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者話係雲 市民話係JJ 紐西蘭雕塑惹爭議

奧克蘭 - 當地一個火車站附近,一個價值20萬紐元雕塑,惹來很大的爭議,居民覺得是男性性器和睪丸,要求市議會移除。 但市議會表示「藝術向來都是有爭議和主觀解讀」,表示不會改動雕像。而設計者從來沒有意思想做條J出來,作品的本意是雲。 紐西蘭先驅報

荷蘭警方呼籲惹爭議:鄰居屋頂無積雪 就係種大麻?

哈林 - 當地警察上週貼出一幅神奇圖片,周圍都大雪壓頂,但唯獨一個樓頂完全沒有積雪,這個推表示,這裏發現種大麻。 Geen sneeuw op het dak van de buren? Melden van vermoeden #hennepkwekerij kan ook anoniem via @M08007000. pic.twitter.com/e5zkD0IfiX — Politie Haarlem (@POL_Haarlem) January 30, 2015 大麻需要日照,但歐洲冬天日照時間短,也不方便露天種,往往用光燈。但光燈熱量大,融雪快,因此出現這一奇景。但警方的訊息卻惹起爭議,因為他們建議市民發現這類情況,要報警,但網民批評這個消息要居民互相舉報,破壞鄰里關係。 北荷蘭廣播公司

社民連大部份支出都是因為訟費

有些人說社民連參與遊行就係籌錢,為搵食,應該去追擊,不要去遊行。雖然我不認為遊行與追擊是對立,亦不認為遊行完全沒有作用。

然而,社民連大部份支出都是因為訟費,而不是為了請我食飯;長毛參與遞補機制拉布,當時泛民獨他一人司法覆核(最後終院裁定因為案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而無須繳付堂費)要推翻曾鈺成的主席霸權;梁振英當選,長毛作為選委,何俊仁作為候選人一同司法覆核,但民主派選委其實還有很多人都可以去做這件事,現在被梁振英追數,我們不靠元旦、六四七一的籌款,根本不能維持組織運作及償還訟費;除了長毛自己的官司,還有例如金鐘禁制令(這件由我來作被告跟建制團體對簿公堂,要爭取拗贏禁制令,否則將來也是要面對禁制令清場),以及香港電視的司法覆核(同樣是由我們的成員作為申請者出戰),一切一切我們都嘗試透過司法途徑去爭得一啖氣。

你當然可以說我們大可不要搞司法覆核,但我們不搞是可以的,你來搞,或者你找個合適人選去搞就好了,又或者你用其他更好的方法搞得更好,我也是樂觀其成的。然而,我只是想簡單說,遊行籌款不是甚麼一件惡事,不必妖魔化籌款,倒是關乎於個別組織以後的運作,也關乎該組織有多少力量投入社會運動,推動香港民主民權運動發展。沒有長期而大量的資金支持運作的團體,當然是義無反顧需要在遊行或集會籌錢。我們要問的是,那些捐款人的錢是否用得其所?那些籌款的組織有沒有努力去實踐理念?

你問社民連,你問我,我會毫不猶豫回答,我們在議會、在街頭、在司法都盡了所能,與所有受壓逼者努力爭取我們應得的權利。講錢難免傷感情,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各盡所能,乃是應當的,假使你支持社民連的行動和理念,出錢出力,我們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好!

甜的文明

之前說到中東地區的飲食,使我忽然想起如今香港有那麼多的甜點鋪,市面上各式各樣的糕餅糖果五花八門,但好像偏偏就少了中東與伊斯蘭世界的品種,未免美中不足。比如Turkish delight和baklava,這兩樣東西雖然來自中近東,但嚴格來講也可納入歐式甜食的範圍了,前者原產地土耳其是個曖昧的歐洲國家,後者則成了希臘的代表性小點,應該都很容易被眼睛瞧不見大半個亞洲的華人接受才對。然而,我前幾年還能在此間的高檔超市看到它們的蹤影,如今就算偶爾想起它們的味道,卻再也找不着解饞的機會了。

