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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集體的共同迷惘」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星期五晚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全場座無虛席。導演陳果在放映後再次強調:「這是香港的電影,需要香港人的支持。」

繼《一路向西》後,紅van再次由高登討論區的連載小說搬上大銀幕。由於原著小說篇幅甚長,所以電影亦分作上下集。但陳果早已表明,不會為了遷就內地市場已再剪另一版本。在放棄內地市場的情況下,這位久未再拍香港長電影的導演已經明言,觀眾必須多多支持及推介,不然下集有可能胎死腹中。

迷惘式的追逐

故事講述黃又南飾演在車房工作的游梓池和其他乘客坐上由林雪飾演的替更司機駕駛由旺角前往大埔的紅van。後來在穿過獅子山隧道後,周遭的一切全都消失了,城市一夜之間陌生起來,因為熟悉的香港不見了。眾人在迷惘之間跌跌撞撞,但仍無法搞清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典型一貫陳果的「迷惘式的追逐電影」。但或許今一次有點不同,誠如陳果的話:「在1997年人人都很迷惘,那種迷惘是不關自己事,但來到今天2014年則不同;人人都迷惘地問:到底現在發生了甚麼事,這是一種集體的共同迷惘。」

陳果在電影的答問會中更強調,香港人從前大多不談政治,現在則不得不講。而此戲亦貫徹了導演一直以來含豐富時代背景及社會意識形態,其中有一幕最為反映現況。在黃又南得悉自己可能已經到了2018年的時空後,林雪飾演的小巴司機:「2018年?2018年和現在有何不同?」飾演收數佬係任達華衝口而出:「2017年有普選呀嘛,和之前的特首是內定的不同。2018年?睇下邊個係特首就知。」繼迷離夜中打小人後,梁振英(特首)再次成了戲中的話題。顯而易見,陳果旨在諷刺四年後的香港,同樣只有假普選。

在小巴上各人均發現開始有不妥的時候,徐天佑拋下一句:「大家不要再騙自己外面一切正常,我想大家是時候停一停,面對我們見到的現實。」這句正是全戲之核心所在,因為在眾人還在半信半疑,對當前情況仍然感到沒太大問題時;這尤如當頭棒喝。紅van全人的反應不一,有些認為徐危言聳聽,有些則不置可否,更有些大罵徐「痴線」。導演要帶出香港人在面對危機時,會處於一個迷惘的羊群狀態。在這個時候,意見領袖也沒法發揮作用;最後十多人在商討過後,決定落車。而在各人回到各自的家中,才開始靜思自己當前所面對的迷惘。其中黃又南更為了得到「答案」,在凌晨再次單獨外出。

離或留?

而在接近劇終的一段,文詠珊飾演的少女 Yuki在離開大埔前感嘆:「大埔是否有毒,是否一定要離開。」這一幕其實毫不陌生,甚至有點似曾相識。從97回歸前幾年的移民潮到這幾年間有港人重提移民,陳果暗喻港人在面對一個充滿不明確因素的環境時,到底是否一定要離開屬於自己的地方,移民去遠走他鄉。離或留,只是一線之差。

陳果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其對市井及普通基層市的關懷及著墨,除了《香港製造》和《香港有個荷里活》等這些已深入民心的草根角色外,《迷離夜・驚蟄》和今次紅van也不例外。林雪飾演的小巴司機絕對是一絕,此次演出甚至比他在PTU 機動部隊系列中飾演的肥沙更為出色。林雪貫徹小巴司機的粗獷,尤其把講得粗口淋漓盡致;演得入形入格,觀眾對其粗口甚為受落。

筆者沒有看畢整套原著小說,很多朋友在看過首映後都表示有點失望,因為和原著有所出入。但這劇本實在不易處理,今一次電影其實已邀原作者 Pizza 給予意見;確保故事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在不用完全忠於原著下,陳果才可有更多發揮的空間。筆者期待下集,看看陳果帶領眾人離開大埔到九龍之餘,亦由迷惘走到超越。

陸港矛盾系列之(三) --逐步提高利得稅率改變香港社會基本形勢

  上回我們通過考察官僚問題導出了「政治鬥爭是利益分配的角力」的論點,現在我們反過來看看經濟因素如何導致不同的政治觀點。部份讀者可能會覺得主流經濟學家已告訴我們「商品格價受到供求關係影響」,再作探討是多餘的。而我們認為是有必要的,原因在於現實生活中事物的因果關係並不是機械地一一對應的,假如大家考察問題只考慮單一因素往往會導致以偏蓋全,運用有偏差的推論進一步推敲全部社會問題的話,更會離開真相越來越遠。

資本家的行動受利潤率驅使

  眾所周知,香港寸金尺土,高地價政策導致企業營商成本和市民日常生活開支高企。商舖租金以及勞動力成本一直比內地高得多,理論上物價也要比內地高才符合於大家的合理預期,可是現實偏偏出現了反差。資本家有追逐最大利潤的本能,然而商業社會的統治法則就是弱肉強食,某的資本家在追逐利潤的時候游刃有餘,有的只能隨大勢患得患失,更有的會淪落到艱苦經營的地步,我們以內地開放個人遊以後的一段日子的變化考察一下上述情況發生怎麼樣的作用吧。
 
