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香港文章

施政報告 政府三大罪狀 硬砌置業階梯 基層青年勢危

表一:2013及2014年施政報告-建屋單位數字目標比較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在1月14-15日期間在立法會門外通宵紥營,反對梁振英政府「搭建置業階梯」,強迫青年做樓奴。可是,政府冥頑不靈,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慫恿「中低收入階層及青年…自置居所…」及「重建房屋階梯」(第143段),使基層青年成為政府及地產商樓奴之外,別無他途。我們感到非常憤怒,列舉政府三大罪狀:

罪狀一:玩弄數字

政府在本年施政報告中,首次透露未來十年興建各類房屋的具體分配比例。我們發現,梁振英政府是在玩弄數字,指「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供應,將較政府去年的承諾增加36%」(第144段);其實只要與上年施政報告比較,就發現大部份增加的單位,都是與天價樓市掛鉤的居屋,由平均每年4,250單位大幅增至每年8,000單位 (見表一)。公屋增加幅度非常低。現時公屋輪候冊總宗數有近24萬,即是說,政府肯定無法在十年內,滿足所有輪候人士居住公屋的需要。可以預料,為削減公屋輪候宗數,必定收緊申請資格,例如定期覆核「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入息及資產,推行專上學歷申請人扣分制等,間接剔除青年申請公屋資格,迫他們買樓。

罪狀二:長遠「私營主導」

從表一的比較亦可發現,要達致長遠房屋策略的建屋目標和分配比例,政府必須在十年內供應190,000私樓單位,不過,本年施政報告透露「未來5年私營房屋單位平均每年落成量約有13,600個單位」(第140段),即共68,000單位,按此推算,再之後5年(2019至2023年)政府須供應122,000私樓單位,即每年24,400單位,比公屋平均每年20,000單位還要多!由此可見,政府盤算逐步減少公屋的比例,五年後由「公營主導」變成「私營主導」。

罪狀三:迫公屋居民買樓

政府開宗明義要「重建房屋階梯,讓有能力的公屋居民購置居屋,騰出單位給有需要的基層市民」(第143段),即是政府將會採取各種威迫手段,例如收緊「富戶政策」,迫使公屋居民,特別是住戶中有在職青年的家庭,投身私人樓市。以華富邨為例,政府打算在重建華富邨後在該地一帶供應11,900公屋及居屋單位。按施政報告第144段提及的比例 (約71比29),重建後的原華富邨一帶只會有8,500間公屋(見表二)。即使假設所有華富邨居民都能原區安置,都至少會有500住戶 (約5.5%)「被置業」,成為天價居屋樓奴。在可見的將來,政府必然採取各項措施,分化居民,迫使部份住戶選擇置業,承受樓市風險,而不能在公屋中安穩生活。

表二:華富邨現時住戶數目及推算重建後的單位數目

因此,政府在本年施政報告中,清楚顯示它玩弄語言偽術,以「供應主導」包裝一套「公退私進」謀略,並企圖透過慫恿置業、堆砌置業階梯、收緊公屋政策、分化居民、歧視青年住屋需要等手段,迫基層及青年買樓,成為政府和地產商的奴隸。歸根究底,特區政府才是房屋出現「外來需求、投資需求和投機需求」(第139段) 的元凶!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一再強調:住屋是基本權利,並非可供投機炒賣的商品,然而政府倒行逆施,以種種政策、措施和輿論,特別是所謂「重建房屋階梯」,分化市民並迫使基層和青年投身高風險私人樓市,身陷長期負債的囹圄,淪為地產商的奴隸,踏上不歸路。

我們要求政府:

1.立刻撤回研究專上學歷公屋申請人扣分制;
2.撤銷公屋申請非長者一人配額及計分制,停止對青年住屋需要的歧視;
3.大量增建公屋,並提高單身及家庭申請公屋的資產與入息限額;
4.恢復包括租金及租住權保障的租務管制,保障未能入住公屋市民的基本住屋需求;
5.停止推行任何慫恿置業的政策,以免刺激樓價並令地產霸權問題惡化;
6.研究推行非商品化房屋,讓市民可以安居而不必受置業風險的影響,打破地產霸權對市民生活的控制。

以「社會穩定」反對民主的問題

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有一種聲音以社會穩定為由反對民主。我嘗試梳理清楚他們的進路,繼而提出這樣的策略反而提供了支持民主的重要原因。