我知道,即使是對華人當中最愛甜食的人而言,這些地方的甜品也實在是太甜了,尤其是那股濃厚的蜂糖味,真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了的。這當然,這片廣大地域上的古老文明可是人類甜品的老祖宗,他們對甜的熱愛可謂其來有自。

唸書的時候讀古希臘史,時時讀到古希臘人關於他們最大敵手波斯人的記述,於是順便也找了些談波斯文明的書來看。最好玩的地方是他們常常彼此嘲笑互相歧視,大家都說對方是野蠻人,大家都說自己的世界是文明世界,於是對方一切和自己不一樣的生活習慣,也就都成了落後野蠻不文明的象徵了。其中一項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誌竟然就是甜點。

波斯人大概是全世界第一批有飯後甜品習慣的人。他們就和近代以前的大多數人一樣,主食裏頭甜鹹交陳,但不知怎的,一頓盛宴數下來,愈是朝後,甜味佔的比例就愈是加重,終於形成了飯後還要繼續擺上一大堆甜點的風俗。這種風俗嚇壞了不少遠從希臘來訪的遊客、使節和生意人。相反地,由波斯過去希臘那頭的訪客,則震驚於希臘人吃飯居然只吃到一半。後來,波斯便開始流傳一則笑話,說去希臘人的宴會一定得做好吃不飽的心理準備,因為他們連甜品都還沒上,就已經急着宣佈晚飯的結束。所以他們又管希臘人叫做「一群餓着肚子的人」。

這個分別自此延綿千年。即使後來的羅馬上層社會窮奢極慾,喝酒喝得醉生夢死,喜歡在各式燒烤上頭出些無聊又奇怪的花樣(例如把一隻鴿子釀進一隻雞裏,再把這隻雞塞進一只鵝的肚子裏…如此層層疊疊,再拿去火上炙烤);可他們依然無法在甜食這一環上前進半步。相反地,東方世界在歸信伊斯蘭之後,仗着疆域的遼闊以及貿易範圍的擴大,甜品上的實驗日見繁茂。印度蔗糖的引入,阿拉伯椰棗的流行,全都為他們的甜牙齒帶來了無窮的變化。尤其中古時代,歐洲飲食一下子倒退回去,變得粗糙不堪、乏善可陳;以巴格達為核心的這一邊卻成了人類文明最前衞的陣線,不止學術知識包容並兼,就連吃喝也都精緻過歐洲不知多少。看那時候的食譜,光是甜品的名目都看不完,叫人直流口水。甚麼糖漬玫瑰花瓣、酥皮薄餅,全都是歐洲蠻人想也想不出的好東西。

我們都曉得,法國菜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其實是受到了意大利城邦高尚文化的影響。而意大利人開始懂得吃好喝好,卻又是學到了奧圖曼帝國的風尚。這中間最了不起的一項文化傳播,是他們見識到了土耳人的一種夏日特色,一種以玫瑰水冰鎮而成,半成霜狀的美妙甜飲。這種東西叫做「雪葩」,當年的土耳人一邊在陽傘下啜飲,一邊嘲笑西歐人怎麼這麼不懂得享受陽光。他們是對的,他們那時的確是更加文明更加高雅,一直要到多年之後,意大利人才終於把它變成了雪糕。

原文刊在飲食男女

退休保障下半年作公眾諮詢 學者:全民退保乃公民權利

(獨媒特約報導)2015年施政報告宣佈預留500億元作退休保障用途,於下半年展開公眾諮詢,但當中建議設立資產審查,再度引起爭議。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最近出版新書《香港要Stand Up》,並舉行座談會,向公眾重申及講解「全民退休保障」的理念。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於唱強調全民退保是公民權利。

全民退保應人人有份

黃於唱指本港社會目前流行三類型的方案,分別為有審查的退保、全民免審查退保和羅致光提出的「年金」退保模式。面對該筆開支錢從何來的問題,他提出四個方法,當中包括政府投入500億的種子基金,預留部分強基積金供款予退休保障基金等等。

坊間有意見對全民退保有保留,認為「點解李嘉誠都可以有得保障?」,黃於唱表示對此言論感到不解,強調「呢個係一個公民權利」。黃又指從過往數字上可見,大概有5%至10%的人不會拿這個保障。

