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藍鳥變成火龍 一 卡迪夫城的荒誕

假若一切均在班主陳志遠的計算之中,陳志遠無疑是一個出色的生意人。或許這樣的論調是不合理的,因他於真正的商業世界早已證明自己的實力,褔布斯報導的13億美元身家,足以再次印證這點。但作為一個足球球會班主,假若一切均是這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富商的計算,佩服他的領導才能同時,亦需要批評他的橫蠻霸道。

從2010收購卡迪夫城成為球會最大股東,變相成為球會班主,到2012年宣佈將投放2500萬英鎊予球會,全力為當年仍在英冠的球會升上英超。當中的資金除了用作收購球員,更多是用作建設訓練場地及擴建球場之用,直接或間接地為球隊於上季,以英冠冠軍的恣態升上英超,得到五十年來首次參賽英格蘭頂級聯賽的機會,亦是第二支在英超比賽的威爾斯球隊。卡迪夫城的成功,班主陳志遠的功勞無疑是巨大的。及至今年,隨著前領隊帶隊成績未如理想,他找來於挪威聯賽已証明自已的「娃娃臉」蘇斯克查前來執教,借著娃娃臉舊日於曼聯的強大人氣,令球隊的知名度大增,受著各方傳媒球迷注目,從生意角度來看,截至目前可謂近乎完美的表現。假若成績得以提昇,陳志遠的收購,或許是近年富商收購小型球會難能可貴的成功例子。

然而,故勿論往後卡迪夫城的成績如何,陳志遠帶給這所球會的改變,已是難以置信般巨大。或許你不知道,於1908年正式定名為卡迪夫城後,這家小球會便以藍色作為主色,並取花名為藍鳥,寓意一直追尋快樂。100年來,藍鳥於英格蘭不同組別打拼,浮浮沉沉,起起跌跌,處身的聯賽改變,時代改變,球員教練來來去去,唯獨不變的,是藍鳥的名字,以及藍色的球衣,儼如成為球隊的標誌。可是,於2012年,卡迪夫城的主色由藍色變為紅色,甚至球會的會徽亦作出了重大改變。

花名藍鳥的卡迪夫城,藍鳥順理成章成為會徽最大的標記,可是,陳志遠一個決定,令一隻紅色的龍成為會徽的主要圖案,傳統的藍鳥成為陪襯品。

盛傳擁有華人血統的陳先生認為紅色能否興旺球隊,故有如斯改變,可球迷們卻不敢苟同,尤以從小到大忠於球隊的一群為甚。加上陳先生衣著風格獨特,傳聞其對足球的認識亦少之又少,球迷間不乏呼聲欲使陳先生下台。

無可否認,陳志遠對球隊金錢上的投放,令卡迪夫城直接或間接地取得參與頂級聯賽的機會,這是球迷們苦等50多年的事。但當藍鳥變為紅火龍,他還是你心中所忠愛球會嗎?據卡迪夫城人員解說,紅火龍寓意「火與激情(Fire and Passion)」,能夠很好地代表卡迪夫城的足球。另有一威爾斯國籍的欖球球員曾於接受報道時指出,卡迪夫城從藍變紅,實乃代表球隊從代表卡迪城這個城市,變成代表威爾斯整個地區。事實上那隻紅火龍亦自08年起便於會徽上出現,然而,如此冠冕堂皇的解說,旁人又是否接受呢?究竟從藍變紅的決定,是陳班主一意孤行,又或是真的寓意深厚,力排眾議地推行,除球會內部,又或陳志遠本人,外人無從知曉,但合理與否,每人心中卻自有定奪。假若當年格拉沙收購曼聯時,要求把紅魔鬼變為白天使,縱使說得如何合理,相信亦無一人贊成。

可惜的是,藍鳥變成火龍,就如米已成炊,已成事實。球迷們除了高舉「陳志遠下台」的橫額標語,亦只能默默地接受這個短期內無法改變的事實。假若陳志遠的投資策略,從球隊升上英超,成功邀得蘇斯克查,乃成功的指標。那麼或許,在成功的背後,在球會以及陳先生本人的知名度亦逐步提升的同時,全球足球迷開始認識卡迪夫城。了解這一連串的荒誕事件,會令「藍鳥」再次展翅飛騰,翱翔天際。