  在考察時段的起點,香港普遍的物價都比內地高,而奢侈品則屬例外。這是因為奢侈品以稀少顯珍貴,售價大大高於生產成本,品牌持有者必然利用手上有限的貨品實現最大的利潤。另一方面,香港基本上免關稅,內地則不然,而且內地利得稅(企業所得稅)率也大幅高於香港,奢侈品要是進入內地市場必定會將高額的稅務負擔轉嫁予消費者,以維持同樣的利潤率。

  後來內地居民的消費力持續增強,加上人民幣升值確實令情況開始發生轉變,內地居民來港旅遊消費開始活躍,食品安全問題曝光更起催化作用。港貨(更具體而言包括了港資的產品和引進香港的外國產品)在內地有價有市,水貨問題也悄悄衍生。於是零售商利潤持續上升,商舖租金亦步亦趨地提高。

奢侈品大量在港銷售的單位成本低於內地產生的稅務

  奢侈品的情況是最簡單的,對品牌持有人來說,既然目前他們的顧客主要來自內地,而內地也有了他們的分店,按照供求的道理,他們本來是有條件將產品售價提高到與內地一致甚至更高水平,因為面對同一顧客群,在港以較低價格出售等如向顧客讓利。串銖必較的資本家當然不會粗心大意到忽略了這個道理,事實上,促使他們在港向同一群顧客讓利是由於出售產品的利潤率是相當高的,他們懂得在港讓利將會「除笨有精」。

  原理在於外國奢侈品進入內地市場會產生關稅,同一商品在內地產生的利潤又造成25%的企業所得稅;而香港沒有關稅,利得稅率只有16.5%,稅務開支的差異是奢侈品可以在港讓利的根據。雖然香港的經營成本較高,但稅務開支卻較低;銷售量越高,產品的單位成本就越低。於是在相對固定的經營成本之下,進口奢侈品在港出售將更為有利,只要銷售量高於一定水平,同一銷售量於內地產生的稅務開支將高於在港的經營成本,於是他們更樂意保持價格差以吸引顧客在港購物。

  產自內地的暢銷外國品牌電子產品選擇在港首先開售也是同一道理,它們佔有壟斷優勢,生產至零售的整個流程幾乎由同一資本集團包辦而且產品利潤率高,令高級消費品具備特殊的市場調節手段。以上原理對普通商品的生產者來說就未必有效,因為它們並不享有高級消費品的特高利潤率。

本地普通商品的價格上升幅度受多種因素制約

  普通商品的情況涉及社會上各項商業活動,雖然比較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但仍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稅制仍然是一項因素,此外,因為普通商品並不具壟斷優勢,於是會有幾種對應的關係會對其價格產生影響,包括生產商或供應商與零售商之間以及零售商與店舖業主之間的對立,不同零售商之間以及各種同類商品之間的競爭,國際貨幣匯率的變化對各種因素也會產生影響。以上條件一般同樣適用於內地市場,但外國商品進入本港市場則相對較容易和有利。

  另外,我們從新聞時事當中也得知一些企業經營的具體的情況,例如大型連鎖超市為保持價格優勢壓低供應商的來貨價,有時甚至向供應商索要「廣告費」,理由是其商品已「被賣廣告」,超市還推出自家品牌的商品上架售賣直接加入競爭。另一些情況是,小商戶在經營成本上升的同時保持原價或者輕微提價,所表示的是小商戶自降利潤率以求薄利多銷。

  總括而言,我們判斷普通商品的價格差趨於接近甚至逆轉的原因,首先在於通貨膨脹令物價水漲船高,原本由零售商經營成本所構成的單位差額相對越來越不顯眼,然後是商品之間以及大資本排擠小資本的激烈競爭限制了本港的物價升幅,造成本港物價升幅不及內地。還有一種特殊條件是內地消費者信心問題,導致正式進入內地市場的「港貨」或其他進口產品,得以以較高價格出售。

內地因素對本港經濟起決定作用

  調查顯示,旅遊業對本港GDP產生的貢獻,自03年內地開放個人遊的2.4%增至近年4.5%,我們認為有關數據沒有充分反映內地因素對香港經濟造成的影響。經濟活動是一環扣一環的,以置業為例,一宗交易通常涉及到買賣雙方的中介和法律費用以及各種稅款雜費,買方可能需要向銀行貸款,還需要裝修,搬家以至添置電器家具等,賣方獲得資金以後往往又會另作投資消費。而GDP是一個複算的統計方法,其總量包括了一連串相關活動的總和,然而沒有了第一筆買房的資金推動,其餘項目就不會發生。

  這是說,佔GDP總量當中的一小部份,對另外一連串數據的存在與否起着決定作用。內地人來港的經濟活動並不限於一般觀光消費事項,還包括各項金融投資活動,有關活動除了在別的領域創造一系列的GDP數據之外,對於本港資產價格從谷底反彈更具有關鍵性作用,投資移民計劃的目的也在於此。所以,如果只提內地遊客的直接消費活動,而不談其他方面的連串效應,就算不是有意淡化內地因素的影響,也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失誤。