有中產階層不滿不斷付出卻沒有回報,黃於唱認為若要爭取中產支持,便要推行全民退保,讓他們覺得自己對自己的將來付出,而非用自己薪金養其他人。

資產審查不符合成本效益

黃於唱又認為,設立審查機制並不值得,因為需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而目的只為防止少數人獲得退保,認為審查機制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至於市民應否額外付出,還是應該全數由政府支付,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認為部分香港市民會覺得「又要我比錢?命就有一條」,但他認為「這一代的年輕人,養這一代老人家」是合理不過。黃於唱亦指,整件事就像「你出醬油,人哋出雞」,若該筆開支全由政府支付,會對公共財政構成負擔。

黃於唱強調,強積金最大的問題是資本會被通脹蠶食,而且風險全由個人承擔;但若由政府管理,就像一個大水塘,在共同承擔下,風險會較低,對整體市民保障會較大。

成立專責委員會 避免退保政策成政治鬥爭工具

被問到全民退保的財政狀況會否不夠持續性,長遠對經濟構成負擔,黃洪表示,已根據政府的數字,推算至2041年的情況,並重申他們的估算可以承受一定的經濟環境變化。他們又解釋本港與外國情況不同,本港全民退保金額劃一:「其實話佢係養老金都唔夠」,但外國的退保金額是根據退休前薪金,所以會有一定負擔。他們亦不擔心退保福利「易放難收」,認為政府若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便可以避免退保政策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黃洪認為,政府必須要做好財政安排,又說雖然退保處於討論階段,但市民非「無嘢可以做,民間聲音非常重要」,民間團體可以先尋求共識,並向政府施壓。

另看:
【施政報告】梁振英走數 全民退保繼續落空

強烈譴責恐嚇行為 堅決捍衛新聞自由

10861059_808668435868521_7450070415415404138_o

 

二月六日晚上十一時起,有身份不明人士於校園電視及學苑即時新聞Facebook專頁上關於眀峯候選會長馮敬恩家人政治背景的報道留言,披露馮敬恩、校園電視候選主席丘明曜與其候選內閣成員,以及校園電視歷屆幹事的個人資料,如出生日期、住址和身份証及電話號碼,同時亦出言恐嚇校園電視現任幹事,指即將會披露更多以上人士個人及雙親資訊,而留言亦提及因不滿現屆校園電視的報導而作出恐嚇,特別指明不滿對象為現屆新聞部總監林子穎。

 

校園電視對此恐嚇行為表示極度震怒,強烈譴責此等行為。個人資料如地址、電話乃私隱,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護,現時恐嚇勢力透過對外公開這些資訊,意圖威逼新聞工作者,以個人資料要脅兩間校園媒體的記者滅聲,侵害為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校園電視無懼威脅恐嚇,絕不會向惡勢力低頭。本台將堅持本台披露真相、揭發不公的原則,保障觀眾在此黑暗時代下的知情權。作為港大學生會中第四權的校園傳媒,本台一直秉持著公正客觀的信念,基於事實作新聞報導,縱然面對言語恐嚇,我們從不畏懼,亦從不後悔。

 

最近香港大學周年大選成為社會焦點,校園電視就候選人背景所作的報道亦引起不少迴響。從傳遞資訊的角度來看,這類侵害個人私隱的留言對基本會員了解候選人的理念乃至處事能力皆毫無幫助。校園電視不願猜測肇事者身份,望恐嚇者自重,無謂作毫無作用之威嚇。

 

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
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

 

註一:恐嚇者首先留言於校園電視的【Central Campaign消息:馮敬恩表明家人政治背景】報道

 

註二:恐嚇者其後留言於學苑的【馮敬恩為共產黨黨員事件解畫 稱外公是醫生曾在文革被批鬥】報道

 

註三:恐嚇者之留言截圖

 

空難後:你怎麼想,決定你對鬼島的希望

090

為什麼我們感念機長的捨身取義?

為什麼我們要抵制再搭復航的飛機?

為什麼我們要稱讚開水門的英雄與開扣救四人的老翁?

