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香港文章

袖珍模型藝術家 Kiyomi 再發功,無與倫比的微型古董家具


每回看到日本微型藝術家 Kiyomi 的作品,都會為其極其細膩的作工感到驚艷,像是因為用過而稍微霧霧的玻璃罐、已經有些失去光澤了的銀器、抽屜忘了關的櫃子等等,這些生活中往往不被人注意到的細節,卻原封不動的被 Kiyomi 一同縮小,一同放入模型中,實在讓人很想為他的用心拍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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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集會權利和私有產權之二:曾健成港鐵案

文:Aberdeen
編:Tyrion

圖:社民連

筆者以一連兩集,進一步探討近日兩宗案件對示威集會權利和私有產權帶來的影響。昨天上文(連結於文末)提及區慶祥法官於公民廣場案中,罕有地裁定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在公眾一般可自由出入的私人地方 (例如商場) 行使示威權,無疑為公民權利的一場小勝。然而,在私人機構擁有產權的地方,表達自由一般而言仍然會受到私有產權很大的限制。

於第二宗案件中,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指出,每當市民希望在私人擁有的私人地方行使表達和集會自由,法庭必須考慮,而且非常重視《基本法》和人權法所賦予其他人的私有產權和私隱權利。

港鐵 訴 曾健成 [2018] HKCFA 56 (「曾健成港鐵案」)

在近日的曾健成港鐵案 中,曾健成被控於旺角港鐵站示威期間,在沒有港鐵公司准許下,在大堂牆壁貼上超過20張貼紙,違反《香港鐵路附例》禁止張貼招貼的規定。在裁判法院和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上訴敗訴後,曾健成尋求上終審法院提出終審上訴。然而,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決定不「受理」其終審上訴 (即拒絕發出上訴許可)。上訴委員會所提供的原因,正是因為在法官們認為平衡了港鐵公司的私有產權 (包括控制港鐵物業內的廣告宣傳和保護其財產) 和港鐵乘客的權利後,限制市民不能在未經許可下透過在港鐵物業內張貼標貼的形式表達意見,屬無可厚非且合符比例的限制。同樣的理據,亦可見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張慧玲法官的判詞 ([2018] HKCFI 1219)。

正如我們在關於方國珊案的前文 (連結於文末) 指出,「[方國珊案]的邏輯能否延伸至其他一刀切、並無留下任何(或只有極少)示威空間的法律條文(譬如《香港鐵路附例》),我們拭目以待。」

雖然在曾健成港鐵一案中,法庭表示沒有一刀切地禁止在港鐵示威,而只是針對未經許可張貼標貼一種很狹窄的表達模式,但從此案仍可見,李義法官在方國珊案中針對公共機構和私人所擁有的地方的分別所作出的評論,對法庭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法庭或更重視私有產權及對其他使用者的影響

在公民廣場案、方國珊案,以致另一宗今年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裁判法院上訴 (梁國雄星島辯論比賽案 [2018] HKCFI 2167,牽涉政府擁有的文娛場地) 中可見,當案件牽涉公共機構限制市民在政府擁有的地方行使表達和集會自由,法庭的主要考慮是該用地本身的功能,和示威者的行為對其他使用者的影響。法庭嘗試作出的平衡,似乎旨在確保場地能發揮其功能,亦及其他使用者不受過度滋擾。

然而,在曾健成港鐵案中,法庭亦有考慮其他港鐵乘客的自由和使用港鐵的權利,但明顯從法庭的論證可見,法庭對港鐵公司的私有產權給予明顯更高比重。舉例而言,法庭考慮到在港鐵財產上張貼貼紙對港鐵財產權利的侵犯;又考慮到附例禁止張貼標貼,是為了容許港鐵控制在港鐵務業的廣告,保護港鐵透過容許廣告上在其物業張貼廣告的利益。這些明顯針對港鐵私有產權和連帶商業利益的理由,考慮構成了法庭裁決的主要考量。相對而言,在牽涉公共機構擁有的地方的案件中,法庭主要關注用地功能和對其他使用者的影響,給予公共機構或政府產權的考量反而明顯不重。