  很明顯,假如突然失去內地遊客的直接消費,很多以遊客為對象的零售商舖都要倒閉,從業人員失業。加上金融投資的減少的話,更會導致資產格價下跌,本地消費疲弱,引發更大規模的連鎖反應,導致香港經濟規模發生或大或小的收縮是必然的。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與貧富分化也是分不開的,內地人來港消費推高物價只不過是種錯覺,實際上是各國濫發鈔票引發惡性通脹,而我們的工資加幅卻十分有限,佔有的社會財富變相減少了。

依賴心態不可取

  香港之所以有七八十年代的一段「黃金時代」,主要原因是當時相對於周邊地區而言,具備低工資及成熟的出口航運配套的條件,吸引各地資金投資設廠。然而自從國內採用同一種發展模式之後香港就失去了競爭優勢,廠家投資紛紛北移以致「產業空心化」,樓市泡沫爆破然後經濟步入長期蕭條無可避免。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公民自然具有在港通行的權利,中央適時開於個人遊政策,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也是順理成章。大量資金被引導來港吸引了本港大小資本加入分享利潤的戰團,於是經濟活動迅速恢復繁榮。

  與以往不同的是,近年經濟繁榮所創造的職位,大多來自零售和服務行業,這些職位工資低且工作強度高,由此令人對中央的挽救產生了兩種觀點。有一個極端對港英時代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內地因素打破了回歸前的社會面貌,其實港英政府實行社會改良措施的導因是60年代後期一場暴烈的工人抗爭,決不是溫馨洋溢的一回事;也有另一個極端相信國家發展將為香港帶來更多好處,只要大家忍耐一下無條件支持國家政策,等待中國壓制西方野心以後,領導人就會反過來改善大家的生活。可是國際間的角力曠日持久,資本的膨脹卻以勞動者被剝削為代價,在國際資本決出勝負之前勞動階層就已經被壓榨得一乾二淨。

  實際上,親北京還是親西方的意識形態鬥爭,只不過是信任內地資本還是信任國際資本之間分歧的政治表現。兩種想法都是依賴心態,擺在基層市民面前的並不是誰可依賴的問題,而是要自強,沒有自己的實體經濟就要有人接濟,既然如此就不能不仰接濟者的鼻息,而受人接濟也不見得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提高利得稅率是調整社會面貌的必要手段

  社會各界要認識到貿易只會導致財富轉移而不會產生更多的財富,被政策引導來港的資金歸根究底來自對內地勞工的剝削所得,保持香港特殊的經濟條件對國家發展也沒有積極作用,香港要重建實體經濟才能煥發生機。陸港之間的地域矛盾是個偽命題,真正的問題是寬鬆的金融環境對資金產生強大的吸引力,稅制上的差異又造成結構性的物價差,吸引內地人來港購物,「實體」的人流不過是資金流動的載體。

  研討會認為逐步提高利得稅率將兩地物價扯平,是資本主義框架下舒緩問題唯一合理可行的辦法。同時,我們必需指出這樣做只能作為一個起點,因為做法一方面等同於自動放棄部份的經濟援助,我們日常消費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另一方面,早前湧入香港的內地資金並不會隨內地遊客減少而大量撤出,資產價格仍然會在高位徘徊。

所以接下來仍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進行,一方面是重建實體產業提供經濟產出,另一方面推進反對資本壟斷的運動,把控制在資本家手上的社會資源奪回來為公共利益服務,改善市民的生活處境。只有人們自己掌握生計才可能形成自力更生的社會意識,然後才會產生對社會的歸屬感,依賴和投機取巧的心態逐漸消除以後,陸港矛盾才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各地勞動階層要彼此團結

  還有需要注意的是,香港的財金政策對本外地壟斷資本是特別有利的,而小資本每每掙扎求存,一切努力面對業主加租就化為烏有,勞動階層所面對的剝削也越來越深。可見,社會發展趨於飽和以及大資本的高度壟斷才是導致年青人缺乏發展機遇的真正原因。

  我們認為目前港台兩地出現抗拒與內地融合的社會運動情況大致上是類同的,青年人不理解社會上流階梯的斷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他們沒有認真思考社會經濟的內在因素,反而尋找政治理由從外因去解釋問題,於是導出有悖於現實情況的主觀判斷,引發不正確的排外情緒。這樣的鬥爭方式效果肯定不會理想,雖然與內地融合對於解決資本主義所衍生的問題不會有正面的效果,但是總能為港台兩地帶來多少實際利益,多數人還是會「兩害相衡取其輕」。

  有志改變社會的年青人應該保持沉著,避免造成更多妨礙社會團結的矛盾,我們要明白大家的真正對手是本外地的壟斷資本,而異地的勞動階層則是自己的「盟友」,彼此應當爭取團結而不是互相排斥,因為資本主義的系統是國際性的,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同步反對資本主義,削弱了本地的資本主義基礎,也就是對另一個地方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有力援助。

  至此,我們基本上已經發現了陸港矛盾的根源,下次我們再探討一下社會上各項反對資本壟斷的主張。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3月30日