在駕駛繞過電塔沿基隆河飛、復航半年左右連兩起空難的這些事實之外,是什麼在背後主導著我們的信念?這篇文章並非談論誰對誰錯,誰該負責或誰是英雄,而是換個角度去思考:有時候我們的信念,會不會只是為了讓我們懷抱多一點希望?而希望,正是我們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東西。

我們,總是特別在意那些我們無法掌控的事情。

但弔詭的是,我們的生命反而總是充滿不可掌控,從去年澎湖空難、高雄氣爆、九把刀、陳為廷、阿基師事件、一連串食安問題、禽流感到今天的復航台北空難,不論是天災還是人禍,或是某些人的自私自利還是道德操守問題,都再再挑戰了我們的「公平世界假說」(just world hypothesis)[1]──如果有一天我所相信的事情不再能相信,如果我所崇拜的人不再像當初所認識的一樣乾淨(?),如果,我的生命比我想像中脆弱許多,那我該怎麼辦?

這些對於人生無常的疑問,內觀心理學研究(mindfulness)的答案是:接受無常,不評價,退一步,觀看它[2, 3]。

在英雄與咒罵背後

或許你會說「屁啦少在當鍵盤前543!你去摔摔看阿!如果你是罹難者家屬,要如何接受無常?」

沒錯,接受失落與無常,過程往往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長[4]。不過,也些時候我們所選擇的「相信」,將決定我們對未來的「希望」。

近代的Kelley歸因理論(covariation model)[5]提出了三個概念,或許可以解釋文首的一堆疑問,讓你有不同的想法[6],

請將下面的

「他」:分別代入殉職機長英勇72歲阿公、與復興航空高層。

「做」的事情:分別代入「沿河飛行避開市區電塔」、「機艙中勇救四人」、以及「(可能)沒有好好檢修、強迫飛行」等等

  1. 共識性(consensus):大家都會這樣「做」嗎?還是只有「他」會這樣「做」?
  2. 特殊性或區分性(distinctiveness):「他」在別的地方/情境也會這樣「做」嗎?還是「他」在任何情境下都會這樣「做」?
  3. 一貫性或一致性(consistency):「他」常常「做這樣的事情」嗎?還是「他」很少「做這樣的事」?

當你相信「助人」或「捨身取義」是罕見(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醬做)、普遍、與一致(他總是古道熱腸、熱心救人)的時候,你會傾向相信他們(機長和阿公)的行為,是源自於他們的特質(給機師與阿公按個讚!)──儘管這些並不一定完全是事實。

這樣的歸因分析,也適用於被罵翻的復航。

當你相信只有復航高層會這樣草菅人命(低共識性,其他航空公司不會這樣做)、而且他們從澎湖空難以來救一直這樣做不思改進(高普遍性與一致性),你也會相信這次事件復航高層難辭其咎──儘管這些也並不一定完全是事實。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或許機長真的盡力了、阿公也很努力救人、復航更可能是罪大惡極不好好檢查飛機就要硬飛,但在這些「實際」的因素之外,我們這些「相信」,是否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要讓我們好好活下去?

責怪復航或英雄化機長,雖然無法改變任何事實,但可以讓我們重新相信,儘管有些天災人禍不如預期,有些無常難以被觸及,但這世界上仍有好人和壞人,這樣的想法,重新維繫了心中的公平世界假設說、讓我們心裡舒坦一些。

你可以想像,如果你覺得機師是矇到的才開進河裡(不是為了減少更多傷亡)、阿公只是碰巧救人(他平時看都不屑助人)、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一般黑心(不是只有復航……),你眼中的鬼島會有多黑暗?