從上述案件,某程度上我們仍未能清楚斷定如果私人機構或政府一刀切禁止在某一個公眾可隨意出入的地方集會或表達意見,它會否因方國珊案而被裁定為違憲;不過,從曾健成港鐵案,我們仍能觀察到,私有產權在表達和集會自由面前,至少在香港法庭的思維中,仍然是極具分量的考慮。

延伸閱讀:

《示威集會權利和私有產權之一:公民廣場案》

【《方國珊案》點評】哪叱不怕曾鈺成 終院拒立立會禁足區

法庭裡的抗爭 — 張德榮訴港府:「重奪」公民廣場司法覆核案

聲明:我們都是參與雨傘運動的一群,我們永遠記得79天的佔領初衷

【佔中九子案審訊完結,9/4宣判】
社工復興運動 聲明

我們都是參與雨傘運動的一群,我們永遠記得79天的佔領初衷。

這刻的安然無恙,是因為政府選中了九人取代一起公民抗命的我們扛上所有罪名,我們衷心感謝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鍾耀華、張秀賢、黃浩銘及李永達。

審訊看似是把佔領運動變成九個人的事,但這從來不是九個人的事;我們不是旁觀者,我們只是沒有被起訴的參與者。

一直有同工提出,社工在雨傘運動有甚麼位置?有甚麼角色?可以做甚麼?更有人質疑,何必高舉社工?

我們只想指出,社會上仍有一群同工,願意迎難而上,為推動民主社會捨棄個人得益。難道邵家臻不怕被捕?邵家臻不怕強權?怕,怎會不怕?但我們更怕沒有堅持實踐社工價值、沒有選擇與弱勢同行、沒有為公義發聲。

持續幾個月的雨傘運動,或許有些行動、有些策略、有些言論,同工們未必完全認同。每個人在民主運動上的參與程度、角色、位置總會有所不同,不過我們必須重申,推動民主、捍衛公義、保障人權,與弱勢及無權者同行,是社工的基本職份,也是社工的核心價值,在面對大是大非,我們難以沉默不動。我們知道,邵家臻之外,業界仍有不少社工默默耕耘,在不同的領域上推動民主實踐、捍衛公義理念;還記得二千同工的罷工集會、逾千聯署回應事件,都顯示不少同工仍堅持信念。面對中共的狂妄,我們希望社工們仍然作為堅厚的實力繼續守護民主。

今天,歷時18天的審訊正式結束,結果有待下年4月9日宣判,無論判決如何,我們都十分感激有關司法人員與律師團隊的專業表現及到庭聲援人士的支持。我們卑微的願望是更多社工、更多香港人會有共鳴、受感動,一同捍衛香港這個屬於我們的家。公民抗命是我們唯一的反抗武器,當執政者踐行不義,我們唯有以不服從運動作為反擊,集體不服從中央政府拖延扭曲基本法賦予港人的全面普選權利。

「社工復興運動」的理念有這樣的一句:「社工造反,抗命無罪」。面對極權,不服從反而成為一種美德,鞏固民主法治制度的堅實基礎,使制度可以保障人權,可以實踐公義。但願港人可以銘記:莫忘初衷,爭取到底。

戴耀廷教授在結案陳詞說:「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僅以此聲明向佔中九子,尤其社工復興運動發起人邵家臻致敬:We got here as a team and we win or lose as a team!