以社會穩定為由的反民主論調,有兩種進路。第一種說法是,由於民主要求社會上大部份的市民選出代議仕,而大眾是不理智的,所以當代議仕面對選票壓力的情況下,會服從大多數選民的意願,作出不理智的決定,做成「大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這樣的講法基於兩個核心的想法,(1)大眾是不理智;(2)民主決定會做成大多數人的暴政。(1)的想法在現今民主潮流下,很難有足夠的說服力,然而,當我們認真看待這樣的一個想法時,理論上這還是有可能發生的,因此(2)的說法才會成立。即使如此,這裡隱含對民主的一個誤解:民主就是多數決的程序。然而,民主除了作為一個程序外,同樣肯定了每個個體的權利,比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平等的生存權,以及把社會成員看待成平等個體(treats individuals as equals)及由此而生的社會經濟權利。這些權利的作用,就是在於防止「大多數人的暴政」出現,因此(2)的說法在現今民主的理解下並不成立。於是乎,這樣的進路並不成功。

另一種以社會穩定為由的反民主論調,是承認選民的理性能力,但批評民主不能保證反映社會的意願。他們的假設是,(a)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管治者能明白社會上普遍的需要,提供相關的政策,繼而(b)民意能夠在政策中得到反映,因此不滿減少,社會穩定。在他們眼中,民主的原則是反映社會的意見,然而,民主卻不能把所有社會上的訴求都如實反映,這些訴求有可能被政黨利益,權力鬥爭所排擠,因此民主不能實踐其反映民意的原則,繼至不能保障市民利益。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中,反對者會進一步提倡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更能反映民意,提供香港人福祉的所需。這樣的進路對比上一個進路更為有影響力,似乎較得到社會的同情,因此我想花餘下的筆墨去處理及反駁這種說法。我的說法是,即使承認社會的首要價值是社會穩定(這樣的講法也有很大的爭論,例如社會的首要價值可以是自由、平等,公正等等),這樣策略卻反而提供了支持民主的重要原因。

首先要質疑的,是對社會穩定的理解。社會穩定並不是出於一個超能的政府,預知社會上每個個體的需要,繼而按這個理解執政。社會穩定的意思在於某一套對於社會應該如何運作的政治原則,能被社會上的個體普遍接受為合理,這樣的一套社會理解,用查爾斯‧泰勒的說法,是我們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一套社會大眾所接受的社會願景。這一套的理解是可以隨著時代轉變,例如我們今天的社會想像,受啟蒙年代的影響,已經不能再訴諸宗教,而要轉為對平等自由這些俗世價值的追求。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接受那種命定論,即社會有一套預設的制度是可以不訴諸群眾的認可,今天大家都普遍接受政府施政需要反映民意,而民主制度正正可以保障民意的有效表達。因此,那種所謂強力的中央政府最清楚理解人民利益的講法,其實並不符我們的社會想像,所以(a)一說無法令人接受,反而會引起社會反彈。此所以近年那種不民主的施政屢受挑戰。

反對者可以回應,既然如此,民主也不能保證民意的暢達啊,民意有可能被政黨利益,權力鬥爭所排擠,因此民主不能實踐其反映民意的原則。這裡反對者所要求的,是制度必須保證民意能「完完整整」地反映出來,管治者與被管治者的意見有絕對的一致(perfect coincidence)。然而,沒有任何政治制度可以保證這樣的絕對一致,強力的中央的政府也不能(他們甚至沒有提供原因)。我們要求的,應是較量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實際操作」上,誰更能好好把民意表達。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專制政府相較民主政府,前者對社會的管治不容挑戰,不容社會過問,這樣的情況將無法令人接受,民意表達失效,引發社會的更多不滿,挑戰政府施政,做成社會不穩定。我們無需要把民主說得完美無瑕,大可接受民主也會面對權力及利益所影響,然而如果反對者認真把社會穩定看待成為首要價值,反而應該支持民主制度,因為相較專權制度,在一個自由,公開及開放的公共制度下,人民的意願才能更有效展現,政府的施政才不會因為黑箱作業,獨斷而受到市民的挑戰及質疑,這也是(b)一說無法成立的原因。

當然民主除了能作為工具帶來社會穩定外,其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諸如體現個體的自由與平等,實踐自我等等。這裡最主要的說法是,如果反對者認真看待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反而更應該支持民主制度,惟透過民主制度,民意才更有可能在政府的施政當中所體現,使社會普遍滿意,減少社會不穩的可能。