如果無法挽回遺憾,不如改變想法

此外,若延伸Beck的認知三角[7],這三種想法會讓我們好過一些:

  1. 相信好事是內在而穩定的
  2. 相信壞事是外在而不穩定的
  3. 相信台灣的未來仍是有希望

所以,所以,儘管有人提醒事實確定前先別急著說誰是英雄、誰該負責,相信機長與阿公的善良特質(對好的事件,相信它是永久的)、相信這種事只有復航會發生,所以大家都不要搭復航就好(對不好的事件,相信它僅限於特定的對象)、對於失事本身,歸因於機械故障,大家都盡力了(對不好的事件,相信它是不穩定的),一邊罵鬼島,一邊還是齊聲說天佑台灣,這樣的一種相信、這樣的一種期許,不論是不是事實,都是讓我們牽起手來,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高雄氣爆那天,我住的飯店離爆炸地點只相隔一條街。警笛、消防車、哭聲四起,但高雄人不曾放棄。我一直記得一位高雄朋友的留言:「台灣人不會輸給命運的,以前不會,現在也不會。」

因為這裡是台灣,我們的家。

延伸閱讀

  1. Lerner, M.J.,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1980: Springer.
  2. Academic Mindfulness Interest Group, M. and M. Academic Mindfulness Interest Group, Mindfulness-based psychotherapies: A review of conceptual found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6. 40(4): p. 285-294.
  3. Segal, Z.V., J.M.G. Williams, and J.D. Teasdale,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depression. 2012: Guilford Press.
  4. 林秋燕, 失戀歷程及復原力展現之分析研究, in 諮商輔導所2003, 高雄師範大學.
  5. Kelley, H.H. and J.L. Michela,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0. 31(1): p. 457-501.
  6. T., G., K. D., and N.R. E., Social psychology. 2005,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7. Beckham, E.E., et al.,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Beck’s cognitive triad: the Cognitive Triad Inventor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86. 54(4): p. 566.

【短篇小說】建國的死亡證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Denver Vender)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Denver Vender)

 

「講左幾多次!佢個名唔係「梁建国」,係「梁建國」呀,你地有無搞錯架!我死鬼老公最憎人用啲殘體字,仲要搞錯佢個名!」

「梁太,很抱歉,我们的系统已经没有了老港语的输入功能,我真的没有办法!」

甘婆搶過了「梁建国」的死亡證明,嘀咕着,離開了生死註冊處。

 

今年是二零五七年,在十年前,甘婆的丈夫突然中風,魂歸了天國。這十年間,甘婆偶爾記起死亡證上的「梁建国」,便害怕丈夫走得不安樂,跑到「生死注册处」吵鬧一番,那裡的職員早就習已為常。

在大學時代,甘婆與建國在反高鐵、反國教的多個集會上碰面,兩名「民主路上的同路人」漸漸譜出戀曲。一個來自馬料水,一個來自薄扶林,在還未有西港島線的年代,約會並不容易。後來在雨傘革命的年代,他們一同在金鐘死守多天,成了最長時間的約會。

直至有天,建國厭倦了金鐘的大台,「講明係無大台,點解日日要聽佢地點,唱k摺紙!」,他開始收拾行裝,轉戰旺角。「點解依個時候你要搞分化呀?」甘婆和建國為此吵了一次架,建國揹起背囊頭也不回地走了,尤如分居的夫婦。甘婆嚥不下他竟然就這樣撇下她,和一起渡過多天的「愛巢」,但常常暗自希望建國能哄回她,心裏又很掛念。她只好Whatsapp上分享旺角街頭如何危險的新聞,叫他「不要衝」,結果每次也換來罵戰的下場。她躲在小營帳裡大哭,她雖痛恨熱狗,但她最害怕是建國受傷,或者被捕。

後來雨傘革命結束了,兩三年後他們結了婚,生了一個男孩。他們一同供樓、湊仔、為孩子爭學位,與一般夫妻無異。兩人始為「同路人」,但走上不同的方向,他們從不談論政治,二人知道這是他們之間的地雷。各有各做,就是他們的共識。

 

甘婆回家時,孫女還午睡得正甜。她揭開建國遺下的小鐵箱,一些中學時代的照片、一部數碼暴龍機和初代Gameboy,還有一本陳雲的《城邦論》。甘婆從前最討厭這無吃藥又咸濕的傢伙,但開始有點明白為什麼建國把他當成生神仙。

在兒子讀小學時,學校改為以簡體字和普通話教學。甘婆發起聯署,到校外靜坐,但參與家長寥寥可數,大部分新移民也認為「这不是很方便嘛!」。然後很多網上媒體被檢控,作者無故失蹤,甘婆繫上了一條絲帶,也把Facebook頭像轉了,怎料一星期後連Facebook也上不了。再相隔數年,香港正式成了中国一個直轄市,用人民幣說普通話。

