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香港文章

如何結束一黨專政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根據歷史經驗,一個專制政權的結束,離不開下列三個途徑:

一、領導者自我改革,把權力開放,達至民主。
二、暴力革命把專政推翻。
三、民間社會和平抗爭,迫使執政者不斷改革,達至民主轉型。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需要的社會成本最低,而政治效益則最高。但事實上,專政者大都慣性擁抱特權,希望千秋萬世。當日「滿州黨」是這樣,今天的「中共黨」亦如是。「習核心」的反貪腐,亦只是為了挽救沉淪的黨,不是為了開放封閉的政權。以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不斷收緊民間社會活動空間,打壓異見維權人士,使人感到他不會是「蔣經國式」的改革者,和開創民主憲政的開拓者。習近平治下中共未來的改革,目標要國家強大,但格局是國進社退,官富民窮;「被專政」的人民,若不反抗,只能期盼出現賢能的領袖,實行「仁慈的專政」。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絕不是專制政權所能包容的,故此人民在壓迫下的長期抗爭,將會引起社會不穩,並迫出暴力的動亂甚至革命。

暴力革命推翻專政

今天不少活躍人士對任何和平改革的可能性,都失去信心和耐性,並認為要「回到革命」。有觀察者認為中國內地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已到了臨界點。故若有重大事故如經濟大崩壞或內部鬥爭公開化,便可能觸發大規範的社會動亂,動搖政權的根本。事實上,不少領導人下一代以至高幹家屬大批移民海外,以及大額財產資金的不斷外流,都顯示管治危機。專制政權的本質是不穩定的因素,是缺乏足夠的政治合法性和制度的有效性,故要用赤裸裸的武力操控社會,壓制異己。但嚴重的政治社會矛盾,引發大型的衝突動亂,極大可能是另一次大模範的血腥鎮壓或屠殺。一般來說,民間力量實難以暴力推翻政府現代化武力裝備的專政。

但另一可能是社會動亂會引發領導內部的分裂。從而觸發武裝政變而推翻現政權。但誰能知道新生力量是屬於人民社會,或另一個獨裁者呢?誰可保證奪權者會引進政治民主、保障人民自由?非洲「茉莉花革命」的結果在多個非洲國家是一批獨裁者被另一批獨裁者取代。但革命如真的要來,無論結果怎樣,亦不是甚麼人可以攔得住的!

艱巨而持久的非暴力抗爭

上世紀末「民主第三波」的實現,在於民間不斷以和平理性的抗爭,成功迫使管治者妥協和改革,從而逐漸走向民主轉型。這種社會型態的抗爭是多樣化的:從異議者維權人士等的集會、遊行、示威、上訪以至互聯網上的連線、聯署、網上輿論的披露和批判,以至維權律師在法律制度內外的抗爭等,成為一股推動民主發展的力量。在和平抗爭的過程中,當然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人權以至生命的代價,而換取社會以至領導者的覺醒。很多時候,改革是非常緩慢和局部的;但積累的改變到了一定程度,便不能逆轉,甚至迫至一個大轉型的臨界點。民間和平抗爭成功迫出「和平革命」的歷史經驗有菲律賓、南韓、台灣以至近日的緬甸。和平抗爭最重要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條件成熟,民智開啟,形成文明的文化和社會共識。至此軍隊、警察都不敢輕易暴力鎮壓,專政者便知難而妥協。

這需要艱巨而持久的抗爭,更需要有理想、意志、勇氣和耐力的運動組織者。

總結

我們在此空間,為內地的民主運動,至少可發揮一定的支援作用。香港的民主進步力量,亦在可能的範圍內聲援內地的維權運動,包括互相傳達資訊,以至輿論的聲援都有積極的意義。全世界代表文明進步的民間力量,透過非政府組織團結起來,一起推動文化思想和價值意識的改變,顛覆世界上專制的政權,使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成為新一個全球化的正面成果。

《港支聯通訊》其他文章

給葉榮議員的信

葉議員,你好

我係陳可樂,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嘅執行幹事。

我今日呢封信,既係俾議員閣下,亦係俾馬鞍山街坊嘅。事緣就係咁嘅:昨日香港01,報導咗喺馬鞍山嘅康文署公園嗰度,捕獲咗一啲居民採摘屬於康文署公園入面種嘅植物, 一啲雞屎滕;然後康文署就報警,話有好多人偷嘢,葉榮議員向警方投訴,並在面書話警方唔受理;