由阿GEM和謝安琪說起

對不起,我對於「一男子」的施政報告,實在提不起丁點兒興趣,更決定眼不見為乾淨,近期可以吸引我注目的,反而是兩段娛樂新聞和一篇文章,兩段新聞都與歌唱比賽有關,分別是GEM在湖南衛視節目《我是歌手2》第2集選唱《存在》並大獲好評,取得第2名的佳績,以及謝安琪在深圳衛視節目《中國音超》(超古怪的名稱)唱出《她說》,獲得全場最高分;而至Like文章則是葉朗程的潮文《BB豬》,文中指:「如果A餐是5億身家加個徐濠縈,B餐是50萬身家(or less)加個謝安琪,我揀B餐。」「好多男人,都同張繼聰一樣,經常好大壓力,但係冇所謂,因為佢哋身邊有個好老婆。但有啲男人好慘,本來可以冇乜壓力,但最衰就係就係娶咗個老婆。」即時引來不少宅男狂Share。

GEM和謝安琪,是兩個性格、出身、歌路完全不同的歌手,但我從二人的際遇,卻也找到不少類近之處。
第一,兩位能在內地揚威,證明有一定實力,似乎她們在外地得到認同比在香港還要多,謝安琪不用說,多次因走音而被取笑(全世界大概只有陳奕迅走音而不會被批評的),我甚至在某篇報道中看到,記者將她與Stephy及傅穎相提並論;至於GEM,唱功早被肯定,但也只限於此而已,在不少人眼中,年紀輕輕的她永遠只是準天后。如今,二人在內地得到肯定,就像「摑了港人一把」。
第二,至少在香港樂壇,兩人都沒有大公司背景,我當然知道,謝安琪一度加盟新藝寶和星皓,但真真正正與她並肩作戰的,始終是周博賢的小規模經理人公司。
第三,兩人在香港樂壇頒獎禮都不是大贏家,《囍帖街》奇蹟的確是奇蹟,是可一不可再的,至少英皇會盡力阻止此事再發生,至於GEM,則慘被商台冷待,以致一度「揭竿起義」,雖然我不太贊同她炮轟商台的態度,但她因樂壇頒獎禮不公而憤憤不平,卻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四,二人都是敢言之人,都不太愛依循樂壇的「傳統」,屬於我行我素的類型,不像傳統歌手那樣,對答得體(但也沒個性),對傳媒有求必應。
第五,基於第四點,二人當然也逃不過被圍攻的命運,謝安琪的整容傳聞、與陳奕迅的緋聞,還有「食屎論」,都被人炮轟得體無完膚;較年輕但相對也較「識做人」的GEM,一樣被指對前輩沒有禮貌,成為新星目中無人的「人辦」。

以上種種,我並不知道誰真誰假,誰對誰錯,但對於歌手,其實我只關心其歌藝,關心她們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多動聽的樂曲,而事實是,二人都是新一輩中(雖然我知道,二人年紀其實相差頗遠)少數唱得之人,但作為香港人,我們沒有好好珍惜這些歌手,反而以「非音樂」的理由去指摘她們,甚至離棄她們,間接迫使二人北望神州大地(不過二人北上原因還是有點分別,謝安琪像是此地不留人,只好北上找機會,而GEM則似乎不甘於困在小小而且充滿制肘的香港樂壇,而找尋更遼闊的天地,實行「唔同你班友玩」),而很不幸地,今天的香港歌手在內地早已今非昔比,要在異地打響知名度,只得參與「真人騷式」的歌唱比賽,由歌手「降格」成為參賽者,她們的「委屈」,或多或少是香港人造成的。
二人也映照出香港樂壇一個可悲的現像,大型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各大電子傳媒,已霸佔了本地樂壇的「核心的內圍」,小型公司,不跟遊戲規則的公司,都被排斥,只能在外圍游走,更別奢望可改變奇怪兼不公平的制度。
此外,本應扮演監察者角色的傳媒,而更像是幫兇甚至是「樂壇霸權」的一分子,這一方面源於娛記的水平不足,我記得早些年港產片不濟之時,某報娛樂版跟風把票房失收的港產片統統稱之為「爛片」,簡簡單單便把票房和好壞劃成等號(如果根據這邏輯,《天機》應是近年中國難得一見的佳作);又是同一報紙,早一兩年天天為TVB電視劇造勢,久不久頭版便是「某某劇結局率先報導」之類,難得近年轉軚批評TVB劇集卻不面紅。不過,更深層次的理由,可能是這些報紙也有份製訂遊戲規則,我記得謝安琪因《囍帖街》走紅後,某雜誌訪問周博賢,他在訪問中說為了保護謝安琪的形象,堅拒娛樂雜誌的專訪,其後同一雜誌Book B的娛樂負責人,便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暗批他們,同時該雜誌也成為批評謝的主力,我不知二者有否關係,只知道最終周和博都「屈服」了,願意接受該雜誌的訪問。我在想,可能娛樂版的運作就是這樣,他們不要有個人想法的歌手(其實也包括演員),他們只要求肯合作(例如肯拍照、肯造新聞)的歌手,若是「阿知阿佐」,便一於「砌」她,「砌」到她願意合作為止吧!而且娛樂版永遠是「勢利」的,一個新歌手,沒有好遮蔭的「大樹」,被巨人進擊,也就怨不得人了!
現在,我們知道有地產霸權,而且對之深惡痛絕;現在,我們不喜歡電視圈的壟斷局面,因此希望HKTV打破悶局。但對於樂壇因為寡頭壟斷而停滯不前,我們卻不聞不問,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大家都被潛移默化,視那些遊戲規則為理所當然之事?