【DIY OK】動手戳出獨一無二的鏤空燈罩「Take-Off Light」


我戳我戳我戳戳!
今天要介紹由德國設計工作室fifti-fifti所設計的罩「Take-Off Light」,它讓大家有機會可以隨心所欲的發揮創意,設計出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燈罩。而且不需要會畫圖,不需要準備複雜的工具,只要你夠細心、有耐心,再加上好眼力,想要擺盞特色燈具在家裡絕對不是件太難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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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革命,是否就需要偉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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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捕蠅草(國立大學法學教授)

一旦出現嚴重挑戰公權力或暴力之行為,如攻佔立法院與行政院之事件,學運已經升格為革命了。參與的群眾已經變成了撰寫歷史的革命家,不能也不應再躲在學生身份背後以卸責。既然消耗了社會成本,就應當要承擔外部效果的代價。在充分瞭解並接受革命家的責任之後,我尊重您投身革命的熱情。不過,在為革命效力之前,是否也要先想一想發動與參與革命的理由?

革命需要理由嗎?偉大的革命,是否就需要偉大的理由?您可能沒有想到,要求男生可以夜宿女生宿舍的訴求,也可以變成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

1968年1月8日,法國主管青年事務的部長參與一個新游泳池的啓用典禮。在泳池邊,正當部長致辭之際,一位主修社會學,棕髮圓臉,且臉頰上散落幾許紅棕斑的23歲男學生Daniel Cohn-Bendit,突然打斷部長的發言。他以不是很禮貌的方式說:「為什麼您那六百餘頁荒唐的青年政策白皮書中,竟沒有一句討論到年輕人的性福問題?」部長不甘示弱地反擊說:「像您有這麼一張臉,當然會有此類問題;我看您還是把自己藏到泳池裡比較不會丟臉。」年輕人憤怒地回應:「納粹!」

雖然事後該部長有邀這位年輕人談談,年輕人也向部長致歉,不過,學運的導火線已經埋下。

革命的理由從女性的性自主、官僚組織與統治權威的桎梏,到資本主義與消費社會的分配不均與破壞自然等,不一而足。在此年輕人的領導下,同年5月2日發動學運,先是佔領巴黎郊區其所就讀的大學,進而入侵巴黎市中心區,佔領索爾邦大學與一座劇院。在警方驅離行動中發生激烈的暴力衝突,警方一共逮捕五百餘名學運份子,因之引發更大的全面衝突,前後持續近一個月。

在野的左派勢力,包括社會黨、共產黨與各工會紛紛加入運動,籌組各類示威遊行運動。當時的總統戴高樂在5月18日公開表示:「這些學生不過就是社會的搗亂份子;要改革可以,要聽這些殘渣的話,門都沒有!」國會在野黨對政府進行不信任投票,但沒有通過。革命者因之而更加憤怒,他們的大纛上寫著:「永別了,戴高樂!」戴高樂強悍地回應:將在6月16日舉行公投來決定國家的未來。不過總理龐必度反對公投,在與總統磋商後,總統決定改變初衷,在5月29日宣布解散國會,並將在六月下旬舉行國會改選。革命運動最終還是回到民主體制內的渠道來解決。

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到,什麼類型的理由都可能引發學運或革命,但是單一事件或理由,如服貿的程序瑕疵,絕不足以支撐一場規模較大的運動。甚至,此單一事件不過是導火線或是藉口而已。這就是為什麼剛開始大家對於「程序不正義」討論的如火如荼,但一轉眼,「逐條逐項討論表决」就不再是革命者的訴求。「程序正義」並不是他們真正信仰的崇高價值,「反對親中賣台」才是他們的聖經。在此教條的指引下,外省人被推定為容易賣台,執政黨變得不可信賴,連中華民國這塊招牌都是急欲掙脫的枷鎖。

於是過去用鞋丟總統總是那麼理直氣壯,現在國旗被倒插,議場與政院被佔領與破壞,對他們而言更是義正辭嚴,毫無所懼。學生憂心未來,百姓害怕競爭,在野黨及其外圍份子焦急地想取回權力。各方勢力集結在一起,終於引爆此次運動。

如果這是這次學運的理由,您是否應該參與呢?那可能要看您的價值偏好,以及您想要當什麼人?

先看看前述法國學運的例子吧。那個棕髮圓臉的男主角是法國出生的德國人,滿十四歲時因不想未來服法國義務役而選擇德國籍。被警方逮捕後,以其為外國人為由而被驅逐出境,遣送回德國;他沒有承擔革命暴力行為的法律後果。爾後他在德國仍是積極的左派份子,後加入綠黨,現在是歐洲議會議員。

反之,那些數百名被捕的學運人士,絕大多數名不見經傳,各個下場境遇不同。但總有人因之受傷,或甚至入監服刑。在政治上,1965年12月才辦完總統選舉,1967年3月結束國會大選,右派獲勝組閣剛滿一年餘就爆發學運。雖然持續近月的反政府力量十分龐大,每場示威遊行常見數十萬人聚集在街頭。但1968年6月的國會改選右派竟大獲全勝,席次遠比一年前還多,曩括了近百分之73的席次。左派激烈躁進的策略使其慘敗,並使得其贏得總統大位的夢又延後了許多年。換言之,動輒幾十萬人在街頭,未必真的就能代表全民意志。

