或「保衛菜園村」能叫城市生活更為多元平等,等等,而其出發點不是族裔出身,並不以族裔文化特徵當作忠誠和團結的根據。

左派的本土概念,以所有公民成員,自覺成為自身主人的過去和當下的種種片刻交織而成,裏頭銘刻了這個想像共同體的特殊經歷和軌迹,凡此種種構成了香港的公民傳統,或維羅里所說的「公民化民族精神」。再次,本土左派的共同文化觀念是公民而非族群的。

政治意志形成過程的民主結構

不管是族群主義抑或是雅各賓狂熱,它們都慣於將「人民」的多元複數特質取消抹殺,並代之以不證自明的同質性或原教子主義式的政治傾向,從而自我投射出「人民」的幻影。然而,這種人民論述,打從一開始,就將眾多非我族類或溫和公民掃地出門。

這威脅到人民主權的原則:每個公民的政治意志平等(這要求公民警惕:愈激進不代表愈有發言權,或愈能象徵民主;另方面,它也抵制多數暴力),以及他 們都有同等機會和權利,參與共同體的自我統治。因而,像哈伯瑪斯和羅爾斯等政治哲學家,他們晚年都轉向關注政治意志形成過程的民主規範。所謂公民集體意志 的構成,在現代多元的社會情景之中,並不可能廉價地寄託於某一具有特權地位的真理教條之上,而是孕育於公民之間相互平等的傾聽、對話、商討和審議之中,這 是民主的承諾,即在異質的公民之間尋找和創造共識的意願。

由此可見,妨礙民主出現的,不僅是赤化的政權、操縱媒體的商賈或市場導向的文化,而且也是公民之間的非理性、缺乏尊重的排斥,例如當下某種盛氣凌人 的絕對主義。也就是說,如果公民社會的論述,經常被單一族群利益、極端的言談形式(例如鬧爆文化),甚或特定話題及旨趣所主宰,那末,其他公民的意志和多 樣性勢必遭到壓抑,無法得到平等和公允的看待。最後,民主理想之中的公民平等參與(包括政治意見之形成和自我統治),將變得無從說起。

正如法國歷史學者傅勒(Francois Furet) 所指, 「這個人民(指雅各賓主義)雖然在民眾中是具體和少數的,但對於歷史『正常時期』來說人數還是十分眾多的,他們參加革命集會,在那些重大日子上街活動,由此構成了抽象人民的可見可視的支柱」。

說到底,這個可見可視的人民幻影跟民主之距離仍然十分遙遠。

認同的誤解和出賣

這裏的政治病徵,就是把政治意志形成的複雜性拋諸腦後。也就是說,政治,不再是一個不斷豐富固有認同和有待創造的複合領域(存在多重多樣的公眾),而是退化成某種前政治的一元同質之死物。

這就解釋了何以在極右主義者的嘴唇邊,經常出現的指控就是「自己人出賣背叛」之類的說法。在此,有一種不證自明的本土利益或政治傾向,輔以某種絕對同質性作為支撐,作為指摘「自己人」的基礎。正如陳雲常說,只要是香港人,無需思前想後,他們自然就知道何謂本土利益。

可是,這明顯迴避了本土和政治的真實而複雜意涵。讓我引用阿佩杜懷(Arjun Appadurai)的評論作結(他針對族群主義者愛說的出賣論):「這種被背叛的感覺,其核心其實是對自身認同的誤解,因為在這個世界裏,這些認同要承 擔的風險高得超乎想像。」民主從來不是容易的事。

促請明報交代撤換總編輯一事--獨立媒體(香港)聲明

圖:蘋果日報

《明報》撤換總編輯劉進圖,及安排一名馬來西亞籍人士掌管編採業務,事件已引起《明報》員工、新聞業界、學者並本地公眾憂慮,深怕此舉是要打壓新聞自由,影響編輯自主。公司進行人事變動雖不時發生,但整頓媒體很多時正以更換管理層方式進行,近年有人事變動,以此改變「報格」,最明顯是《南華早報》。此外,2014年香港醞釀「佔領中環」及政改諮詢等爭議題目,空降非本地人選亦令人疑惑。獨立媒體(香港)認為此舉匪夷所思,促請《明報》管理層能盡快公報詳情,回應員工質詢,承諾編採方針不會更改,釋除公眾疑慮。

香港主流媒體正進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內地資金不斷湧入,屢次傳出商界政界插手干預編採運作。媒體自我審查情況嚴重。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任何本地媒體,包括《明報》實在不容有責,應盡本份謹守崗位,為社會揭露真相。

《明報》多年來以「公信第一」為報頭標語,雖然它在最新一次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調查中,排名得分下降,但它明報》亦隨即發表聲明,表示「會繼續鞭策自己,專業地做好新聞工作,目標是重拾「公信第一」。言猶在耳,《明報》竟然傳出撤換總編輯一事。本社團敦促《明報》落實聲明內容,專業地做好新聞,向公眾交代,繼續為社會發聲。

今次事件一再證明,主流媒體的商業運作模式,營運及編採方針易受資金(不論是老闆還是廣告客戶)影響。現時香港政治氣候嚴峻,中共早已有恃無恐直接插手本地事務。左派親中報章如《文滙報》及《大公報》報導不時黨同伐異,大部份本地主流傳媒的老闆,甚至編採高層均為政協,如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在2012年便爆出删剪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新聞

故此,我們相信,香港需要更多不受財團、政黨和政府形塑的獨立媒體,它們更難被各種勢力收編。我們同時呼籲市民加入或以小額金錢支持公民媒體報導,為社會提供更多元的聲音和角度。

塞瑟島初體驗

  有日我跟我一個學音樂的朋友提起,我不太懂欣賞Debussy(德布西)的音樂,我覺得古怪又悶。他說:「更係啦,就好似你想學英文莎士比亞,但係你一來就睇《哈雷姆特》,更係唔知佢講乜啦。係都睇下十四行詩先,了解一下佢個背景,咁就易啲明白。」

  我這位朋友說得太對,我應該尋求一下Debussy一些易明白的作品,好像早期的作品Abaresque(華麗曲),作品流露陣陣浪漫主義的優美與感情,旋律優美,意境淺明,還未至於後期那麼任性/有個性,像一幅印象派的畫作。但我是一個敢於嘗試更喜愛新鮮的人,開始想越級挑戰,聽一些最有Debussy味道的音樂,我在芸芸的大作之中,最有感覺是著名的鋼琴曲L’isle Joyeuse(快樂島)。

  這首曲是Debussy在羅浮宮看過法國畫家Watteau的畫作Pilgrimage to Cythera(塞瑟島朝聖)有感而作的。塞瑟島是希臘神話中,愛神維納斯與宙斯嬉戲的地方,可想像成是情侶的天堂。此曲盡顯他印象派音樂始祖的創作想像功力,比起印象派畫作,更像一幅抽象派的,音符就像顏料舞動,不可思議地帶起情緒與幻想,不能唱出的旋律好比不能形容的抽象結構,但竟能深深牽引出無窮想像。

  一連串的琴音掀起眷侶間情牽塞瑟島、互相追逐的序幕。音樂奇妙虛幻,濃霧驟起驟降的畫面浮現於腦海,像是仙境般的撲朔迷離,而愛侶玲瓏婀娜的胴體約隱約現,陣陣體香更把我誘惑過去。經過一番充滿情趣的你追我逐,終於抱得對方入懷,經過浪漫感性的一刻,最後以一個幽默的低音交代濕吻過後…。

轉載自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