網誌:http://conan981001.blogspot.hk/2014/01/gem.html

由阿GEM和謝安琪說起

對不起,我對於「一男子」的施政報告,實在提不起丁點兒興趣,更決定眼不見為乾淨,近期可以吸引我注目的,反而是兩段娛樂新聞和一篇文章,兩段新聞都與歌唱比賽有關,分別是GEM在湖南衛視節目《我是歌手2》第2集選唱《存在》並大獲好評,取得第2名的佳績,以及謝安琪在深圳衛視節目《中國音超》(超古怪的名稱)唱出《她說》,獲得全場最高分;而至Like文章則是葉朗程的潮文《BB豬》,文中指:「如果A餐是5億身家加個徐濠縈,B餐是50萬身家(or less)加個謝安琪,我揀B餐。」「好多男人,都同張繼聰一樣,經常好大壓力,但係冇所謂,因為佢哋身邊有個好老婆。但有啲男人好慘,本來可以冇乜壓力,但最衰就係就係娶咗個老婆。」即時引來不少宅男狂Share。

GEM和謝安琪,是兩個性格、出身、歌路完全不同的歌手,但我從二人的際遇,卻也找到不少類近之處。

第一,兩位能在內地揚威,證明有一定實力,似乎她們在外地得到認同比在香港還要多,謝安琪不用說,多次因走音而被取笑(全世界大概只有陳奕迅走音而不會被批評的),我甚至在某篇報道中看到,記者將她與Stephy及傅穎相提並論;至於GEM,唱功早被肯定,但也只限於此而已,在不少人眼中,年紀輕輕的她永遠只是準天后。如今,二人在內地得到肯定,就像「摑了港人一把」。

第二,至少在香港樂壇,兩人都沒有大公司背景,我當然知道,謝安琪一度加盟新藝寶和星皓,但真真正正與她並肩作戰的,始終是周博賢的小規模經理人公司。

第三,兩人在香港樂壇頒獎禮都不是大贏家,《囍帖街》奇蹟的確是奇蹟,是可一不可再的,至少英皇會盡力阻止此事再發生,至於GEM,則慘被商台冷待,以致一度「揭竿起義」,雖然我不太贊同她炮轟商台的態度,但她因樂壇頒獎禮不公而憤憤不平,卻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四,二人都是敢言之人,都不太愛依循樂壇的「傳統」,屬於我行我素的類型,不像傳統歌手那樣,對答得體(但也沒個性),對傳媒有求必應。
第五,基於第四點,二人當然也逃不過被圍攻的命運,謝安琪的整容傳聞、與陳奕迅的緋聞,還有「食屎論」,都被人炮轟得體無完膚;較年輕但相對也較「識做人」的GEM,一樣被指對前輩沒有禮貌,成為新星目中無人的「人辦」。

以上種種,我並不知道誰真誰假,誰對誰錯,但對於歌手,其實我只關心其歌藝,關心她們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多動聽的樂曲,而事實是,二人都是新一輩中(雖然我知道,二人年紀其實相差頗遠)少數唱得之人,但作為香港人,我們沒有好好珍惜這些歌手,反而以「非音樂」的理由去指摘她們,甚至離棄她們,間接迫使二人北望神州大地(不過二人北上原因還是有點分別,謝安琪像是此地不留人,只好北上找機會,而GEM則似乎不甘於困在小小而且充滿制肘的香港樂壇,而找尋更遼闊的天地,實行「唔同你班友玩」),而很不幸地,今天的香港歌手在內地早已今非昔比,要在異地打響知名度,只得參與「真人騷式」的歌唱比賽,由歌手「降格」成為參賽者,她們的「委屈」,或多或少是香港人造成的。