甘婆的兒子高中畢業後爭不到大學學位,也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唯有到老遠的甘肅打工,娶了一個甘肅女孩。四五年前生了一個孫女,但因為父親是香港人,只好在香港讀幼稚園才有津貼。這幾年,孫女便由甘婆照顧,兒子和媳婦在新年長假才來探望女兒。甘婆揭一揭孫女的課本,很想告訴她其實叫「梁文麗」而不是「梁文丽」。正想把書面的姓名擦去改掉時,她停下來。也許這時候繼續睡著,活著會比較幸福,她自己裝睡了一生,怎要求孫女代替她醒來?

 

她用原子筆把建國的死亡證上的名字擦去,寫上「梁建國」,也為自己做了張死亡證,一同放回鐵盒中。

 

My Little Airport出人頭地?

My Little Airport出人頭地?

My Little Airport一首《美麗新香港》,帶領他們走到金像獎的舞台,先跟他們說聲恭喜。

04年出道,至今已走過十個年頭,對一隊樂隊來說,十年不是易事。尤其Indie在香港一直未受重視,被打造成次文化,樂迷的人數亦有限,漸漸地,Indie就自成一個小圈子,跟主流樂壇活在平行時空中。My Little Airport最為人熟識的歌是《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即使不是他們的樂迷,也啷啷上口,原因是講中了香港地打工仔的心聲,跟當年許冠傑的《半斤八両》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們的歌講生活百態(當時你覺得入了車廂內的人 有責任盡量前行 如今你經已是進入了車廂內的人 但你忘記了四班車之前 你的月台人身份)《給金鐘地鐵站車箱內的人》;

講社運講抗爭(攤分 終極地攤分 攤分香港政治權力的核心 權力歸於人民 領袖應該由人民普選產生)《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

講無能官員(你任內最驕人嘅成就 就係強化市民對民主嘅要求)《Donald Tsang, please die》;

講自身經歷(我再三叮囑唔好寫我正職嘅身份 你話都唔知我返乜工又點會有可能 第日我個friend打嚟話見到個訪問 而且當中仲問埋我間公司嘅高層 嗰個仲要係陳志雲)《給face雜誌的記者Ivy》;

講搞藝術的悲哀(有些人過多五年會變很有錢 有些人過多五年窮到不再露面 而你會不會記得這一天?我為了兩千蚊來到這裡表演)《我是為了兩千蚊才到這裡表演》;

講性(我們打開房便見到一張床 然後才開始覺有點慌 我在想應否真的行房 這樣會否破壞了交往)《浪漫九龍塘》;

講現今青年的無力感(我已快將首期儲好 小小單位勉強可供到 又或者繼續在工廈交平租 再不斷旅遊更多回憶可以儲)《我在暗中儲首期》;

講死亡(我家不在這星球 太深業力的地球 每當我望見星宿 我都不想逗留)《我們一起離開吧》

歌曲題材多樣化(最重要是寫出主流不敢寫的題材),阿P抵死尖銳的詞加上Nicole溫柔的聲線產生化學作用,加上生鬼可愛的MV,(還有阿雪的詩)令人進入邊聽邊傷心又邊忍俊不禁的精神錯亂狀態,這些都是主流樂壇沒有的東西,正好填補樂迷的心靈缺失。

My Little Airport近年知名度提高,也與其他歌手合作,就算是indie門外漢也多少聽過他們的名字,被提名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的《美麗新香港》,仍是以圍繞社會為題,在自由行氾濫的日子裡,聽得更心酸;2012年阿P接受報章訪問,被問到很多樂迷期待他們寫新歌鬧梁振英,他說「現在政府終日被罵,唔需要我再寫歌罵」。所以當時的新碟《寂寞的星期五》回歸內心,寫《牛頭角青年》、《廣州足浴一夜》等歌,看似與政治無關,但細心留意歌詞:「這裡都不會改變 或者永遠都不變 如果我們都只願做旁觀的青年」、「你話上年返鄉下種田之後覺得 人應該留喺城市 我話香港有啲年青人開始學種田 你話香港咁繁榮 點會有人去種田」,口裡說不,歌曲都是在訴說香港舊區被重建,年輕人這個代表新的族群,居然有人拼命保住舊事物的社會議題。