香港在大國夾縫之下的籌碼

感謝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的邀請,在他們的週年晚宴上與Martin一起擔任講者,前瞻2019年世界及香港的變化。

大多座上客都是企業代表或商界菁英,我當然不敢班門弄斧,但畢竟在政圈前線工作,多少也能捉摸到香港以及世界的政治脈博。香港本地商界最關心的,必然是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的影響,以及中國日益明目張膽的染紅浸透工作下,香港的法治以及制度能堅守多久。

能在香港做生意的,很少人會喜歡北上,因為無論你有多喜歡錢,兩地呼吸的始終是不同的空氣,免於被無理抓捕的權利,只有在一河之隔的香港能感受到。人的安全感是無法用任何物質想完全補償的,只能稍稍減緩,用燈紅酒綠以及銀行跳升的數字來說服自己,一切甘願的屈服都是值得的。

所以,往大陸跑商的,都是因為經濟紅利而在人治體制下存活。即使大多數人都表示資本是「西瓜靠大邊」,必然是靠攏中共那一塊大餅,心底清醒的個體,還是不少的。在論壇上我便明確指出,無人預計中美國際秩序的競爭會在短時間內完結,而香港必然是兩強角力的場所,以往國際社會放任中國在香港浸透及破壞的日子已不復見。

香港的自主,即將會與香港的經濟扣連一起。我曾聽說過政府官員要香港像新加坡般發展,即使不是By the people,也是of the people和for the people--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香港隔離一個自主的政體十萬九千里。如果中共的控制日益加劇,它只會永遠是by the PRC、of the PRC以及for the PRC,而國際社會是不可能相信中國政府對於香港自治的一套說辭。

政界內經常流傳一個說法:與97年相比,香港的GDP佔中國整體下跌不少,已到了一個可供忽視的地步。這不是一個政治現實的判斷,反倒似是中共流傳的政治宣傳。事實上,中國對香港的人心回歸、收復工程,必須要建基在香港人也自甘墮落、對民主自由價值也徹底動搖的基礎上,形成一種香港是可隨便被拋棄而失去抗爭希望的「遺民」心態,慢慢形成「無可奈何」地融合中國的氛圈。但我們,包括民主派,其實尚未建立一套「香港對於中國及世界」有何用的說法,去抗衡這種自我放棄的官式宣傳。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足可見到香港其實在大國夾縫之下,作為列強鬥爭的緩衝區、情報搜集區以及動盪但又安全的戰線,是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非單單用GDP就能夠衡量。要打破無力以及促使民主派進一步深入抗爭策略,有對於「香港重要性」的知性分析是相當重要,這會令我們知道枱上有多少籌碼,可以如何運用。

有朝一日,也許在港經商的國際大企業都要捍衛香港的自主狀況,來保障自身的經濟利益,那就真正是可堪翻盤的局面。當然,我並不是要大家寄厚望予商界,但作為一種因素去分析香港的政治角力,的確是有些微轉變的可能。在2019年,也許我們會見到更多美國就獨立關稅區以及香港自主的爭議,大量在港的美企以及代表要坐穩了。

題為編輯所擬

〈字袁.琦說〉011-教牧的私隱(2)

序言

世代之間,除了「之爭」外,到底有沒有坦白溝通的平台與機會?近年社會漸見新舊一代的分歧,在社會如是、在教會內外也如是。袁天佑,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事奉 38 年,雖已退休,但在建制教會中也有些名氣;殷琦,卻是「鬧教會」「鬧」到出書的年輕平信徒。二人今天,嘗試就不同議題談天、說地,盼望在社會、教會裡,二代之間,能尋找到那相遇的地平線。

致袁牧:

看罷你的回覆,不禁想對你說聲,你實在很幸運(又或者是,因為你正直不柯,所以沒有被人說三道四的餘地就是了)。我不是委身者,當中的細節也許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是從平信徒的經驗與眼光去了解這回事。