在歡迎蘇斯克查的同時,一同認識這間不再是藍鳥的「藍鳥」。

原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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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香港,讀懂兩個展覽─《回看 也斯》和《很久不見了維多利亞》

一連兩天看了《回看 也斯》和《很久不見了維多利亞》兩個一大一小的展覽,突然深慶我們還有藝術─讓被迫簡單二分成有你無我的國家/本土/戀殖/愛國的情感記憶,得以具體而微的方式留下註腳。在我們再次窘於被迫要在與殖民地宣傳片無異的「家在香港」中投入角色,卻繼續被摒除在政治談判桌外的關鍵時刻,重認殖民日常經驗中的既愛且恨;並得以掀破種種「撥亂反正」的文化工程底,其實都是對「已經不能回去」的掩飾。兩個展覽,尤其後者,頂多只是偏離「政治正確」歷史論述的藝術嘗試。如果認為是對殖民地的一味唱好,不是根本沒有讀懂作品的深義,就是借題發揮的對號入座。

兩個展覽均值得細味深思,本篇成文怱怱,只挑幾件作品作為點題。往後再續。

第一組作品:梁家泰《中區警署建築群」系列 》2007年/ 王禾壁 《香港大學》1988年– 黃楚喬:《依依尋港灣 幾度夕陽紅》2013年

「帝國斜陽」的逆向隱喻

兩個展覽,分別都有為數不少的殖民地建築照片,這邊廂是梁家泰、那邊廂又遇王禾壁。如果以看圖識字的方式來想當然,把殖民地建築永存在照片之中,莫不就是懷緬與綣戀。但攝影師卻選擇在日光之中靜觀其變,不單是為了讓建築的細節得以更為立體,而更像帝國的遠東子民對「日不落國」今非昔比的諷刺。如果嫌這種歎謂不夠明白,可以看看在中央圖書館展出的一件毫不起眼的明信片─片面是「東方之珠」的斜陽,片底是「輝」向Holly & Wingo送上的幾行小字:「夕陽無限好,袛是近黃昏。雖然如此,但在黃昏前,這個島已變得冷清清。他們恐怕明天的太陽吧!」此外片底還貼滿了英聯邦香港旗郵票。名信片於1988年7月18日寄出,但印刷卻預先標示出199x的年份─為未來懷舊,以印證今日的惶恐─而斯人已去,複雜情感的曾幾何時,現被凝固在透明的玻璃之內,水晶球反映的原來不是明日而是昨天。

跑馬作為生活方式
第二組作品:吳炫樺 《快樂谷的黃昏》 1988年 / 黃新波 《跑馬地》1948年(參考作品。不在展出之列)
媒體導覽指自國內移居香港的吳炫樺,作品不談政治;她喜歡香港,認為是最好美麗的華人城市。她呈現的跑馬地馬光十色,霓虹之下廣告牌與高樓林立。我立即聯想到的是前一代國內旅港藝術家黃新波筆下的跑馬地,貧富懸殊。賭博作為香港日常生活一部份,大家本來都甚少追溯它的殖民地淵源;卻在改革開放後和中英談判之中,在一國(兩制)的視點下為「自由」的象徵,以及往後五十年繁榮隱定的標記。「倒退原來是向前」,政治與生活經驗的錯置─《快樂谷的黃昏》更令我想起許鞍華電影《千言萬語》裡,黃秋生演的左翼神父向演母親的鮑起靜派發紅簿仔(毛語錄),卻被一口拒絕:「神父!我大陸落黎架。」