葉議員嘅理據就係:如果便利店冇咗樽牛奶,警方一定會受理視為「偷嘢」;言下之意,即係話嗰啲街坊明明就係偷咗康文署嘅財產,點解警察唔執法呢?
我認為葉議員勤政親民,態度實屬可嘉。但同時我覺得喺入面仲有好多嘢,其實仲可以細節咁討論。究竟我哋面對呢一個馬鞍山「雞屎藤失竊事件」嘅時候,係咪只係有一種處理嘅方法呢?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係做社區種植,有一個叫做VeryMK天台農場嘅計劃;上年嘅時候亦都參與過深港建築雙年展,喺九龍公園種咗三個月嘢。入面其實有好多經驗,我覺得都同呢一次嘅報導相當之相關,等我娓娓道來。

我哋一群街坊義工喺2015年12月在九龍公園將一塊花圃改為農田,鋪上馬屎埔掘來的泥土開始種植。最後種出咗香草、馬鈴薯、白蘿葡等等農作物與社區分享(社區分享作物的花絮)。在過程中,我們邀請咗建築師、規劃師與年青人給予意見(公共空間種植食物可能嗎?),諗下點樣可以推動城市入面種多點食得嘅植物。最後,仲聯署要求康文署保留農田添!(保留百呎農場 開放空間種食物聯署

雖然呢個訴求最終落空,但我地都啟發咗其他團體繼續推動城市種植。
回到「雞屎藤失竊事件」,我知呢一個問題係地雷嚟,點講都好易出事;因為如果質疑嘅話,即係我哋係咪唔尊重私有產權呢﹖嘩!真係冇王管喎,明明係屬於大家嘅公園入面嘅財產,畀人偷到冇曬啦咁樣?咁啲市民咪見到得番光秃秃嘅一個花槽咪冇得欣賞?喺香港呢個法治嘅社會似乎難以想像。所以只好一件一件事咁拆。

城市種食物是一種進步

第一個層面就係:把城市中的花槽用來種食物,究竟呢一啲公共資源係咪用得其所呢?我認為,喺馬鞍山由康文署管理嘅公園竟然有種雞屎藤,係一個相當大嘅進步!
大家唔好唔記得:雖然香港號稱每年係種緊40萬棵樹,但係康文署永遠都喺市區入面種一啲光秃秃冇乜葉冇乜樹蔭嘅樹,例如:假檳榔呢一類。其實係用嚟湊數嘅,喺社區入面其實唔可以用嚟遮陰,亦都冇人可以用到。

而家見到康文署近年亦都有嘗試喺一啲社區公園入邊,嘗試設立社區園圃、甚至係本身花槽嘅位置種植一啲可以食用嘅本地作文物,其實係一個進步嚟。可能同近幾年社區既訴求有關,未及考證。

不過,好多人都會即刻問:種食物好貴啊!我第一個回應就係:如果唔種食物,政府而家嘅做法係種花,但你唔好以為種花就唔浪費;事實上啲花點解可以成日見blooming?其實我哋都用緊好多嘅資源去維護,包括係換嘅花嘅品種令到佢四季常春;另外,當要保持啲花咁鮮艷亮嚟嘅時候,其實喺泥土入邊係用咗多肥料同埋好多嘅化學農藥。而且每隔幾個禮拜就會換一換花盆。

呢一啲其實分分寸寸都係錢嚟,咁我哋就要攞番條數出嚟計吓:究竟係種食物真係支出大啲,定係其實而家常設種花嘅支出都係咁大呢?

康文署選擇植物品種嘅決定,完全基於管理方便,就係容易去打理,包括係過量使用農藥。咁一方面浪費緊好多社區資源︰例如圍起曬所有嘅花圃令居民唔可以入去享受大自然同植物啦。

花圃嗰啲枯葉本身係好好嘅肥料,大自然不斷循環的營養,會再生長其他嘢出嚟。但康文署請人收集曬然後,就一袋袋咁拎去掉。我都覺得好浪費資源。

而在公共效益上,在城市種植食物,某程度上可以減輕基層負擔。你可能唔信,但在九龍公園,真係會有呀婆向青年義工討菜吃。有時幾條菜,已經節省了一餐。我並不是浪漫得以為小小花圃可以養活一屋邨人,但可想而知,基層社區對自耕作物的需求不小。

其他國際大城市、甚至金融中心 ,都會鼓勵在城市中種植。例如新加坡就在市內種了芒果。佢當初係用作戰略儲備,有天災人禍嘅時候呢,即時摘芒果食得。而種植食物有社會功效︰包括係一啲基層市民可以每日加餐飯呀。無論幾微小,總算有機會可以減少依賴大財團。

私有財?公共財?