你提到「作監督和執事的資格時,當中提及個人的品格,不論是個人、家庭和人際關係,在教會的參與等等,他們都『要先受考驗,若沒有可責之處』,才可以承擔職責」。我一方面明白、但一方面又不禁在想,那條界線劃在哪?準則是什麼?當教會在這方面透明度不高而每人準則又不同時,難保長執淪為透過「教會得來的八卦」了解委身者,甚至可單憑個人喜惡(又或者這個人有沒有得罪過自己)去決定其去向(所以結論或許是,如果教會對於入選準則有較高的透明度,會比較好吧?)。

另一方面,我針對的教會現象,是特指教會某些弟兄姊妹的「八卦」心態,是一種「點解你不讓我侵犯你私隱?」的舉措。例如如果教牧因為不願意透露個人私隱(例如個人婚姻狀況),而遭到弟兄姊妹的不快與排擠,這樣合情理嗎(這裡我就不舉例子,但相信如此的情況也是有的…個人認為如果不涉及失德,弟兄姊妹實在沒有「一定要知道」的理由)?坦白說,這些私事難道真的與牧養有關?這些現象如在普通辦公室出現,我或能好好包容;但可能我始終對「基督徒」這個身份,有些要求。我不忿的是,明明我們都已經是「新造的人」,為何那個「舊我」總仍然作怪,總喜歡探究人家私隱。這樣是真的為教會好、還是只為滿足一己私欲?

琦:

你提出了幾個疑問,我的經歷、觀點,未必是你能完全可接受的,但也盡力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考驗教牧或是要接受訓練的人,要有客觀的準則。但怎樣才算是客觀的準則?個人覺得有時的確難以寫得一清二楚。例如工作能力,一個不善講道的人,是否不能成為好的教牧同工?結了婚的人當教牧,是否比未婚的優勝?離了婚的人必定比有穩固婚姻生活的好?事奉心志是最重要,但怎樣將這心志寫成客觀的文字?很多時候是靠觀察而來。所以在此之前,我曾提及,接受一位預備進入牧職的人,我們通常都會讓他在教會事奉一段時間,觀察他在事奉中的強和弱處,了解他的恩賜,當然更重要是他有沒有在困難時存着忍耐去事奉。我曾與不同工作能力,不同婚姻狀況的人一同事奉,彼此配搭,都有美好事奉的果效。

考驗難免有主觀的成份,也不應劃下紅線。所以要作出考驗,不應只是一兩個人的決定,通常都會有多位教牧同工和會友參與,如有分歧的意見,也應設有上訴機制,這樣才會較公平一點。這是我所事奉的教會的制度。

你特別提及教牧的婚姻狀況,例如未婚,在戀愛,已婚,甚或是離婚,正如我上次所說的,當然我們不期望別人將我的「私事」當八卦新聞來傳播或討論,但其實沒有甚麼事人家是「不應該知道」的。我們鼓勵信徒能彼此分享分擔,當然教牧也當學習怎樣讓別人也可分享和分擔我們的婚姻生活。分享和分擔,不是叫人知道某某人的情況,便將之公告天下,請大家代禱。我們分享或分擔他人的事,如人家不想公開的話,我們也應只是留在自己心裏,為他禱告。這原則不單應用在教牧身上,也應是信徒一同學習的守則。

人家沒有告訴我他的私事,我也應當尊重人家,不要多言。不過,我仍然鼓勵教牧同工,在教會中,找幾位心思成熟和懂得尊重人家私隱的人,你能與他們分享,不單是婚姻生活,也可以分享事奉的歷程,內心的爭扎。這才是健康的教牧。

中國乃係歷史上最危險的國家

本年八月,聯合國報稱,中國將一百萬回民困入新疆集中營。中國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民主政體和恐怖組織。中國解放軍正向四方擴大領土:東海日本和南韓;南中國海,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尼和越南的部分地區;喜馬拉雅山脈的印度和不丹領土。自一三年以來,習近平主席大增軍費,大肆宣傳中國民族主義,壓制少數民族和維權人士,取消任期限制,擴大國家監察的地理範圍和個人深度。