回到我們的情況。如果您認為維護台灣自主性,反對親中策略是目前我國最重要且也是最高的價值,可以為此目的不惜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甚至踐踏執政官員及維安軍警的人性尊嚴與其人身安全,您應該參加此場運動,甚至您也可不排除使用語言或其他肢體暴力手段來實現此目的。

但如果您相信在「台灣人」之前,您先是也原本只是「人」;在物質層次的「經濟發展」與代表集體符碼的「國家認同」之外,還有在精神與個體層次上的更高價值:那就是人性尊嚴與維繫此尊嚴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您可能就不應以非法或暴力的方式參與此項運動。尤其若是您是痛恨現在這個執政團隊的人,千萬不要以為幾十萬人在街頭上的實力展現,不會成為再次使其取得政權的助力。

至於您要擔任領導人還是隨從者,每個人的條件與機緣不同,本就勉強不得。但是千萬不要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違法暴力急先鋒,一切不利的後果您承擔了,社會就算真的會因您的犧牲而改變,最終也不會有人記得您並感謝您。不是說一將功成萬骨枯嗎?誰會那麼認真的在一堆枯骨裡辨識您的DNA,並把您的大名刻在忠烈祠的牌位上呢?

本文來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守護台灣大遊行

今日下午在中環遮打花園有一個響應台灣太陽花學運「三月三十日全球接力守護臺灣大遊行」的遊行集會活動,由守護臺灣青年陣線主辦,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協辦,主題是「捍衛台灣民主,反對執法暴力」。遊行隊伍約一時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然後出發遊行至遮打花園。隊伍約二時多到達遮打花園,並開始集會。據學聯統計,今日約有一千名參加者。他們都穿上了黑色衣服,以表達對台灣政府暴力鎮壓的不滿。

在是次集會當中,有不少來自香港及台灣的學生、老師及市民的發言,亦播放了一段台灣學生對香港支持人士的回應片段,包括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及陳為廷的感恩回應。在場的台灣學生跟台下參加者又一同合唱了「悲慘世界」/「人民之歌」,「晚安台灣」等歌曲支持學運。在活動最後,有一個翻牌儀式,百多位參加者拿著派發的紙牌,從太陽花的一面,翻到燈泡的一面,象徵為在Facebook上因血腥鎮壓而關燈的朋友們開燈,點起亮光,為台灣人民開燈,也為香港開燈。整個過程亦直播到台灣集會現場。最後,大家合唱了一首由台灣樂隊滅火器為這次太陽花學運所創作的「島嶼天光」。活動約在四時四十五分結束,這次集會雖然結束,但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開始,兩地的民主運動仍然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參與。

部分發言人士的發言內容節錄:

  • 張鐵志先生:台灣十年來工資停滯、土地被強行開發、與原住民的紛爭不斷,政府仍然說著同樣的謊言。不論是台灣與中國,還是香港與中國,其實都有著不一樣的價值,我們重視的是生活方式、自由。
  • 21歲台灣交換生:在城大的簽名活動中,遇到了一個在香港生活了16年的台灣媽媽。媽媽表示她在香港因為工作、因為生活,沒有機會和能力去支持台灣的學生,很感謝學生的行動。我當時只能回應,「這是我們學生能作的」。
  • 住港7年,帶著兩個女兒來參加的台灣女士:每一人都是國家的心聲,不管幾歲,都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要一起走出來支持。
  • 嶺大教授:不要看輕今天香港、台灣、澳門學生們的運動,今天的付出一定會有回報。
  • 城大的台灣教授:運動的時候剛好有一天在台灣,但因工作要回到香港,心裡非常不一願意。但回到香港,發現學生們的運動和支持,發現港人的可愛。
  • 理大教授:在大專裡看這次運動,有興奮的時候,也有憤怒的時候。當看到學生們發聲,為民族自主和尊嚴站出來,對社會有責任有承擔,感到很高興。
  • 曾到台灣現場、為台灣同學送上香港簽名橫額的同學:我們覺得簽名好像是很小的一個事情,但當我們送上簽名橫額的時候,我看到林飛帆的眼神都改變了。台灣的同學很感激香港的簽名支持,橫額更振奮了整個立法院現場。

回帶音樂:張國榮 Salute (1989)

又是懷念張國榮Leslie 的時候,就算不是4月1日,我全年都在聽Leslie 的歌,仿佛他從未離開過。

提起向巨星或舊年代致敬,歷年來尤其近十多年,幾乎每個歌手都總會出一張翻唱專輯,有些會選單一歌手的歌,或會選擇自己喜愛的作品來翻唱,要數本地的翻唱專輯經典,不得不提Leslie在1989年推出的《Salute》。

當年中學的我,對Salute這英文字一知半解,以為只是用作軍人對女皇的站立致敬之類,Leslie 這專輯告訴我,原來「Salute」解作致敬之餘,內含欣賞的意味。所以這專輯選曲也並非全是Leslie 的前輩作品,而只是他喜愛的,當中包括他欣賞的後輩林憶蓮。