產權權誰屬嘅問題。公園係即屬於政府啦係咪,呢一啲嘅作物既然係納稅人畀錢去種,咁樣我哋呢其實都可以係有say喎! ok我哋香港而家未有普選,但基於民主精神,我地都可以實行我地公民權利去參與自己嘅城市。 葉榮議員首先第一件事已經將你啲公園雞屎藤界定為私產,我就覺得好似已經閘住咗討論。

咁如果唔係私產咁可以點呀﹖如果換著係獅子山學會或者李梓敬我可能都覺得同你冇乜嘢好講。但我對工黨有信心,可以理解「公共管理」嘅理念。我覺得雖然住屋邨大家在四面牆入面都係不相往來呀,不過喺公共空間入面我哋始終都會同佢入邊嘅人交流傾偈㗎嘛,就可以諗下點樣建立社區。

「大佬呀!而家你嗰個公園種咗啲嘢食,即刻瞬間畀人摘曬?咁邊個負責﹖」
我都明白,總覺得公園入面啲嘢畀人偷曬,呢種咁負面情緒好難受。我都唔係一個天真無邪嘅人呀,唔會奢求有一個烏托邦嘅所有人都係最公共嘅、全部人都無私心咁樣將屋企打開門任入嚟攞。絕對唔係咁樣諗。

我都有畀人偷過︰無啦啦喺旺角嘅天台農場或者係喺九龍公園試過有一棵無花果畀人偷走咗。咁呢個時候你都會話︰「咁你自己都知啦,其實你種一啲有價值嘅嘢喺度,就會畀人偷走。」呢個就係「公共財嘅悲劇」。

我就問︰呢個唔係正正係我哋而家地球為全個世界面對緊嘅困境咩﹖就係成個大氣層都係公共財,全部都冇人理。呢個價值都係一樣,就係我哋要重新去反思返我哋同社區關係,同埋同大自然之間嘅關係。對我嚟講冇咗個無花果,我當然心痛啦。但係我會覺得係時間太短,教育其實係未必立竿見影。

一個社區教育唔係單單在學校入面進行。當我哋教育下一代︰「有一啲資源我哋有剩餘嘅時候,要分享畀其他人;我哋見到有價值嘅嘢唔好賺到盡、唔好攞到盡;要留有餘地、不可割盡田角」呢一啲嘅價值唔係透過你去洗腦啦或者係攞住本書,叫人哋去認識就得㗎。其實呢啲係喺社區入面以身作則,慢慢飲培養出嚟嘅文化、一種公民嘅素質。困難架!我冇話易。但就覺得應該要重新去諗呢一樣嘢。

我哋其實都可以引進一啲公共管理嘅理念,透過民間團體例如天水圍社區陣線啦或者係天姿作圍啦。去重新建立社區鄰里關係,如有限度去使用,又唔會過度採摘。

當大家明白到,如果你唔攞走,都未必有其他人攞走嘅話,其他人係可以享受到,我種一棵樹其他人可以受益,小朋友係可以喺度認識到原來食物喺地度嚟㗎喎原來。我哋社區入面係可以有一種信任︰係其他人唔會賺到盡,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社區資源嘅。所以我哋要做嘅,反而係畀啲耐性去諗下有咩方法、有咩計仔可以透過一啲社區入面嘅有心人,慢慢累積呢一啲本身就屬於所有人嘅社區資源。

康文署擔當了警察職能

講完資源嘅部分,講吓今次康文署處理「雞屎藤失竊事件」入面嘅處理手法。而家康文署做嘅嘢就係即刻call警察;警察唔受理,大家就覺得有兩個部門喺度鬧交。葉榮議員聽到就喺中間去調和,代康文署去投訴。

咪住先,咁街坊呢﹖我哋期望一個議員其實代表緊一啲社區嘅聲音,而唔係代表一個政府部門嘅聲音呀。所以我哋首先就問: 嗰個意見嘅來源係邊度先?係咪因為社區入面有人投訴,咁就做嘢呢?咁同民建聯摘咗啲木棉花嘅花落嚟以防佢飄絮,有咩分別呢?或者因為有人投訴音樂會,跟住警察就要到場拉人封鋪……呢個係咪我哋期許一個民選議員會做嘅嘢?