二人也映照出香港樂壇一個可悲的現像,大型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各大電子傳媒,已霸佔了本地樂壇的「核心的內圍」,小型公司,不跟遊戲規則的公司,都被排斥,只能在外圍游走,更別奢望可改變奇怪兼不公平的制度。

此外,本應扮演監察者角色的傳媒,而更像是幫兇甚至是「樂壇霸權」的一分子,這一方面源於娛記的水平不足,我記得早些年港產片不濟之時,某報娛樂版跟風把票房失收的港產片統統稱之為「爛片」,簡簡單單便把票房和好壞劃成等號(如果根據這邏輯,《天機》應是近年中國難得一見的佳作);又是同一報紙,早一兩年天天為TVB電視劇造勢,久不久頭版便是「某某劇結局率先報導」之類,難得近年轉軚批評TVB劇集卻不面紅。不過,更深層次的理由,可能是這些報紙也有份製訂遊戲規則,我記得謝安琪因《囍帖街》走紅後,某雜誌訪問周博賢,他在訪問中說為了保護謝安琪的形象,堅拒娛樂雜誌的專訪,其後同一雜誌Book B的娛樂負責人,便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暗批他們,同時該雜誌也成為批評謝的主力,我不知二者有否關係,只知道最終周和博都「屈服」了,願意接受該雜誌的訪問。我在想,可能娛樂版的運作就是這樣,他們不要有個人想法的歌手(其實也包括演員),他們只要求肯合作(例如肯拍照、肯造新聞)的歌手,若是「阿知阿佐」,便一於「砌」她,「砌」到她願意合作為止吧!而且娛樂版永遠是「勢利」的,一個新歌手,沒有好遮蔭的「大樹」,被巨人進擊,也就怨不得人了!

現在,我們知道有地產霸權,而且對之深惡痛絕;現在,我們不喜歡電視圈的壟斷局面,因此希望HKTV打破悶局。但對於樂壇因為寡頭壟斷而停滯不前,我們卻不聞不問,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大家都被潛移默化,視那些遊戲規則為理所當然之事?

網誌:http://conan981001.blogspot.hk/2014/01/gem.html

香港族群衝突的濫觴

二零一三年,香港網絡界辯論得最激烈的議題,相信必然是 「新移民到底應否獲得香港人的福利」。

無可否認,部分香港人皆是當年的新移民。吾兩代長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往來東南亞與中國,因政局問題逼於移居香江,一名成年人帶著幾個小孩,生活艱難,努力工作賺取微薄的薪水,但仍不斷滙款及寄物資給中國的親人,及至八十年代, 終能申請他們來港,以為團聚了便有好日子過,原來當年在書信的串串慰問,目的是為後來哀求長輩申請他們來港。 長輩當然沒奢望他們會報答甚麼,可是,就是稍有良心的人,也懂得要回饋人家的恩情,更何況是親人? 就是沒有,到長輩生病進醫院,連一聲慰問也沒有,也別說到醫院探望照顧。你可以反駁並非十三億中國人皆如此,可是,這是吾家的親身經歷。

後來,吾家亦因為經濟有困難,需要向政府申請公共房屋。當時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建議她可申請綜援,可是,吾母堅決不申請。原因是香港人向來習慣靠自己努力工作賺取生活。大家見過街上很多拾紙皮維生的公公婆婆吧? 為什麼他們要那麼辛苦,日曬雨淋也要拼命賺取生活費? 大家都明白靠政府只是短暫的方法,最後也要靠自己雙手,故此,很多香港人無論如何艱難也好,盡量不向政府拿錢。

香港是一爿具一百七十多年歷史的百年老店,從殖民地時代已有法治。然而,單靠法治也不足以令香港進步和發展,香港人比一般中國人文明,因為香港人服膺香港的風俗和文明習慣,如: 等車排隊、讓座予老弱傷殘等等。 最重要的是: 無論是香港土生土長,還是因緣際會需要以香港為終身居住地的移民及其下一代,皆致力維繫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 ── 法治、自由、人權及公義, 四者缺一不可。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已成為一成熟的公民社會。

香港人從來不怕競爭,當年能擠身亞洲四小龍,全賴香港人拼博精神。香港人具公德心和責任,對於弱勢人士也會施以援手。然而,幫助只是短期的,協助弱勢人士自力更新才是更實際的做法。

無論在主權移交前或後,香港人都習慣了新移民的衝擊。吾長輩那代人,初到貴境時已懂得要盡快適應香港急速的步伐,不要求政府的幫助。然而,今時今日的新移民,剛到埗便要求香港政府養他們,請問教吾等幾代香港人情何以堪?