「我知已走到盡頭 為何還要擔憂?」一句令人不禁想,他們是否對香港死心了?阿P亦指「寫呢首歌嗰陣,以為自己唔鍾意香港,成日想走,但經過雨傘運動先知自己唔想離開」。雨傘運動期間, My Little Airport的成員終日留守佔領區,很多人都希望他們會有新歌記錄這場運動,當《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面世時,樂迷都大叫:出手了!就是一句「還有站在龍和道最前的女生」,加上阿P在去年聖誕節在Hidden Agenda舉行萬暗中光華射音樂會時介紹這首歌時,形容雨傘運動是「香港最靚嗰兩個月」,就知道他不會離香港而去了。

名氣也許大了,show也許接多了,收入也許多了,但我相信不論《美麗新香港》能否把他們帶到所謂的主流音樂群,(反正音樂從來不應分地上地下,是橫向光譜而不是從屬關係),他們創作音樂的本質都不會變,即使交得起租,但望著癲價租金,相信阿P仍是會寫出像《rm1210》這樣的歌。

金像獎的光環,重要嗎?重要,如果可以令更多年輕人關心社會。

野心中國的末路狂歡

高速公路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命脈,也寫盡底層民工的人生。(圖為年初發生在貴州遵赤高速公路坍塌事件,3位民工喪生。chinadaily中文網)

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是對當代中國的精確描述嗎?

是也不是。

歐逸文在此書中,認為當下的中國是一個「野心時代」(這是中性的字眼),而這個時代有三種主角:追求財富的各種企業家、追求真相的記者或異議者,還有追求信仰的信徒。這些追求有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阻礙,但他們對這些東西的追求的確定義了這個時代。

他說,「四十年前,中國人民事實上沒有取得財富、真相或信仰的管道──因為政治及貧窮,這三件東西無由取得….. 一個世代內,這三種東西他們都有管道取得,而且還想要更多。以往幾乎全由他人操控的東西──比如決定到哪兒工作、旅遊、嫁誰娶誰──中國人民已能自由掌控。只是隨著那些自由的擴大,共產黨不斷採取步驟來加以適應。」

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寫了三種人的野心,卻沒有寫最大的野心者:中國共產黨。是這個執政黨對於財富的追求,對於真理和信仰的壟斷野心,對於強兵富國的慾望,扼殺了人們的追求。(歐逸文確實在序言中說,這些故事是人民的渴望與集權主義的碰撞,但後者如果用他的「野心」概念來描述,或許更恰當。)更細緻點分析,黨國的野心鼓勵並且釋放了民間對財富追求的野心,但是壓抑後面兩者,而這些分析上的差異,在本書中都被模糊了。


(紐約客作家歐逸文作品《野心時代》,書寫在中國三種人的野心。)

無論如何,翻讀本書,確實讓我心情激動,因為這是一個我熟悉的中國。但在2015年的此刻,我覺得那個野心時代中這個熟悉的中國似乎正逐漸消失。

對財富的追求當然不會停止,畢竟這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的動力。

但對真相的追求卻似乎越來越微弱。書中的主角們,艾未未被噤聲了,韓寒不做公共發言了,陳光誠去了美國,劉曉波在監獄,胡舒立和她的財新倒是依然健在。

歐逸文所在的中國時期,05年到12年,確實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年代。在這個年代,中國對外崛起的巨大身影,伴隨著國內各種矛盾的激烈爆發;從博客到微博,民眾取得新的發聲工具,在殘缺的公共空間中努力發出各種聲音。

在那幾年,我們會看到房屋被拆遷者自焚的消息而為之心酸,我們會看到大連和其他地方居民為了環境走上街頭而覺得興奮,每一兩個月就有一個陌生的地名字因為抗爭躍入公共視野,每一兩個月就有一個重大公共議題糾結著人們的心情。(在那幾年,我個人也透過推特和網路保持密切關注,並且在台灣媒體上大量書寫這些事件。)