就好似係因為商鋪投訴小販,跟住警察就拉小販。你當然可以話佢犯左法,但小販、墟市嘅存在價值呢,依然係冇討論到㗎喎。 唔討論既後果最後係點,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

其次係康文署同埋警察中間嗰個關係︰康文署同警察在大部分場合都係冇分別嘅。就係做Policing,咁佢意思就係糾察同巡邏社區,確保冇一啲管理唔到控制唔到嘢發生。

做議員唔容易,好多人會打電話投訴呀,如果你唔即刻報警嘅話,就會有啲人又唔likey。那就會話你唔做嘢啦、又或者係話你任得公共資源畀人攞曬呀咁。我哋而家透過媒體負面報導,就當然覺得不如搵返警察嚟幫手啦、搵番康文署管理啦。點解唔先問下選民或者社區點樣一齊解決社區問題嘅﹖而第一件事就係助紂為虐﹖警察係衰,但康文署都穩坐第二把交椅架!

香港人今日現代嘅生活黎講當然覺得係好安全啦,好舒適呀,有人幫我打理晒一齊啦。問題係佢其實抹殺咗好多政治討論嘅空間 、好多社區其他發展可能性。亦因此早被文化界質疑「過度管理」。社區自發正正就係有好多唔能夠控制嘅因素、併發新嘅社區秩序呀、社區倫理呀呢一啲嘅討論。在康文署長年官僚作風下,結果好地地嘅公共空間,冇人能夠安心享用。呢一點,在我短短三個月嘅公共空間種植實踐入面,都唔少街坊反映過。

參加國際深港建築雙年展嘅時候呢,日本策展人或者係一啲朋友呢都會話「唔好喎,業主呢話你嘅枯葉好醜樣呀!」 我初頭聽唔明︰「業主?」原來說穿了就係康文署。點解所謂嘅「業主」就可以有咁大嘅權力呢﹖甚至代一個參展人做美學判斷﹖ 進一步,康文署到底係土地嘅「業主」吖,定其實係一個公共資源既管理者,受到公共嘅委託呢﹖如果係公共嘅委託者,點解反映唔到公意?

點可以將公共財產放畀一個官僚,而呢個人係會濫權㗎喎!呢個官僚係會連訓草地都唔畀㗎喎!呢個官僚唔畀你踩單車又唔畀你用個地方玩。唔可以將我哋咁有價值的社區資源交喺佢哋手上呀,佢先至係真正嘅小偷、盜賊 — — 佢偷走咗我哋嘅公民權利!

我見證住一班社區營造者,在過去幾年透過唔同嘅行動,同埋寫信俾康文署去要求佢多種植食物。社區入面嘅公間可以大家享用。參加建築雙年展去都係想示範「社區係可以自己管理嘅」呢種自決精神。 呢幾年嘅努力,點解喺一瞬間就好似可以扼殺咁樣呢?

「公民社會更加願意關心自己社區入面,養成積極參與既群體」,呢個先至係政治嘅出路。而我希望透過我分享社區組織者所造就到嘅經驗,無論成功失敗,可供馬鞍山居民參考。慢慢一步一步我地開拓到真正屬於公民嘅城市空間。

陳可樂 上

在專制統治下可做什麼?