有社福界及左翼人士要求香港人別標籤新移民,可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終審法院的判決,推翻香港政府的行政措施,令申請綜援的「七年之癢」的規例打破了。從此,新移民只要來港居住超過一年,便可向政府申請綜援。表面上,社福界為了自己的生計幫助新移民爭取更多的福利。可是,他們竟不知道這令香港人更不屑新移民的所作所為。從此,本來不明顯的香港人與新移民的族群衝突便浮現了。

從前,我們經常嘲笑那些想盡辦法撈著數或貪小便宜的香港人,他們或許是你的同事或朋友。 你給他們佔便宜後,可以罵他們、疏遠他們甚至與他們絕交。現在,我們看到中國新移民怎樣向香港政府要綜援,相比下原來我們只是小兒科! 可恨的是,他們「總有一個在附近」。原來我們連拒絕的權利也沒有!

社福界人士為新移民爭取福利,不惜指控本土派人士為「法西斯」或排外。試問保障香港永久居民的利益又怎算是排外? 世上從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個族群在社會令人產生厭惡感,不單令社會另一族群對他們產生仇恨情緒,在往後的日子,任何與雙方利益有關的事件,將會很易引發衝突。

終審法院的判決,揭開了香港人和中國移民衝突的序幕。

本文刊登於 《動向》 第341期 (2014年1月15日)。

愛你愛到chur 死你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zelah_w)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zelah_w)

 

話說好姊妹最近拍拖了,身為她的最佳損友,當然有幸見證著整個求愛過程。起初是一班人出去玩,接著由多人約會慢慢變成「撐枱腳」;由間中Facebook inbox發展到每日whatsapp、傾電話,「今日凍啊,著多件衫」、「早d訓啦」、「我無時無刻都會支持你」等的對話簡直sweet到喊,而且久不久又會接放工,買一大堆零食,以防好姊妹餓親,實在是關懷備至,細心非常,當然最後順利感動了好姊妹,成功拉埋天窗。

小盛女也很替她高興,能找到一個對她這麼好的男人,但人各有志,老實說這類男人我受不了,因為實在太癡身。每天一覺醒來便whatsapp,直到晚上睡覺說晚安,日日如是,我好奇問好姊妹:「真的有那麼多話題嗎?」「無架,不過慣左日日whatsapp,如果突然有一日唔whatsapp,佢會癲。」此外,她男友更如經理人一樣,要知道她每天的行程,比如說去哪裡、和誰去,簡單來說是5W1H,Where、When、What、Who、Why、How,甚至想一起出席我們姊妹們的約會,What the hell?你已經霸佔了她9成時間,還不夠嗎?幸好好姊妹也不是重色輕友之人,總算勉強擋住了男友入侵她的朋友圈。

 

最誇張的是有次好姊妹和男友whatsapp時不小心睡著了,畫面剛好留在whatsapp,於是零晨2點幾男友打電話給她:「是咪發生左咩事?點解在線上但又無覆我既?」拜託,在線上也不一定要立刻回你whatsapp吧?有時心情不好或正在忙也不會立刻回啦。我知,這些都是出於關心、緊張,但其實過份關心是會令人有一種無形的壓力,甚至有一種呼吸困難的感覺,至少我會這樣覺得。

所以小盛女每逢遇到這種「chur人」,都會給他唱首歌,告訴他我是「束縛不來如人馬座」,請他自行執生,不要太chur,因為一chur我就會有壓力,有壓力我就會閃。比如說你提我早點睡,我會覺得很窩心,但如果我已經說了想多玩一會Facebook或寫篇文,你卻要我立刻去睡,還要keep住監察我whatsapp的最後上線時間,我便會感到受管束,於是暗地裡把你close file。可能你會話:「死港女又要人關心你,關心你你又嫌人chur,玩哂啦!」對,女人就是這麼麻煩又犯賤,有種你就不要追!

 

第33位中國大使?

馬英九總統終於對日本首相安倍出手,一月十一日在臉書上表示,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何止失望而已」。既然不止失望,就要有強硬態度,準備實踐多年前的「不惜一戰」,替中國充當馬前卒?

安倍參拜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考慮國際戰略利益在當天表達「失望」;馬英九的「何止失望而已」,為何不與美國同一口徑而比美國嚴厲?更大的問題是為何超過兩個星期後才突然開腔?