(作者按:作者Corr只反對現代漢語(包括普通話及簡體字),並非所有漢語都反對,反對普通話皆因普通話及簡體字由中共(中國共產黨)包裝推廣。其實,作者主動支持所有其他漢族語言,包括粵語、台語、上海話等;非漢族語言,如藏語、維吾爾語、蒙古語等更不消說,這些語言在中國境內都受普通話排擠。 作者所不滿者,乃係中共用普通話及簡體字為工具,在國內以及全球擴充勢力。以下為Corr文中專談語言問題選段:)

普通話及簡體字乃係中共的權力工具

現代漢語自一九四九年中共竊國以來,不斷擴大中共在少數民族語言民族中的權力和影響,例如在新疆、西藏。因此,普通話及簡體字乃係中共的權力工具,每當民主政府和國際組織將民主國家的語言(例如西班牙文、印度文和英文)譯成中國簡體字,中共就受益。我們不分中共普通話和台灣國語,中共所謂「一個中國」就得到背書,違反民主台灣的意願。民主政府允許中國資助的孔子學院在其土地上教共產普通話及簡體字,就等於支持中國擴大其專制制度。中國正積極摧毀藏文、維吾爾文和其他非普通話語言,美國及其民主盟友不應畀機會中共資助的普通話教師接觸西方大學生。

芬蘭反俄文

十九世紀初,芬蘭面對類似極權威脅,即俄羅斯化。一九零一年芬蘭為保自家文化國族,杯葛抵俄羅斯語言,加強獨立地位,抵制俄羅斯的吞併企圖,二戰後俄羅斯的確吞併東歐大部分地區。

杯葛普通話,有助相對容易滲透的民主文化抵制中共

歐洲建國者改革之後,亦多實行類似語言抵制,或採取有意識迴避策略,杯葛教會拉丁文:-冰島人十七世紀開始對抗丹麥文;孟加拉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對抗烏爾都語;南非人一九七六年開始對抗南非荷蘭文。 當地本土文化用這些語言運動是,反抗外來文化同化。 如今,不受歡迎的中共影響蔓延全球,杯葛普通話,有助相對容易滲透的民主文化抵制中共。

民主國家尊重少數民族和,捍衛少數民族權利。民主國家雖然允許大多數人統治,但通過權利法案,或承認普遍人權,確保少數族群在憲法中權利。例如,日本、美國和菲律賓擁有豐富語言歷史,包容許多種漢族語言使用者,以及正體和簡體字。例如,菲律賓大多數漢族語言使用者講福建語,寫正體字,與普通話不同。

國共臭味相投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台灣國民黨政府高舉國語,壓制當地語言,台灣閩南話。由於國民黨與中國大陸的共產敵人都想擴大中國影響力和領土,所以臭味相投,一樣偏愛北京話(普通話/國語)。

台灣國語漸代台灣閩南話

一九四五年以來,台灣國語逐漸取代台灣閩南話。雖然現代民主台灣為爭取少數族群選票,停止壓制閩南語,並保留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要求,但增加使用國語/普通話的趨勢,有利中共消滅台灣本土文化和脆弱的新生民主,吞併這個實然獨立的國家為自家領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台獨份子試圖區隔中國普通話和台灣國語,在教育體系中用台灣國語取代普通話,可惜失敗。台人如欲提高台灣自外於大陸的機會,應該再接再厲。

香港粵語受普通話威脅

香港人亦擔心中國將普通話強加於大部份講香港粵語的市民。某中國大陸教授最近斷言廣東話「只是一種方言」,倡議普通話應為香港官方語言,引發爭論。中共一看到機會,就可能會用普通話取代香港粵語。近期香港教育及其他社會政經領域的語言使用政策不斷變化,普通話正逐步取代廣東話。按:經香港教育局多年來威迫利誘,香港現已有七成小學,三成中學普教中。