性別與階級換喻
第三組作品 梁志和《我的名字叫維多利亞》2008年 / 何鎮宇《A Letter to》2010/ 周俊輝《台下坐的可能都是勞動人民》2008年

「歷史自有公論」,情感卻沒有對錯。策展人巧妙地以情書方式,把難分難進的記憶娓娓道來。亦自言書中所言「沒有記憶便沒有自我。」然而策展人對這段不可能的愛情,亦正是「不敢記憶、未能忘記」,因而情書亦忘記署上下款。當殖民宗主被重新想象為一個傲慢的女孩,而她的不顧而去「讓我認真地去想,真正的自己是什麼模樣,我要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及將來」。姑且以異性戀的邏輯大膽假設─這位受過殖民地教育的華裔男子,熟讀莎士比亞與Jane Austen,看過Henry Moore 與披頭四,如今日到中年,才覺得若有所失。戀人絮語,似乎想把殖民/被殖民;陽性/陰性;主體與客體的秩序倒轉再來,但還是遠不及作品的顛覆。例如梁志和片中訪問的都是平凡女孩,卻與女皇分享着同一個名字,而取名的經歷,或多或少與殖民經驗有關,卻又難以被簡化成政治上的對錯。而生於八十年代的何鎮宇,卻對附帶在日常生活中女皇頭象的權力象徵高度敏感,索性邀請女孩們來扮演小丑,拍攝跟女皇一樣的側面頭象,幽她一默。周俊輝對《霸王別姬》的擷取,一方面象「情書」所言,以性別錯摸來喻意政治身份;但對白卻是對階級關係時而不再的失落。這裡我更想起另一部前九七電影《籠民》─片末黃家驅結着紅領巾為老人家推輪椅來到動物園的鐵籠前,喻意在原來在資本主義下貧無處立錐的低下階層,終於老有所養。可惜這種對未來少有的正面想像─如今卻證明一一落空。

第四組作品 沈嘉豪 《「對皇后碼頭事件的回應」系列—皇后碼頭熄滅了》2007 / 又一山人三組作品:《九龍皇帝 (兩幅)》2001年 / 《無處不在曾灶財。無
處不在紅白藍。曾灶財密碼。》2010年/ 《香港回歸二系列之三》(北京300697/香港 010797)

大底片的殘酷與文字以外的暗渡陳倉
博物館為市民保留記憶原是本份,「維」展的動人之處,是重新提醒了公營博物館的應有之義。當西九時代的藝術展覽都在趕名氣、襯時髦,委約新作品、策展人和藝術家都層出不窮。這個只有17組作品的小展,卻展現了博物館為歷史作沉澱、讓作品的意義隨時間彰顯的耐性,而且不單流連於遠久而美好的過去,而敢於踏入當代的未能定論。在這種意義下,沈嘉豪首次展出大底拍攝皇后碼頭被清場前的最後一夜,無疑正是展覽的重頭戲。不同於梁家泰或王禾壁鏡頭下的殖民地建築,清場前一刻的碼頭人氣爆棚,留守生活與集會的現場和痕跡,細節被遠距離的加以放大。如果硬要指展覽敏感,反倒不在這放大了的細節,而在記憶的微縮。當大家都只顧為又一山人作品中曾灶財體的文字解密,卻忘了旁邊兩張黑白照片中似有還無的廣場意象。

末了。兩個展覽,正是重新讀懂香港的好時機。

編輯室周記: 從明報事件面對商業傳媒通病

《明報》生變,編輯部前線員工團結一致反對無理更換總編輯,大批前《明報》員工、香港記者協會、各大專院校新聞系系會和市民聲援。與之前《南華早報》新總編輯河蟹李旺陽報導、《信報》抽走「獨眼新聞」稿件和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被調職等事件相比,三間機構的前線員工大部份當沒事發生,工作如常,外界自然撐無可撐。

儘管《明報》編輯記者的團結令人刮目相看,然而,那些選擇沉默的人和組織也許會讓我們對香港新聞業界的主流情況了解更多。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報業公會和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至今不發一言。除《蘋果日報》外,絕大部份傳媒只作小篇幅報導,而且傾向淡化事件,譬如以「換老總有新版本」為標題。

淡化事件的理由,不外乎兩點:一是私人機構事務由老闆話事,外人無權置喙,二是報章換總編輯是平常事,談不上整頓,《信報》和《星島日報》早前也換了總編輯云云。那都是典型「港式溫水煮蛙」的辯護方式。香港是特區,不搞暗殺或投獄等高壓手段,控制輿論以統戰傳統慢慢部署,做足包裝,落刀時看起來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算成功。