十首歌都屬慢板,編曲比較陰沉,跟Leslie 之前專輯的快慢歌各半風格,明顯地不同,商業味較輕,去了更高檔次。

專輯中,我最愛「滴汗」,本身已是一首很性感的歌,林憶蓮的版本性感得來含蓄,男歌手除了Leslie 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可以唱得那麼性感那麼誘惑。「雪中情」和「紙船」都是70後的童年回憶,關正傑和許冠傑當年已是殿堂級,Leslie 卻是如日方中,唱來比較輕鬆。「明星」有很多版本,葉德嫻的比較淒美,Leslie 則帶著點高傲,像在高峰上回望星光背影似的。「但願人長久」當時還年輕的Leslie ,似乎並未完全了解歌中意義,唱得有點輕浮,但自他逝世後再聽此曲,卻叫聽者不禁感慨起來。「從不知」、「童年時」、「這是愛」、「漫天風雨」、「似水流年」,都唱出跟原版不一樣的感覺。而「從不知」,我始終較喜歡郭小霖的,唱得比較溫柔和低調,如果要選最想邊位80年代歌手Come back,我會選郭小霖。

聽著《Salute》,我可幸自己成長於80年代,那時香港樂壇很多好歌曲、好歌手,最重要是各階層都有閒情去欣賞自己喜愛的音樂。

Salute,向美好的年代致敬。

Salute曲目:

童年時
但願人長久
紙船
明星
從不知
滴汗
漫天風雨
這是愛
雪中情
似水流年

原文刊於此

我的Facebook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yflkelvin

淺論香港人獨有的一種高層次思維

圖片來自youtube截圖

近月來本土的思想開始滲入主流名筆,練乙錚先生接連幾篇寫下自己對本土派的論述、觀點改變以及提議發展的可行方向。其中一點比較顯淺,但同時最值得所有人思考的,是如何定義香港人。

從小在低下中產(父母從不承認自己是中產)的環境下成長,被灌輸的是一份身為香港人的自豪感(縱使家父非常愛國)。我相信這是大多數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皆會有的共同意志,無論你公屋出生還是私樓成長,你都會有意無意的感受過認為過在香港出生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甚或現在也對這個地方有一份歸屬感。

歷史學家都把這種情緒歸咎於,港人不自覺地把大陸的政局混亂與香港的經濟繁榮作戲劇性的對比,這種比較可以源自香港受英國殖民管治後初見成果的二、三十年代,與剛推翻帝制又復辟帝制的迷茫相較,香港確實穩定得多。隨後的十多年又有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鬥爭,接著二十多年的普世歡騰進步幻想,然後十多年是文明與文革的鬥爭,再來就是十多年的共產黨與共產黨的鬥爭,這時就傳出要收回香港,然後1989年就是學生與黨的鬥爭(其實只有被屠殺)。差不多整整一百年來香港的美倫美煥跟大陸的髒亂吵,香港人的自豪是有根有據。

然而除了錢銀上政局上有差距外,香港人還有另一種比較下的自豪。經歷多年殖民管治,香港人已不再是一河之隔的髒亂吵黃種人,而是有學識有修養的公民,(盡管普遍教育與公民教育的目的只是為了方便管治,因此大部分港人只懂公民義務不懂公民權利)我們成為了文明先進、擁有高層次思維的亞洲人。

也正正是這種文明差距,即使今天經濟地位逆轉,香港人面對自由行的髒亂吵及無禮時,我們都只嗤之以鼻、輕嘆搖頭、快步逃離的方式應對,這是文明人對野蠻人的反應,反正沒可能當場教育對方。更莫說大陸人的恩客心態,「不要是…」這三字只會令人鄒眉無奈,理性求真的人或許會選擇找出背後真相不被假訊息誤導。遺憾地人的容忍是有限度,長期的被套去空間、空氣、寧靜、甚至文化,把理性的文明人逼瘋,反蝗與嘲蝗應運而生。

但大陸一些人會自以為很了解香港人的心態,將香港人的反感解讀為自悲,說港人都像小孩一樣向媽媽撒嬌,這種嘔心的比喻及不知從何而來的自信教我咋舌。偏偏這種論調在環球時報及各大中國節目屢見不鮮,可能連香港人聽得多也會懷疑自己,但我深信,香港人的自豪自信不是單源自於財大氣粗、目中無人,而是文化水平及知書識禮,起碼我不會因幾個旅遊業增長數字而自豪,也不會自悲。

本土運動由本來的謾罵大陸人是蝗蟲、香港人不夠勇武,漸漸變成反諷手法的「(真心)愛國愛港大遊行」,亦是運動轉催理性文明,以及高層次思考的提示。華人文學之中,反諷是一極高層次的修辭技巧,重點落在突顯針對話題的矛盾及荒謬之處,以苦笑回應問題。因此無論建制派如何譴責,這批本土派的行動都直接間接反映著部份香港人的心態,手法亦帶香港人的味道。(筆者認為趕客是無禮行為,惟大部份人都沒想過為何會有人趕客,請朋友來家作客他卻在大廳拉屎,誰也會趕吧。更何況我們不只有一個客人。過度傾斜陸客使香港失色,我是外國人一定不會想來到香港觀光,這部份的損失是建制派刻意忽略的。)