英國衛報於2017年3月24日刊出了一篇題為 How to survive tyranny: 10 pieces of advice from Turkey 的文章,其內容可能有少值得讀者借鑑之處。筆者參考了當中一些重點後,現與讀者作以下分享(非完全直接節譯該文章內容):

(1)預務勝於治療,及早行動:當政府開始針對社會上某些群體作出眨低他們的言論,那可能大家要馬上發聲,對政府對質,或收回對政府某些方面的支持。

(2)用各重自己的方式將事實傳開, 例如透過與的士司機的閒談對話。低調行事,安全為上。

(3)小心分辯任何人的說話,不要假設某些人的說話必然完全可信,包括你的盟友。

(4)不要假設民主自由是必然常態,它們可隨時被侵蝕,威權主義轉眼可抬頭,當權者隨時可能耍陰招玩弄民間內部矛盾。

(5)密切留意司法機關,除了判案情況,也要關注相關人事任免。

(6)不要等待專制執政者主動下台,需要行動與暴政對抗。

(7)不要視全部政府支持者為邪惡之徒,他們可能只是缺安全感。

(8)利用幽默感諷刺政府,有時政府可能奈你唔何,可參考 Gezi Park 個案(請自行 Google)。

(9)尋求國際援助,理論上,一些多國政府之間的聯盟或組識,他們會就任何國家出現惡劣人權狀況做點事。

(10)國家機器最怕的就是你的思想,那是因為他們無法強行闖入你的腦袋作出控制。

以上並不是什麼很高深或創新策略,讀者可能之前已有認知,甚或已應用過、將之以書面形式列出來可提醒自己,並可作為思考對應不同實際情況的具體行動的起點。

首度可望超越 iOS!Android App 總收入今年預計達 780 億美元

▲Google 一直希望能縮減 Android 版本碎片化現象

原文刊登於 PingWest,INSIDE 獲授權轉載。

根據 app 市場分析機構 App Annie 公布的報告,Android 今年由行動 app 產生的收入將超越蘋果。App Annie 的統計報告會結合第三方 app 商店的數據,不會只針對 Google Play,該報告還指出,如果只比較 Google Play 和蘋果 App Store,預計到 2021 年,蘋果依然會在這方面保持領先。

App Annie 預測,2021 年全球行動 app 下載量將超 3520 億,人們在 app 商店的消費支出總額將超過 1390 億美元。而 iOS 將會佔據一大部分,預計在 2021 年,蘋果 App Store 將產生超過 600 億美元的收入,而 Android 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將產生 420 億美元,另外還有 360 億美元來自第三方 app 商店。

該報告還估算了包括中國的騰訊、百度、小米、華為等在內的第三方 Android app 商店去年的銷售收入達到 100 億美元,並預計在 2017 年將增長到 200 億美元。中國地區的 app 下載量將從 2016 年到 2021 年以年均 19% 的速度增長,這方面的消費支出將增長 24%。

中國大城市的智慧手機市場已經開始趨於飽和,全球其他地區將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其中印度仍然是 app 市場成熟期的早期階段,到 2021 年將會有顯著的下載量和收入增長。

這篇文章 首度可望超越 iOS!Android App 總收入今年預計達 780 億美元 最早出現於 INSIDE 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

溫和派生不逢時 勇武派未成氣候

攝:Alex Leung

曾俊華未能當選特首後,香港的溫和派瀰漫着一片前所未有的悲情。的確,無論是溫和反對派抑或溫和建制派,要在現今壁壘分明的年代中尋找一條既合乎其政治理念而又可行的政治出路也困難重重。雨傘運動未竟全功,李波事件和林榮基事件接連爆發,民調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跌至新低。不過,曾俊華現象的出現,好歹也為曾為溫和陣營帶來一絲的希望。但原來溫和陣營在妥協中前進的良好意願,在是次特首選舉中並未得到中共的青睞,這個陣營的人士日後還如何說服強硬建制派和激進反對派接受他們的溫和主張呢?

民主回歸論年代的落幕

回顧歷史,在英國與北京就香港前途問題作談判之前,匯點已提出以落實民主的方式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上。這套論述後來被命名為「民主回歸論」,其精髓在於既否定以消極服從中共的方式落實主權移交,亦不得不正視香港的主權在實然上很有可能會移交至中共手上,於是它主張抓住英國與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提倡一國兩制的歷史機遇,讓香港在與中國復合一事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例如協助建設民主中國,藉此香港亦得以落實民主,以及藉兩制的良性互動,修正各自制度上的不足。