讀者可以相信《明報》老闆真的給了劉進圖比總編輯更重要的任務,或者相信商台或港台調走批判主持人是「一般正常做法,以往也是這樣」。但若果真要深究是否「煮蛙」,我們便要離開一般程序,具體看香港的實際狀況。實際狀況就是,除了《明報》和壹傳媒的報紙雜誌外,幾乎再找不到足以刺痛當權者的獨家報導,特別是調查報導。香港公關行業那麼蓬勃,以新聞稿和政府消息人士填滿整疊港聞版,毫無難度;相反,要揭露當權者用盡方法覆蓋的醜行,卻是愈來愈難。香港主流傳媒幾乎全面放棄不做調查報導,不想令權貴難堪,另外,工作條件差令不少新聞工作者以從事公關工作為最終歸宿,做公關就不要有稜角,也是不好得罪人。

我們知道,《明報》有資源做調查報導,不是因為老闆喜歡,是因為有從總編輯以下整個編輯部支持,而過去十多二十年,《明報》編輯部高層班底一直沒有大變動,令這種默契有所傳承,亦愈積愈厚。有人罵《明報》高層支持梁振英,所以「抵死」,我會嘗試作以下區分:《明報》高層是自己選擇支持梁振英,不是基於老闆指令,而且他(們)絕不會阻止(甚至以投放資源變相鼓勵)記者採訪得罪權貴的新聞。

調走總編輯劉進圖,從馬來西亞空降老闆親信,將破壞這種因尊重差異而出現的編輯部共識﹝或稱為「良性精神分裂」﹞,也是破壞了生產調查報導的土壤。

《明報》是香港商業傳媒中的特例,只此一家,因此市民必須全力支持編輯部,希望團結能結出果實,保護一直有效監察權貴的採訪資源及報導空間,並建立代表員工聲音的機構工會。但是,市民也應該藉這次事件,認清商業傳媒的通病:在經濟力量與政治專制力量高度集中的今天,大部份老闆都正在或打算利用旗下傳媒來換取北京的肯定,也許是令編輯部成為咬人的惡犬,或者令編輯部成為權貴面前的無牙老虎。

這個病,不是每次風吹草動時大聲疾呼言論自由失守就可醫好,也不能單單寄望強於breaking views的新媒體。不同的人提出過不同答案,譬如從強化主流記者組織做起,在機構裏建立工會,也強化記協成為名副其實的記者工會; 譬如再次推動成立獨立於政府的公共廣播機構,維持獨立於政商影響的新聞生產; 又譬如建立像英國《衛報》那樣由獨立基金支撐的報紙。這些都是我們陪《明報》編輯部過完這關以後,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洗衣服?狗狗也行!


如果眼睛看不見,狗狗可以幫忙導盲,那如果是身體不方便,狗狗也可以協助嗎?基於這個概念,英國洗衣機公司 JTM 與慈善機構 Support Dogs 合作,開發出一款狗狗也可以操作的洗衣機,讓他們在日常起居上也能為主人幫上一點忙。

這款洗衣機設計得特別矮,方便狗狗接觸洗衣機。只要按下右邊的腳掌按鈕,洗衣門就會解鎖,再用嘴巴咬著門上的繩子將門打開,一一將衣服叼進洗衣機裡,輕輕一頂將洗衣門關上。最後,只要汪汪幾聲,洗衣機就會自動加入洗劑和水,開始運作。在洗衣完畢後,狗狗也可以幫忙把衣服拿出來,不過可能沒辦法幫忙晾衣服,主人可以逕行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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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D 是一場賭博,我愛你,所以我願意賭一次

Long D是一場賭博,我愛你,所以我願意賭一次

 

對遠距離戀愛(Long D)的第一印象,是成功率很低。很多人說沒有足夠的感情基礎、決心、耐性、時間和金錢,Long D注定失敗。

如果有一天,你的另一半說要到外國intern/ exchange/ working holiday/ study,短則幾個月,長則三數年,你會等他嗎?

或者,當你要到外國生活一段時間,你希望你的另一半等你嗎?