這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還有兩個動作:一是同時參拜供奉其他國家在戰爭中犧牲者的「鎮靈社」;一是同時強調自己在神靈前表示「不會讓日本重新走上戰爭之路,不會再回到讓人民遭受戰爭之苦的時代」,以此告訴海內外,他是為了和平而參拜靖國神社。

雖然如此,在民族主義上非常固執的韓國沒有接受,正在尋找各種理由掀起民族主義、製造戰爭藉口的中國,更認為天賜良機大肆炒作。

一月三日《環球時報》邀請中國數位御用專家對反擊安倍獻計獻策。海軍少將楊毅搬出人海戰術說,應發動中小學生寫信給外國政要表達我們的心聲,在國際上寫信作用非常大,民心的壓力和圍剿不亞於原子彈,一定要造成輿論壓力。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也在同一天開記者會挑撥美日關係,更公開表示,非常希望兩岸人民在釣魚台上有更多共同行動。逼馬英九拿出行動。

在小學生發信以前,中國駐各國大使已經為他們開路,在駐在國報章為文痛批安倍。最先發難的是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他當然在第一線;第二個最賣力的是駐英大使劉曉明,寫文章指安倍是「佛地魔」。此人屬李鵬派系,以左聞名,官運不佳。在出任美國公使期間,曾指責「多數美國眾議員對中國的了解只達到『小學程度』」。

中國外交部傾全國外交之力,在全球圍攻安倍,不到兩個星期,共有三十二位駐外大使寫文章批判安倍,馬英九趕上最後一班車。不過中國不便把他列在這批大使名單裡,何況他只是寫在臉書。

這些文章千篇一律譴責日本當年的侵略行為,然後指責日本要改變戰後的國際秩序。但是世界各國反應冷淡:第一,歷史已經過去了,他們更關心的是中國的軍事崛起,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在南海實施新的漁業限制,威脅到正常的國際航線航道與戰後的國際秩序,以及有關國家的主權。第二,戰後中共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把四億人的中國納入共產陣營,發動並參與韓戰,這才是首先破壞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罪魁禍首,可是中共還對那個毛魔頂禮膜拜!

馬英九必須說明一下,中共給他什麼壓力逼他表態,是否為馬習會的條件之一?

低津又如何?香港只是富人的家!評梁振英第二份施政報告

文:左翼廢佬

梁振英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莫過於是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下簡稱低津)。政府預計將有二十萬個家庭共七十一萬人合符受惠於低津。換言之,原來在在職家庭中,竟有二十萬個家庭的生活水平難以稱得上體面,這反證了香港的資源分配是那麼的不公平。推出低津無疑會令不少基層家庭受惠,在這裏各民間團體多年的努力實在是功不可沒。

然而,同時我們在施政報告找不到有關強積金取消對沖遣散費的建議。標準工時、十五年免費教育、失業保險、全民退休保障仍然是遙遙無期;房屋和醫療政策也未見創新。有說梁振英親基層,但為何這些有可能大大改善基層以至是中產生活的質素的措施卻不見蹤影?

富豪繼續笑呵呵!

答案很簡單,政府是無意又或者是無力去節制資本家的權勢!政府預計低津每年要花三十億,對連年盈餘數百億的政府來說顯然不是大數目!別忘記低津只為在職家庭而設,所以這項政策既不需要令政府改變財稅制度,也不會增加勞工在職場的議價能力。這是政府扶貧時不會違反的原則。

我們繼續沉淪吧!

這種不動搖既得利益的扶貧策略終究有限的,而且不會平等。再加上在產業政策上的無可作為,縱有低津,香港還會繼續只是一小撮富人的天堂。而中下層就請繼續做樓奴、虛耗我們有限的光陰虛去成就別人的利潤。就算捱到退休,在人口老化的香港,政府卻想出了向內地的安老院舍買位這一奇招!一面宣傳「家是香港」,卻要辛勤建立起香港繁榮的長者請離香港,未免太過諷刺和涼薄了吧。

回應《施政報告》新聞稿 遠水不救近火 劏房居民當禍

特首梁振英於今天(1月15日)宣讀《施政報告》,並對未來的土地及房屋政策向公眾交代。然而,《施政報告》不但沒有提及短期處理房屋問題的措拖,長遠而言,建屋目標亦未能紓援公屋輪候冊情況,令基層市民徹底失望,具體內容如下:

1. 建屋目標偏低 公屋輪候無期

現時有超過24萬公屋輪候個案,政府表示將跟從長策會建議,於未來十年興建47萬房屋,以6︰4公私比例作為目標,即28.2萬為公營房屋,坊間一直估計政府會以每年約5,000個居民單位作為目標,然而,《施政報告》表示,「目標是平均每年提供約20 000個公屋單位和約8 000個居屋單位」,即公屋興建量比早前民間預期更少。