當年英國和北京擬定落實一國兩制,確是短暫地穩住了當時香港的動盪與不安,但隨着北京暴力鎮壓八九民運,當時港人的恐共情緒前所未有地高漲,他們擔心香港終有一日會發生類似的悲劇。這股恐共的情緒導致了或有意識或不自覺的民主抗共行為,當中最明顯的證據,是在廿世紀整個九十年代,港人對民主派的支持遠超於對建制派的,以及有不少人年復年地在維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不過,雖然這種抗共的行為使民主回歸的實際操作和原先的構想有了初步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並無礙中共接收香港的主權。在主權移交後十多年,溫和派仍是以「民主回歸論」作為處理香港政改的基調。

但歷史是不會騙人的。原先期望的兩制良性互動並無出現,反之兩制之間的文明衝突愈演愈烈,香港的核心價值(例如廉潔、自由、人權、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等)愈來愈受到(人大釋法的)動搖。昔日假定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加快落實民主的預言亦得不到應驗。隨而代之的,是中共透過既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亦不完全遵守國際社會的規範以建立「中國模式」。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既需要香港的幫忙,亦希望盡快擺脫對香港的倚賴,所以她一方面加快中港融合的步伐,好讓香港的經濟發展反過來倚賴大陸的恩惠,另一方面想盡辦法扶助上海和深圳,務求終有一日能夠取代香港的地位。

此外,溫和派多年來在香港政改上努力尋求從妥協中前進,不但不得要領,而且造成了民主倒退的危機。中共的八.三一決定,基本上已判定了「民主回歸論」的死刑。雨傘運動未能動搖中共的強硬立場,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盡其本份否決政改方案,但這始終不能改變香港落實真普選遙遙無期的局面。

在今次特首選舉中,大部分的反對派選委迫於無奈選擇支持曾俊華,但這種妥協再一次未能換取實質上的成果,連溫和建制派對是次中聯辦的政治操控頗有微言。弔詭的是,開明建制派的曾俊華敗選,與八九民運中較為開明的中共領袖趙紫陽被迫下台一事有些相似之處。當年趙紫陽同情學生發起的八九民運,他甚至親臨示威現場與學生對話,呼籲絕食的學生保重身體和盡快撤離。但趙紫陽親近學生的行為,在中共的左派勢力眼中份外礙眼,故在鎮壓八九民運後,趙紫陽和他的親信很快便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在習近平主政的今天,中國大陸的自由派又再一次被邊緣化,極左的聲音卻從不同的媒介傳遞出來。在這個時候,形象較開明的曾俊華疑似衝紅燈堅持參選,而他在整個競選工程中又著意親民和爭取本土的支持,故他令中共的左派怒火中燒並不為奇,中聯辦的風聲和左派報章連日炮轟曾俊華僅是其中一些端倪而已。諷刺的只是,港人實行民主抗共多年,卻仍對中共的左派勢力步步進迫苦無對策。部分昔日的民主回歸派的人士,例如馮煒光和劉迺強,更已變節投入了中共的懷抱。

完全怪責民主回歸派不夠勇武並不恰當

然而,如果要把今時今日的困局完全諉過於民主回歸派的人士昔日不夠勇武,則未免不夠客觀公正。有些人固然認為,當年香港沒有發生革命,主要是因為「港豬」欠缺勇武抗爭或革命的意識,導致港獨主張未能成為當時的主流聲音。但這實非最主要的原因。眾所周知,在廿世紀八十年代,中共對拿到香港的主權一事旨在必得,她甚至不惜派軍隊南下達成此事。所以有些人強調,即使當時香港的經濟發展如日方中,她也缺乏與中共在軍事上抗衡的條件。

事實上,更要知道的是,當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的國家除了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亦有英國。從當時的政治情景來看,英國亦不得不履行責任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中。若然當年有港人在香港發動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那他們便很可能會面對英國政府以下其中一種的處理方法:一、為了確保不出亂子,亦不准許中共提前介入香港的事務,英國政府會出動皇家警察或/和英軍制止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即使港人發動的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成功擊退皇家警察或/和英軍,他們亦需面對中共的軍事介入;二、英國提早撤離香港,勇武抗爭人士或革命人士直接面對中共。誠然,可能有人會反駁指,如果港人當年夠勇武,英國或許會盡全力保障港人的革命權,或者有更多延長擁有香港主權的籌碼。但倘若如此,英國當年又何必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作妥協呢?