 

現今科技進步了,一個電話在手,無論相距多遠,我們還是可以馬上與對方聯絡。不像從前,只能依靠長途電話和郵件傳遞心情。遠距離戀人的痛苦好像減少了。

每當節日到來,當你獨自站在地鐵車廂內,身旁全是一雙一對的情侶,你看看whatsapp,對話框的最後一句是你對他說我好想你,而他,已經三個小時沒回覆你。

 

當你的朋友知道你在Long D,有些人會發出一聲讚嘆,說你們很厲害。你只能苦笑,因為你清楚知道,你最想要的,只是他快點回來。

有天你們吵架。從前吵架時,你哭了,他會大力擁抱你,等你冷靜下來和他詳談。但現在,你只能看著冰冷的電話螢幕流淚。在你想拚命跑到他面前解釋的一刻,你知道,他在地球的另一端,你只能通過電話找他。前提是雙方都在線上。

他在那邊認識了新朋友,你在香港也有了新的圈子,大家開始日漸忙碌。他的思想變了、視野也闊了。而你留在香港,聽他說到外面的一事一物,聽他說認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你會很替他高興,但同時心裡不知道為甚麼,有點不知所措。

 

聽說過太多因Long D分手的例子。即使之前已在一起六年,當一方離開香港,才幾個星期,便分手了。愛情,是一種今天說我愛你,明天可以說分手吧的關係。Long D幾星期便分手的情侶,他們或許是敗了給距離,也可能是輸在不夠愛對方。

其實,會因Long D而分手的關系,就代表經不起考驗吧。兩個人走在一起,若是真心相愛,是不會因距離因時間而分開的。雖然分隔兩地令人感到寂寞,但我沒有後悔跟你在一起。更沒有後悔等待你。無論你回來時還會不會找我,我也慶幸我們曾一起為對方努力過、堅持過。

最後,願所有正經歷遠距離戀愛的人也能開花結果。

 

大陸自由行再次亂入隧道 獅隧踩單車

■一名自由行遊客在獅隧內踩單車,不少車輛慢駛,保持距離。互聯網
繼上周一名內地自由行旅客徒步行入紅磡海底隧道後,網上昨日流傳一段名為「單車友踩入獅隧9_1_14」短片,片段中赫見一名男子踩單車在獅子山隧道內飛馳,隧道內不少車輛見狀即收油慢駛,並打「死火燈」向尾隨車輛示警。隧道公司其後截獲男子,證實是中年內地自由行遊客,將會提出檢控。

途中被旅巴載走

管理獅隧的越運亨(香港)有限公司發言人證實,昨日下午4時35分,發現有人踩單車從九龍入口進入隧道,職員即截停九龍入口的車輛。該男子在隧道內踩單車時,靠左行駛,車輛紛紛駛近管道中間雙白線位置,以免撞到他,有駛過的旅遊巴司機見狀,疑為免有意外發生,中途「捱義氣」把該內地客連人帶單車載上旅遊巴,結果隧道職員追入隧道內不見其蹤影,至收費亭附近避車處,才發現該男子帶同其單車從旅遊巴下來,職員即上前截停他,證實是自由行遊客,向他解釋此乃違規行為,並抄下其旅遊證件等資料,將會起訴。

發言人指越運亨2012年接手營運至今,此乃第二宗「踩單車入獅隧」個案,對上一次發生於去年4月12日,一名外籍人士踩單車高速由九龍入口衝入隧道,職員欲截停他時,他不理安全帽飛脫,向沙田方向狂衝,最終逃去。發言人稱《行車隧道(政府)條例》列明,單車及人力車等不可進入隧道,違者最高可被罰5,000元及監禁6個月。

為了踏單車

期望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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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te your lunch? (Public Housing)

I thought the issue was well known with so many articles written on the subject across a wide timespan. If you search Google by “公屋富戶", here is what you’ll see. A few picks by me:

However, perhaps seeing is believing. Below are shots that I took in the car park of Model Housing Estate (map) on 2013 Dec 31. I was told that those cars were parked in the tenants-only section.

Mercedes_E320_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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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部分地區電視訊號中斷 至下午全面恢復

今日(十一日)早上,澳門中區及南區一帶出現電視訊號故障,有線電視經已派員搶修,有關地區的電視訊號於下午恢復。 澳門有線電視下午在其網站發消息指,公司在上午八時半開始接獲有關電視訊號故障的投訴,經檢測後發現,事件是由於伯多祿局長街(白馬巷)原澳門日報大樓之拆卸工程引致兩條光纖斷裂,同時亦有另外三間公天公司的傳輸線纜被破壞。有線指,受影響範圍包括南灣、下環及沙梨頭一帶,受影響客戶約三萬戶。受影響的光纖於十二時三十分搶修完成,而公天公司的傳輸線纜則於半小時後修復完畢。受影響服務已於一時後全部恢復正常。 有附近商號稱,電視訊號在早上出現不穩定,至中午恢復正常。亦有居住在南區的住戶稱,電視訊號一直到下午二時才完全恢復。 而電信管理局於傍晚發消息指出,局方於上午九時半接獲有關電視訊號故障的訊息。局方對故障事件深表關注,已經責成有線對事件作出深入調查,了解事故的成因,避免問題再次發生。同時,局方亦督促有線對其傳輸電纜及設備進行全面檢視,並在有需要的地方進行優化,以確保本澳電視服務的穩定。