事實上,本會已多次批評47萬建屋目標計算出錯,嚴重低估公屋需求,但《施政報告》竟提出更低的目標,即每年20,000的公屋建屋量,本會對非常失望,未來十年的公屋興建量(20萬),竟低於現時輪候冊個案數目!而近年新申請公屋個案亦一直上升(最近2年,每年超過6萬個)。本會估計輪候冊人數將會於數年內突破30萬,基層劏房戶輪候時間將有增無減。

2. 未有處理劏房問題

對於大眾關心的劏房問題,《施政報告》只簡單交代,「…「劏房」問題也必須正視。相關部門會加強執法,取締和處理違反消防安全及建築條例的個案。至於以發牌方式規管住宅樓宇內「劏房」的建議,政府需要小心權衡利弊並研究可行性」,然而,卻沒有提出任何安置劏房居民的建議,例如建設中轉宿舍安置受影響居民等。事實上,過去5年,政府已巡查超過10000間劏房,發出過千清拆令,然而就劏房清拆令而檢控的個案不足五十個,只有十多宗定罪,罰款由1500元至8000元,對劏房業主可謂完全沒有阻嚇作用。沒有安置政策及措置,劏房問題只會更加嚴重。

3. 隻字不提「租務管制」

近年租金急升,不少住戶租金佔入息比例已升至4成,然而,梁振英政府一直拒絶干預租務市場,考慮重新引入租住權管制甚至是租金管制。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過程中,居民、民間團體、政黨都提出租金管制及租住權管制的建議,然而,《施政報告》卻隻字不提,加上公屋興建量甚少,令人擔心租金只會繼續上升,基層市民生活將更足襟見肘。

建議︰

1. 立即增加公屋建屋目標
2. 制定減少公屋輪候個案及輪候時間的具體目標;
3. 選用民間啟德方案,而不需以擾民政策增建公屋;
4. 完善市區安置及中轉政策,與市建局合作,為規管影響的劏房居民提供住所;
5. 重啟租務管制討論,包括租住權及租金管制,保障租客基本權益,及發放租金津貼改善低收入住戶處境;
6. 研究引入的累進房產稅,因應物業估值高低而實施累進稅率,同時非自住物業的稅率又會較自住物業為高,紓緩物業作為純粹投資甚至是投機工具,並減低私樓單位的空置問題。

請珍惜身邊每一個有情緒病的人

文: 西征客

身邊一直都有人患情緒病。都市中大概每五人就有一位會患上。年紀漸長,見識到情緒病,最後連自己也患上。曾經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很多人有情緒病卻不知情,直至一天他們控制不到自己的時候,就以自殺來放棄自己的生命,認為可以得到一個解脫。我當時嘲笑他們的愚蠢,但到自己患上的時候卻發覺這原來是另一回事。

情緒病徵有煩躁、緊張、憂慮及情緒低落等。一般患者未必察覺自己遇上情緒問題,亦不知道身體不適是情緒病的主要表現。所以很多時都未能及早正視問題,如再因為適時的打擊、壓力,就會使他們感到意志消沉或生無可戀。正常人一時鑽牛角尖並不會有很大的問題,但如果患有情緒病,例如抑鬱症,就要特別小心。

患病者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一時激動再加上負面思想就會如骨牌效應,如沒有他人在旁,他們就有可能作出傷害自己的行為抒發情緒,嚴重甚至選舉輕生解決問題。這類患者很多時都不能自控地覺得自己缺乏關懷、沒有人關心他們、生無可戀… 一時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就倒下了。

朋友K患上情緒病,日常生活中跟平常的沒兩樣,但事實上他和很多病患者一樣只是裝扮到完全沒事來蓋過自己的負面情緒。平常他是一個十分可靠的人,可以依賴及交付所託,但一旦自己獨自下來的時候,就會很易有負面的思想。一個小小的壞消息對他來說就如引燃了的炸彈,情緒頓時失控。負面思想沖昏了頭腦,使到K往往作出令人不解的行為。

假如身邊有一些患上了情緒病的人,請好好給予他們關懷及支持,主動地使他們覺得不再孤單,在逆境時有人陪伴與你打這場杖。花多點時間,聆聽他們的心聲,忍受一下他們的脾氣,分擔一下他們的負能量。那樣他們就會在被病魔的折騰中好過一點。

珍惜他們,在他們找你求助的時候你冷落了他,或拒絕了他們,這可能會是最後一次可以相處的機會。不要放棄!

“It’s hard to be a friend to someone who’s depressed, but it is one of the kindest, noblest, and best things you will ever do." — Stephen F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