後民主回歸年代的抗爭方法爭論

無論如何,真誠擁護民主回歸論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民主回歸論」的重大主張基本上也未能夠在今天的香港落實,所以愈來愈多人對這套論述棄如敝屣。但這批人對如何爭取香港的前途尚未有明顯的共識,故在今天的公民社會,各種提倡不同主張的陣營亦有互相攻伐的現象。

例如單是應否繼續悼念六四活動,已會引起一連串的爭論。有些本土派人士批評傳統的悼念活動只是行禮如儀,無助推動真正的平反,但這些人士又被部分傳統悼念六四活動的支持者反批評指,本土派搞的悼念六四活動,更不見得對平反六四有任何實質的幫助。不過,在反對的聲音當中,有不少並非完全反對悼念六四,它們反對的是出席由支聯會主辦且強調中國人身分的悼念六四晚會。有人於是提議,那倒不如搞一個混合形式的六四晚會,好讓吸納本土派的聲音。

但要搞一個混合形式的六四晚會其實困難重重,箇中關鍵是原先支持與反對出席傳統悼念六四晚會的人士的核心信念不盡相同,勉強把他們綑綁在一起並不一定有好結果,反之有可能把悼念六四晚會弄至「四不像」,既無法完全滿足本土派人士的要求,亦得失了傳統六四晚會的支持者。正如今時今日,紀念耶穌誕生和受死復活的形式眾多,勉強把它們整合應用在同一個主日崇拜中也難於登天一樣。此外,部分大教會的主日崇拜現時分為針對年輕人和針對較為年長人士的需要,部分教友有着推動搞混合崇拜的良好意願,但在實際操作上,只要一旦提及搞混合崇拜,便會有些教友要求分清莊閒,並對採用什麼風格的詩歌和講道內容的側重點爭論不休。擁有類近宗教信仰的人士尚且如此,更何況是信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呢?

又例如,有些政治組織仍堅持用非暴力抗爭的方式爭取真普選,有些則認為非暴力抗爭已經無效,繼續採用只會費時失事,故他們提倡以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代「和理非非」。但是,政治是充滿變數的空間,無論是把話說得「太死」,抑或在抗爭行動上獨沽一味也不明智。把話說得「太死」的後果是在自我設限,但若然日後情況有變而採用了不同的抗爭手段,昔日的說話便會被拿來作翻舊帳的把柄。在抗爭行動上獨沽一味,則容易給對手洞悉自己的章法,從而逐次擊破。

若單論抗爭成效的話,無論提議非暴力抗爭還是勇武抗爭的人士也須作策略上的反思。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期望藉參與人數眾多而企圖與港府打持久陣地戰,但此招傾向對參與者造成甚大的消耗,而且此招也存着攻克目標的黃金期,一旦過了黃金期而情況出現膠着,情況便逐漸傾向對發動攻勢者不利。這樣說或許有點事後孔明,但我們亦不妨參考另外的史例。比方說,大蒙古國第四任大汗蒙哥精銳盡出征伐南宋,他的部隊曾征服了四川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但他貪勝不知輸,在攻打釣魚城的戰況出現膠着時仍然不願撤退,結果他和他的部隊在當地水土不服,筋疲力竭,結果死傷過半,他本人也死在當地。若然他當時願意暫時撤退,做好補給才再次捲土重來,蒙古軍在那場戰役會否死傷如此慘烈仍是未知之數。

歷史沒有「如果」這回事,但人類可以汲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雖然公民抗命等非暴力抗爭的手段不像打仗般使用武力,但經濟學上的邊際報酬遞減定律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譬如說,公民抗命的領袖在與政府對話後選擇退場釋出善意,但表明倘若日後政府仍然依樣畫葫蘆,那麼他們便會重啟公民抗命。正所謂「攻城為下,攻心為上」,暫不再用一兵一卒,卻讓政府面對公民抗命隨時有可能再次爆發的壓力亦可是上策。當然,這亦只是眾多的策略的其中一種,不是非採用它不可,否則又會變成新型的教條主義。而事實上,雨傘運動爆發後,香港短期內要再有一次大型的公民抗命運動殊不容易,除非政局再一次急劇轉下而已。