這種轉數快、高層次、令人想深一層的處事手法應對技巧,應該就是香港人獨有的。簡單舉三例,周星馳類的港式笑話在外國不流行,除了因為文化差異外,笑點來得太快太密也令外國人根本跟不上,如《唐伯虎點秋香》的「稟夫人」一幕,由訴說、數白欖、打鼓、聽眾反應、夫人解說讚美、再到武狀原的反高潮,都是很本土的無厘頭笑話方式,所謂「識得笑其實好好笑」;又如一次與兄長旅遊在本港過關時,他曾笑說過,如一個人使用「E道」要超過15秒,就沒有資格叫做香港人,即使第一次使用「E道」的呀叔大嬸,也能夠從觀察前者而學懂;最後舉的例子則在你我生活之間,不知多少人發覺很多年輕人,即使沒有「上高登」的習慣,也會略懂「高登術語」,因而被誤以為「爸打絲打」。這是從觀察中學習,轉數快的應用,大多人都好像懂其門路了解玩法,而成為一新興語言。我相信王維基先生在高登討論區發貼感謝一班網友之前也沒有上高登,但明顯地他一下子就習慣了這種文化,而外國人或大陸人絕大多數只會在門外一頭霧水。

這種悉應力強、轉數快、高層次思維,是由多年的歷史、教育、環境、開放社會、經濟起飛等條件而造成,是為香港人的與大陸人的差別標誌,也是港人引以自豪的特色。香港人要抗拒大陸化,首當的就是要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歷史,解構如何定議香港人。多思考,才有避過將來厄運的可能,要知道我們得需面對2047年的來臨,上一代被「50年不變」哄騙,但這一代不得不面對啊。

假如第一屆特首選舉沒有公民提名……

http://www.boyangu.com/2014/03/2017_ce/

如果「香港2020」的方案通過,而民主派藉此贏得2017年的特首選舉,香港的政局會如何發展?

首先,中央會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來恫嚇商界和專業界別的人士,喝令他們不能加入泛民的新政府,因為商界和專業界知道這次選票只是中央失誤,所以他們立即歸邊,全部不加入政府,泛民立即變了無兵司令,只能任用無行政經驗的同好來出任司局長。

然後,2016年選舉產生的立法會仍然保皇黨居多,他們立即變成了「最堅定的反對派」,對泛民的政策不是拖延,就是破壞,甚至全部否決,然後動用他們的區議員機器日夜在地區謾罵泛民新政府,泛民施政舉步為艱,而民望立即一落千丈,因為他們覺得泛民做不了事。

然後,被中央收買的媒體,日夜對泛民政府展開文革式的批鬥,因為泛民的司局長行政經驗不足,屢屢被找到錯漏,然後親共媒體和網上五毛日夜批鬥,營造了政治危機,而部分泛民司局長的下台更加會變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使民眾覺得泛民政府一無事處。

到泛民的民望下滑到一定水平,中央統戰幾名騎場的泛民立法議員,剛好夠通過彈劾泛民特首的議案,外加愛字頭的組織大搞打倒泛民的示威,泛民在民望低劣的情況下提早下台,然後在特首補選中,中央大灑金錢讓親共的特首勝選。

最後,連同立法會的保皇黨議員,通過一個功能組別永遠長存的立法會議案,變成了定制。

之後藉控制選舉委員會逐步清洗原本在提名委員會中的商界勢力,然後用紅色背景的委員來代替,商界此時發覺已為時已晚,因為泛民勢孤力弱,無法再聯合共同抵抗中央。

最後,由紅色背景控制的提名委員會一致通過選一名地下黨員作特首,然後這個特首再消滅立法會的民選議席,最後宣佈廢除一國兩制和普選制,正式回歸大陸的制度。

當然,過程中少不了加快新移民換血的速度,然後溝淡港人,以便泛民在立法會選舉大敗,通過任何假民主方案。

希望這個預言不是真的。

被時代吞噬的一代  - 讀《國家的敵人》一章

我們把在潮中戲水的弄潮兒,來比喻有勇敢進取精神的人。

受時代的潮流影響,我們被侵蝕成一個個不同的人,然而,當時代的洪流再次起伏,就把屬於舊時代的一批人拋擲得顛沛流離。我們可以選擇屈從,也可以選擇逆流,不過卻要面對被吞噬的風險。讀到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中寫其哥哥查建國的一章,實在感慨。

查建國是查建英同父異母的哥哥。建國從少到大就有一種貢獻國家的精神,母親對讀到岳飛的故事時,年紀小小的他竟然含著淚說:「可我太小了,當不了岳飛!」這份家國之情在文革的年代得以好好發揮,十七歲的紅衛兵,引領四方,舉手投足活像一個年輕指揮官。在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之的前夕,父母為他餞行,那天晚上家中聚滿紅衛兵,他告訴朋友們:「父親的藏書中,想拿走甚麼就走。」那份豪情,使得父親只能眼巴巴看著自己心愛的藏書一一被「借走」。翌日,母親到火車站送他,建國眼裡絲毫沒有她在揮手的半個影子,只是一味兒的喊:「毛主席再見!」