成個二十世紀中共(和之前的國民黨)都用普通話建設國家

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創始人孫中山先生領一九一一辛亥革命。 孫中山主張民主,但同時係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聯俄容共,建構大中華思想,最初藉以驅除滿奴,其後用來同白人帝國主義鬥爭。 國民黨和共產黨深受孫中山民族主義影響,冷待非國語/普通話的漢族語言和中國多元文化,將權力集中在北京,釀成今日不斷擴充的中國民族主義。

多元文化雙語

西方左翼的多元文化雙語主張應留畀台灣國語、閩南話和菲律賓大家樂等等。 我們幫世上瀕危語言,以及民主國家而今所用的主要國際語言。我們應學英文、西班牙文、印度文、葡萄牙文、孟加拉文、日文、旁遮普文、德文、爪哇文、泰盧固語文同法文。 支持越南民主改革的應得機會用越南話發言。 甚至北京受迫害的維權律師用發言,都應受尊重。認識支持台灣國語,緊急鞏固台灣民主獨立運動。

Anders Corr, ”An immodest proposal: “Boycott the Chinese Language"見此

韓國社運出身的文在寅,有妥善回應民主勞總的工人訴求嗎?

韓國多場的社會或工人運動,一直聞名於亞洲,遠有光州事件,近有「反朴」燭光集會,尤其透過多部電影後,令大眾都了解韓國爭取民主及自由的崎嶇道路。同樣在社運出身的文在寅,年輕時參與反朴正熙維新憲法被捕留案底,2016年燭光集會更成為眾望所歸的未來總統。同樣為左翼民主派的政治人物,面對為勞工發聲的「民主勞總(韓國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的訴求,有積極及妥善回應嗎?

從最近韓國民主勞總的一次事件中,就能知道文在寅政府現時未能好好處理勞工問題,還有關於勞總的爭議。民主勞總於11月10日舉行大型集會,並決定在11月21日舉行大罷工。「清算積弊、改革社會、停止《勞動法》不良改革」。他們在11月21日罷工中呼喊的口號,圍繞著批評文在寅政府未能有貼近勞工需要的勞動政策,並認為當前的社經局勢延續昔日政府的管治作風——向財閥及企業傾斜。他們對政府主要提出的勞工政策改革如「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作出嚴正抗議,要求政府能夠改善箇中弊端。

「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本是保障勞工生活及工作條件的政策,卻與文在寅一直堅持「收入主導成長」經濟改革方針相違背。《勞動基準法》列明每星期僱員的基本工作時間為40小時,最長只能加班12小時,並須向僱員支付加班費用。不過,與其相沖的「彈性工時制度」仍未能得到妥善的保障,因為此制度容許工作時間因工作量而延長,雖然能因工作量少而縮短工作時間,但變相此制度未必能與「標準52小時工時制度」相互結合,此情況下導致技術勞工等行業需延長工作時間,同時有工資減少的危機,最終讓「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政策失效。

現時更令民主勞總憤怒的,是國會上意圖將《勞動基準法》修訂得更偏向商家及企業利益。除了最低工資修訂為包括津貼及獎金,節省了僱主的生產成本之外,國會還在推動將「彈性工時制度」的最長期限由3個月修訂為6個月。在未能與新勞動政策磨合的情況下,還將箇中矛盾擴大,固然引起勞動界的強烈反對。所以現時政府與勞工界的關係不斷呈膠著狀態。縱使文在寅總統於今年初有邀請民主勞總代表進行對話,至今仍未能解決矛盾。

還有現今文在寅政府還未正面回應的問題,就是前任政府起訴民主勞總前主席及前秘書長,令他們於2016年被判入獄5年,但至今仍未平反他們的冤名。事關2015年11月民主勞總發動集會,反對政府單方面修改《勞動基準法》,而同年12月朴槿惠政府起訴他們「妨礙公共秩序」、「刑事毁壞」、「非法集會」等罪名。當年保守派政府打壓工會及箝制集會自由,但至今作為社運出身曾承受相似罪名的文在寅,不但沒有正面回應工會重審事件及釋放被囚禁的工人的訴求,而且更於2017年12月拘捕一直在勞總總部工作的前秘書長李英珠,並以同樣罪名將其囚禁。可見,文在寅至今仍未妥善回應代表工人聲音的民主勞總的訴求。