至於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方面,目前支持這兩種抗共方式(之一)的港人只佔少數,提倡者能夠動員到的參與者更是少數。在這個情況下,若要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得成功,那便須提倡者和參與者精通以小勝多的軍事策略,但目前絕大部分港人的軍事常識也非常匱乏,即使多了參與者也幫不了多少忙,故短期內香港以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得成功可謂微乎其微。況且,港人並不需服兵役,要他們惡補軍事常識也難於登天。現時裝備和訓練最精良而港人又可參與其中的武裝部隊已非警隊莫屬。如要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得成功,首要的先決條件或許是勇武派或港獨派能夠派人滲入警隊,既學習使用各種武器和作戰戰術,亦協助洞悉警隊各種打擊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戰術,甚至乎在必要時變節打開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缺口。昔日同盟會搞革命推翻滿清政府亦有此一著(滿清政府的地方新軍滲透了不少革命份子)。但此舉並非一朝一夕便能成事,而即使成事,也不表示香港發動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必定取得成功。

另外,本土派不能完全不理會民意發動勇武抗爭。在歷史上,大多數不理會民意使用武力的政治組織也有走向獨裁的傾向,而且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若單論勇武,相信香港現今也甚少有抗爭者的勇武程度勝於歷史人物項羽。項羽作為反抗暴秦的勇武派領袖,在行軍打仗上確是能夠以一敵百,所向披靡,但他曾選擇殺害降軍,在進入咸陽城後又縱容部下放火搶掠,導致失去了不少民心。反之,無論是項羽的主要敵人劉邦,抑或近日的曾俊華,在某程度上也向我們顯示了爭取民心的重要性。或許有些堅定不移的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支持者認為香港充斥着「港豬」,如要得到那些「港豬」的認可方可行事,那便會什麼有建樹的事情也做不成。但如果一意孤行去發動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那不但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而且民眾可能會用「Choosing the Lesser Evil」的思維走向支持中共(介入鎮壓動亂),屆時情況只會對香港更為不利。

誠然,部分提倡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人士心急如焚並非完全不可理解。目前香港的抗爭發展已陷入樽頸位,他們眼見非暴力抗爭無法取得成效,便嘗試採用更激進的抗爭手法。但現實政治這回事,並不會單是因為非暴力抗爭成效不彰,便代表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便一定取得成功。只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未受到明顯的威脅,或多或少持有資產或/和股票的市民也難以贊成香港搞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畢竟他們最擔心的仍是動盪不安所即時帶來的經濟損失。君不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瑞士,在二戰期間為了自保而默許納粹德軍在瑞士境內外的惡行嗎?今時今日的香港也彷似走昔日瑞士的舊路。

反之,若中共日後正式出手打壓香港,不容許她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那時候反搞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反抗可能還會得到更多港人的支持。不過,這說到底仍是一場政治博弈。目前中共有不少資金擺在香港,故她仍不敢輕言出動解放軍介入香港的內部事務,但倘若香港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那中共還須對香港客氣嗎?所以如何處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抗爭面對的難題。無論如何,幾可肯定的是,目前香港欠缺搞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客觀條件,加上早前本土派/勇武派連番在政治操作上的失利,無論他們喜歡與否,他們也不得不返回韜光養晦的階段。

選舉威權政體擁有現代文明司法制度的弔詭

其實,無論是非暴力抗爭者還是暴力抗爭者,他們在未來也只能伺機而動,中共和港府卻可以透過現有的法例打壓他們。當然,本文不是認為搞政治運動的人士在任何情況下也必須接受法律制裁,誠如推動百日維新的晚清知識分子康有為被慈禧下令處死後也不是選擇接受法律制裁,而是流亡至明治時代的日本尋求政治庇護。但香港可能是古今中外少有擁有現代文明司法制度的選舉威權政體,不論是非暴力抗爭抑或暴力抗爭的人士,他們要逃避不公平政治審訊的理由也不夠充分,別國要批准在港的抗爭者尋求政治庇護亦非常困難。不過,中共欲控制香港司法制度之心昭然若揭,若她日後能夠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距離壽終正寢便不遠矣。

面對上述各種的危機,公民社會的各個組織不是要不問情由地談團結,但至少不值得再為是否支持曾俊華的議題鬧翻。畢竟,現時已證實,無論在那個議題上作什麼決定,也無法對大局有什麼明顯的影響,而公民社會的各個組織日後要面對的共同危機,遠比它們想像的大。如它們仍找不到共同的利益衷誠合作,那中共把它們逐個擊破便易如反掌,這亦是中共慣用的技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