其後因為農村的貧困和落後,使許多知青的熱情都幻滅了,大部份人都回城當工人,進大學,然而建國不在此列。他仍然堅持著改造中國農村的偉大革命事業,在內蒙古的農場一直幹,當了村長幹了七年。雖然對他的「革命實踐」毫無興趣,但因著他的誠實溫暖和慷慨大度,村民們也和他建立了極好的友情和愛戴。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文革結束,時代改變了。鄧小平上台,恢復高考,市場改革。建國沒有追逐時代的步伐,在接下來的兩年,他幾乎每天都在家中鑲了黑紗的毛主席畫像前,獨坐沉思。在無可奈可下,他接受了當地縣政府的一個職務,初時備受賞識,後因在一次千人的幹部大會上批評主政的人政策不當,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結果很快被免職,被定為「四人幫走狗」,隔離禁閉。被釋放後,他在各地當過各種小幹部,但從此沒再受到重用。

建國的妻子不甘窮困,不願他們的女兒成為農民,結果終在八九年初,說服建國回到北京。這實際上等於給他二十年來的精神歷程劃上了屈辱的句號。改造農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虛妄的幻想。「他沒有改變農村,農村卻改變了他。」

回到北京的沒幾個月,天安門的學生運動開始了。每天看著廣場上學生的演講和唱歌,建國心中震動又感動。當年文革他們造反,今天年青的學生們同樣造反;當年他們的神是毛主席,今天理想青年的理想是民主。有一天,查建英帶著哥哥建國到廣場上探望運舫的活躍人士,當走到他們的帳篷前,那男的指著打扮落伍,鄉巴佬似的建國說:「你不能進。」這明確的告訴建國:這可是一場城市精英的運動,這不是屬於你的革命,走吧。落泊的理想青年,當年翻弄時代的洪潮,今天卻被時代所吞噬。

在六四之後,建國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殘存信仰一下子和那時的民主青年,同樣被血腥屠殺掉。建國從此進入到政治上和個人生活上的漂泊時期。他不甘心,不甘心中國從此墮落,一直謀求機會再為國家幹一番事業。結果他事業失敗,多次破產;感情缺失,多次離婚。直到一天,他遇上了一個叫徐文立的人,當時徐剛從監獄裡關了十二年被放了出來,他的罪過僅僅是因為七十年代時在「西單民主牆」上論政而已。結果在一九九八年,他們二人成立一個反對政黨,名叫中國民主黨。出於英勇或是天真,他們決定去民政局註冊,在網絡上論政,聯絡中外記者。不到一會,政府就鎮壓起來,他們被逮捕了。建國早有心理準備,那一陣子甚至隨身帶備一枝牙刷。

八九年後的新時代,大家有基本共識:告別革命,把精神全副放在經濟發展上,不談政治。像建國這樣的人徹底被時代遺忘了。二零零二年,所謂民主自由象徽之一的《紐約時報》,以極為輕蔑的口氣提到中國民主黨,說他們是「由幾百個沒有牙齒毫無打撃力的成員結成的一個組織,所寫文章只是彼此讀讀而已」,這可是一個殘酷的現實。那是中國民主黨最後一次出現在媒體當中,其後銷聲匿跡。他們正正是為民主理想而犧牲,而時代卻給了他們這樣的判決。

建英和母親常常指責建國想得太多,是一個想當將軍的士兵,空有士兵的勇武,卻沒有將軍的才智。建國總會回應,中國這麼大,有十二億人口,我們總該有幾個人願意去做這件事吧。」建英的一個工會活動家的異見朋友曾對她這樣說:「中國很多的異議人士太多自我膨脹、自我中心,這是一種病,但我們中許多的人不意識這點。」但他續說:「最好不要對在坐牢的人士討論這個問題,為了熬過監獄生活,你必須調動全力,不斷自我激勵,確信自己就是一個英雄。你需要這種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來支撐你的精神。你此時絕對無法承受自我懷疑。」自此,建英和母親在探監的時候沒有再對建國的信念提對質疑。

很多正在中國推動改革的人士,都對建英說,沒有建國這樣的犧牲,他們沒有辦法明白在政權底線之上,他們還可以做多少改革。單是這樣,就足以令我們對建國這樣的人肅然起敬。然而,這是在以中國政治的角度來評價建國,這把他僅看成政治棋盤上的一個小棋子。如果從他的故事出發,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一個身有瑕疵但令人欽佩的人:為了理想可以拒絕妥協,並不惜一切代價。

到了刑期的尾聲,建國反而變得安詳寧靜了:「性格決定命運。你要記住,你哥哥是一個簡單、老式、過時、固執的人。一旦我下定決心,我會堅定不移。」

這樣的一個故事,反映時代的殘酷,也讓我們能一窺中國當下錯綜複雜的面貌。一代的弄潮兒,曾經風靡一時,卻反被時代侵襲得體無完膚。正如建國,他們有可能勢承潮流,成為之下的作惡者,也同樣有可能看穿時代的可怖,提煉出崇高的人格,甘願冒受風險,抗衡潮流。讓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對所有勇於站出來抗逆潮流的朋友多添一分理解。這樣的理解在今天肆意冷嘲熱諷、犬儒偏地的世代裡,似乎來得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