但現在那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公知與網路大 V被沈默了,媒體被整肅,維權者被消失,曾經活躍的公共領域在這兩年幾乎徹底崩塌。

一切曾經劇烈的變動現在都已煙消雲散。

歐逸文「野心時代」其實是一種人民的「中國夢」,不論這個夢是財富、真相或者信仰,只是當如今真正進入號稱「中國夢」的時代,卻只剩下一種中國夢。


(飛旋的雅西高速公路,被喻為「逆天的工程」。新華網)

相異於歐逸文全景式角度,另一種凝視中國的視角是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在台灣出版的著作「大路」。這本書是他記錄老家湖南一條高速公路從無到有的興建故事。他在湖南省懷化市東北角的小村鎮「中夥鋪」──這個名稱代表這裡是一條千年前古老驛道上的一個小村莊──蹲點三年多,和築路民工一起生活,並記錄下這條公路底下那些勞動者的故事。

面對有人質疑他為何在此拍片,他給了一個聰明的主旋律的回答是:「我想通過紀錄一條道路的修建過程,來表現公路建設者這個群體的精神面貌和勞動風範。」這個答案讓他可以獲得當地幹部和工人的信任,因而深刻地刻劃了他們的生活。

但他當然不是來頌揚偉大的公路。「中國正處於從農業時代轉型為工業時代的某個階段,粗糙、龐大、野蠻,這個時代的標籤是鋼筋和水泥。」張贊波說。的確,沒有比高速公路和高鐵的建造,更能象徵中國當下的時代精神。在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甚至主張「彎道超車」,他說要想領先對手,必須在大家都拐彎減速之既,加踩油門搶道勝出,越是危險,越是有機遇。在高速公路開工儀式上,主席台背後宣傳版上寫著:「加快富民強省,實現彎道超車」。

到2008年年底,中國的高速公路通車總里數超過六萬公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中國官方對此充滿了無與倫比的自豪,「大路」也引述了許多網民在網上表達的驕傲感,認為這就是「中國崛起」。

在這本精采的田野調查中,我們看到底層工人的辛勞,不受保障的工作環境和勞動條件,看到政商利益的糾葛、利益集團的腐敗,看到黨的力量和意識型態教條的無所不在與荒誕可笑,也看到大規模的徵地和拆遷──官方把拆遷當做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徵地拆遷攻堅戰」,但他們所呈現的結果是「和諧拆遷」。

當高速公路帶來更多發展與經濟成長,許多人不但分享不到那些財富與光榮,而是只讓他們的血和青春被快速的車子碾壓過去。不過,張贊波不只是義憤填膺地站在底層工人這邊,去政治正確地指控掌權者;他比較是娓娓道來那些底層民工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他們的無奈,他們的貪婪與虛無,他們對暴力的漠視,以及他們如何努力活著,追求他們的「中國夢」。

書中當然也有明眼人。一個唐老師在三杯酒下肚和小張說,「現在這個國家一切向錢看,為政者只顧自己,底層者麻木不仁,傳統喪失,道德淪喪,如果還不改變的話,所謂的盛世就是末路狂歡。」他甚至認為古代的驛道很好,在現代的高速公路,「只要上了車,就身不由己,沒有了過程,只有起點和終點。從人生的意義上來說,這是最大的喪失,就是喪失了整個過程。」

書的結尾是公路建成之後,民工離開了這裡,有人繼續去下一條公路打工,有人嘗試不同的事業但失敗了,只能不斷延著各種公路,在中國崛起的燦爛背影下,四處尋找生活的希望,追求微小而脆弱的夢想,生活下去。

在故事最後,張贊波接到朋友發了照片給他,在他老家邵陽火車站的宣傳牌上寫了這麼一段話:

「誰不加快發展誰就是邵陽歷史的千古罪人
誰不加快發展誰就是邵陽人民的不孝子孫
誰不加快發展誰就是邵陽今天的混世魔王」

這才是中國的「野心時代」。

原文刊在風傳媒

收藏優質的部落格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