略談元旦電子公投

元旦電子公投

 

”Social statistics describe society, but they are also products of our social arrangements. The people who bring social statistics to our attention have reasons for doing so; they inevitably want something… Statistics are tools, used for particular purpos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Untangling Numbers from the Media,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by Prof. Joel Best

是年元旦,佔中行動趁民陣遊行之際,同步就普選議題進行全民電子投票。雖然戴耀庭教授聲言這次試行僅為累積經驗,協助市民熟習投票程序,而負責計畫的鍾庭耀教授則稱是回並非民意調查,然而在政圈及學家仍著力分析投票結果之際,相對地政府則對結果冷淡,回應指參考價值不大。何故出現這種落差,並非單純出於社運人士指斥的政府妄顧民意,而是從動機以至方法均存在缺陷。

究其原因,是佔中統籌者乃至者持人士過度渲染電子公投的公信力。他們彷彿忘卻了昔日323民間特首模擬投票及今回電子公投參與者(分別為22萬及6.2萬),規模均遠遜於五區公投票數(58萬),而前者的結果既因本港並無公投的法理基礎,政府機關亦無從監察確認,因而無法得到政府承認,故難以將之視為充份的民意認受(Mandate),在配合佔中運動推展民間方案中擔當充權(Empower)作用。加上參與者同樣是被動地發表意見,無需承擔引發的政治後果,由是公投的效果實無異於一場大規模民意調查。

 

民眾既需要民調參考決定進路,社運乃至政界的領導者亦需要民調支持自己的主張、願景、政策建議及行動。問題是,究竟民調本質屬科學而可靠,抑或不過是統計垃圾,在審視之先,必須對結果提出疑問,辨別孰為建基於有力的數據,孰為出於虛妄的幻想。例如某些顯而易見的事實:民調到底由誰進行?或進一步提問,由誰贊助?民調的背後有何盤算?目的是真正為體察民意,抑或僅為說服公眾?

誠然,上述動機已蘊含不少可資商榷之處,而技術問題現階段亦可暫且忽略。但我們較少觸及的,是其方法論的缺失,而坊間的批評則流於零散。要詳盡探究,必須捫心自問以下三大問題:

 

一、是否根據研究母群體的隨機抽樣?

當主持調查者發表聲明公布結果,務必記著:民調都是根據抽樣而產生。報章標題宣告公投內列舉的特首普選三原則獲大比數支持,所根據的並非普遍港人的意願,而是針對其中極少部份有參與的人的取樣。事實上,是回調查所佔人口比率僅為0.8%(按上年中政府統計處估算人口約718萬人計算),其絕對數字雖高於一般的民調,但仍然嚴重偏低。故此,質疑極少數量的抽樣民調固有必要,但樣本數字偏低未必是壞事-要領並非在調查抽樣多寡,而是抽樣方法對研究母群體(Population)的代表度有多大。若套用今趟依靠社會各界主動投票,那麼即使如社運人士預期有十萬以上市民參與,也不過是具備前設立場的宣示,而非普及的民調或公投。

而撇除立場偏向,假使面前出現兩種取樣方法:一為從全港所有正常通話的電話號碼由,由電腦隨機抽樣3,000人的電話訪問;二為根據60,000名非隨機抽樣,,而是受邀登入網站或用手提電話應用程式參與投票。孰能更代表本港的真正民意?平情而論,兩者都有機會得出可靠結果,但前者取樣雖少,而代表度則更高。關鍵在你對主動參與者的背景一無所知,也許他們能代表全港市民,亦可能恰恰相反。畢竟他們僅限於能夠上網及運用智能手機,熟悉調查機構,並且對普選議題有強烈意見,並有足夠動力表達的人。至於不符合上述條件者,則全部被排除在外。如此一來,對調查結果造成的差異,並不能從調查結果中反映。

因此,這種由民眾主動參與而包裝成公投的民調,與其言反映民意,毋寧說是集體幻想,被政府官員漠視亦不無道理。

 

二、結果反映真實意見,或本來未有意見、但經誘導而產生意見?