若要談到韓國民主勞總的由來,就可以數到1970年代。朴正熙執政期間為加強扶植經濟發展,不惜打壓工會等異見聲音,同時扶植大企業成為支撐國家經濟的財閥。而1970年11月13日的一場紡織工人工運中,工人全泰一因自焚而成為話題。而韓國正式有民主改革前後,大大小小的工運均受到嚴重打壓,1987-1997年間就有接近三千名工會骨幹成員遭判囚。1993年6月,各地的工會自發組成大統合團體「全國勞動組合代表會議」,成為「民主勞總」的前身。1994年11月成立民主勞總的籌委會後,在1995年11月正式成立。所以韓國大大小小企業的工會均由「民主勞總」率領發聲。

從這事件可見,縱使這兩年出現了政黨更替,但工會的聲音仍未能得到文在寅政府的重視。即使文在寅能夠為勞工作出修訂,始終仍未能改變昔日保障僱主、企業家多於勞工的政治作風。現時文在寅與執政黨已在面對管治的困境,支持率不斷下跌的情況,假若再度惡化下去,保守派便有機可乘,再次令韓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領展如何成為社會公敵——為何 38 位經濟學者不可靠?(十二)

2018年6月6日,領展(0823)行政總裁王國龍表示,去年出售多項物業後,現無計劃再賣資產。但言猶在耳,領展在9月24日公布,擬評估資產組合,可能涉及資產出售。到了12月12日,領展更宣布以總代價 120.1 億元,將旗下 12 項物業出售予基滙資本為首的財團。正如說「在這一分鐘不考慮」,掩飾司馬昭之心,都係想留一條日後改口的尾巴:「呢分鐘姐,無話下一分鐘唔考慮喎,唔算講大話丫!」堂堂上市公司高層,管理過千億的前公共資產,面對提問,像政客般出口術,以免被人追問社會責任而感難堪,都可謂訓練有素的結果。

領展有幾貪得無厭,把小市民小商戶榨乾榨盡之類的新聞,大家耳熟能詳,領展高層亦心裡有數。公眾形象差,始終不是好事,故領展一直有暗中行動,但如果不是去年底爆出醜聞,社會大眾很難知道這間大企業的手段有多卑劣。原來領展是會搵人恐嚇立法會議員,如果再批評佢,就不再租辦事處畀佢。該醜聞的主角李兆富,多年來收錢替領展做研究,經常在報章、雜誌及網站撰寫專欄撐領展。究竟這類輿論工作有幾多人參與,外界不得而知,但領展連立法會議員都敢郁,經常要與領展周旋的區議員當然不會獲優待。

據區諾軒議員所講,領展公關一向非常留意區議員的動向,亦會約區議員吃飯,當區議員就某項拆售計劃約見領展高層時,對方會提出條件,安排見面後,不能再公開批評有關計劃。區諾軒形容此舉是「利誘」區議員噤聲。事實上,這十多年來,被領展害到雞毛鴨血的苦主不計其數;中間又發生過天星皇后、反高鐵、反國教和雨傘運動等抗爭,卻未聞有領展苦主發起大規模行動捍衛自身權益,也實在耐人尋味。主流泛民和建制派不是沒有抗議,但多數無下文,很少會像羅冠聰和區諾軒跟進田灣商場那樣產生實際影響。這也難怪,連林鄭都話無符,其他反對領展作惡的人,用表態方式施壓又怎會不是得個樣,交下差呢?