按投票結果顯示,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投予「棄權」(Abstention),意義為何?對此沒有意見確實有正當理由投棄權票,也許是缺乏足份資訊及理解,甚至對該議題並無興趣。但反過來說,投棄權票或贊成票者,可能是內心有意見,但不夠肯定而無法公開表達,也許覺得自己的意見不受歡迎,又或是不想坦承自己對此一無所知,而選擇不表態或乾脆隨大流投贊成票。

那麼,如果索性取消「棄權」選項呢?結果更會促進民眾即使沒有意見亦必須選擇正反表達。而即使保留棄權票,民調操作者亦會試圖篩除他們,除這群坦承一無所知或不願表態的人排拒。尤其在普選此項具爭議題目,更難以容納中立答案。基於中立答案難以詮釋,而民眾既是主動參與其中,自然不欲展示自己對社會及政治議題上的無知,或者自相矛盾地投棄權錯過表態機會,因此參與者大多局限於贊成及棄權的選項,而以前者為甚。因此在關鍵議題採用單一民調的方式,並過度依賴結果,實際上相當危險,容易造成形勢誤判。

 

三、問題是否偏頗?

以下為電子公投中出現的三項問題:

一、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ould be increased.
二、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
There should not be pre-screening mechanism in the Chief Executive nomination process.
三、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Chief Executive nomination process should include element of civil nomination.

問卷設計,其遺辭用字皆舉足輕重,稍有不慎則影響所得結果及引用者的演繹。然仔細審視是次問題的措辭及語意,不幸地未有全然切合政治現實,而多陷入含糊不清。

問題一試圖詢問提名委員會應否增加代表程度,但我會反問:如何增加?究竟是代議制的,即全數由市民選出之代表組成;抑或沿用《基本法》指定的「具廣泛代表」的四大界別,在既有委任框架再行擴充;還是透過修改《基本法》改組提名委員會達成?名義上,上述方式均能達到問題核心增添社會代表度的效果,祇是程度各異罷了,而且未盡是達至普選的充份條件。換言之,但凡增提委會的代表程度,普選是無可無不可。

問題二意指提名程序無篩選,但在提名權已遭中共確立、而問一中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未明之下,除非對揚棄「機構提名」的說法有所共識,否則討論篩選與否意義不大。此概念源自喬李之流自作主張的「意見」,從未見於《基本法》、人大決定乃至任何憲制文件之上,祇是中共、港府、親建制派、泛民主流煞有介事地當成既定事實大肆宣揚。即使如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稱需按四十五條原文理解,也無從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解讀出「機構提名」的來龍去脈。

問題三更是嚴重。提名程序蘊涵公民提名元素,究竟所謂何事?實踐全民提名組成委員會也許未能符合現實,但到底是要在提名委員會設立恆常的公民提名途徑,抑或像民主黨的三軌方案主張,祇要有提委會及政黨提名,公民提名則可有可無?而最後又復歸「機構提名」的最終關口,祇要一日存在,就算納入任何提名方法,候選人的確認依舊不離篩選,如是者公民提名也祇能保入閘而無出閘起跑之可能,也就連抵抗篩選亦無計可施。

 

民陣召集人楊政賢早前在《蘋果日報》撰文辯稱議員辭職變相公投時機未至,強調成本及焦點未能對應方案公投的條件。可惜是他與一眾電子公投支持者,均誇大公投的成效,將之與變相公投等量齊觀,罔顧背景乃至操作的差異,完全無說服力可言。而要等待政府及民間方案出臺方作消極反抗,卻見如今電子公投既未克服上述三大問題,匆匆推出破綻處處,即使爭取時間完善,亦根本應付不了急遽的政改流程推展,更何況要支援佔中呢?勸主事者無謂欺人自欺,面對現實,盡早推出民間方案,發動變相公投,方為正途。

 

參考: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元旦民間全民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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