領展作惡多端,卻獲利驚人,股價居高不下,實在値得拿來做學術研究。但除了大學商學院曾經邀請王國龍演講外(後來王突然稱病缺席,有意到場示威者懷疑他借故逃避),未聞有高等學府深入探究領展「成功」之道。今年九月林鄭曾經在電台節目解釋為何政府對領展束手無策,原來是因為香港作為法治社會,要尊重合約精神,當公共資產出售後,便再沒有插手管理的基礎。她這個說法其實站不住腳。區諾軒便曾經在《國際學校進駐基層──如何阻擋教育產業化瓜分社區?》中分析,如何利用土地文件賦予的制衡力量,對付不斷拆售資產的領展。在寫《國》文時,區還是區議員,但依然找到方法抵制榨汁機的金融惡行;政府的人力物力,遠勝任何議員,要迫領展就範,更加綽綽有餘。問題在於她肯不肯動真格。

當年大力反對領匯(領展前身)上市的前立法會議員鄭經翰在《領展有恃無恐、政府政客傳媒輿論賊過興兵》一文中說:「如果林鄭月娥真的尊重法治,政府就要按照當日終審法院的判決和當時問責局長孫明揚的承諾,必須確保房屋條例第四條(1)賦予公屋居民享用社會設施的權益受到保障,就是必要時在附近提供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或現時不少居民團體主張撥地開設墟市,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社會設施,讓公共房屋居民享用。」但對政府和不少巿/股民來說,尊重所謂合約精神,擁護巿場所謂汰弱留強的遊戲規則,乃香港經濟發展的命脈,具有凌駕性。王國龍兩年前接受電台訪問,強調市民對領展的不滿是有錯誤觀念(Incorrect Perception),現在已經私有化,要分開社會福利和企業社會責任,希望市民習慣了,便會欣賞。他這樣說,正吻合不少人心目中那套經濟學觀念。

這套凡事講求經濟效率的觀念,長年累月洗過不少人的腦,包括將公共資產私有化,所以當年那麼多人支持領匯上市;它亦包括防止政府介入市場行為,所以林鄭對領展放軟手腳,是有「理論」根據、合乎社會期望的「正確」做法。王國龍口中的錯誤觀念,也是從這套所謂對確的觀念而來。他口中的對,是不用顧及公益(賣廣告宣傳導盲犬的形象工程不算)、以賺錢為第一目標的企業責任。信奉這套經濟學觀念的人喜歡用佛利民的話做擋箭牌,認為企業的基本責任只有一個,就是將利潤或股東價值極大化。而政府就要盡量製造寬鬆的市場環境,讓商界中人各展所長;在無形之手驅使下,有競爭便有進步,經濟自然欣欣向榮。至於最用力推廣這套經濟觀念的人,就是有份聯署撐「明日大嶼」的經濟學者王于漸和雷鼎鳴。他們都是撐人工島的學界主力。

身為香港經濟學界的教父,王于漸的多重身分備受非議(請參考筆者《香港經濟學界的教父》一文)。大力宣揚公共資產私有化的王大教授,更加是領展獨立非執行董事,專幫這間大企業出謀獻策。一方面是輿論權威,一方面是他口中的「入世的經濟學者」,到底有沒有角色上的衝突,留待日後再談。現在先考慮一個問題:受領展所害的人那麼多,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立場來說,是非常有力的反例。身為這套理論的大旗手,如果重視批判思考,沒理由不認真檢視既有立場。奈何王大教授至今也沒有修正自己那套講法,亦不見有提出立足本土的實證研究來反駁質疑。是否所有領展的苦主都是抵死的,是他們自己欠缺競爭力,又無本事增值,交不起市值租金,活該被市場淘汰,不能歸咎領展呢?

對經濟立場欠缺自我修正的批判性,是教條化的表現。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繼領展後,又再一次向公眾推銷「明日大嶼」的雄圖大計,又教人如何信得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