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主黨應對許生事件手法如何拙劣,如何像幼稚園雞一樣低能!

數天前,許生為了保護各位議員的私隱和私人資料,因而與一名政府派來的女士發生衝突,搶去她的手機。結果,民主黨決定暫時凍結許生黨藉之後紀律處分、遣責他、割蓆、再加上遣責動議不投票不做任何取態,任由許生被dq。

如果話激進抗爭者全部都是小學雞,民主黨在這件事上的應對,是幼稚園的水平,和幼稚園一樣低能。

1 許生良好動機被無視了

首先,民主黨只重視許生的暴力行為(也許在不少人眼中有點失禮)。可是,許生的做法是為了保護大家的隱私,保護議員的個人資料。就算話這些資料記者都可以找,但不代表政府有系統記錄一大堆資料是一件合理的事。很有可能,政府其實是為了將資料寄給中國大陸,建立極權監控大數據庫,方便中國政府監控香港議員和人民。民主黨只重視行為本身,卻不重視和不強調許生這樣做的原因和許生心中的憂慮,實在一點也不公道。

2 民主黨怎可以不負上責任?

其次,民主黨割蓆手法簡直是拙劣。講到所有事不關民主黨事,所有事都是許生的錯。可是,問題是許生是民主黨的重要成員,許生是民主黨的7位議員之一,許生是拿民主黨的名義競選港島區。出了事,民主黨怎可以輕易講所有事都是許生的責任,而胡大黨主席和其他人卻不需要負責任? 許生第一時間己經道歉了(就算動機好,行為上未必人人喜歡。許生道歉,十分得體)。可是,胡大黨主席貴為黨主席,其他民主黨議員身為民主黨重要成員,為何至今都未道歉?

3. 民主黨無視如此高調割蓆的政治後果

再者,無論如何,遣責動議不投票不做任何取態,任由許生被dq,簡直是親者痛仇者快。一旦民主黨和部分低能的議員為了取悅溫和選民,任由建制派dq民主派議員,將會令民主黨接受變相dq自己人惡名。民主黨能不能負起這個責任?萬一議會進一步陷入劣勢,而這一切是民主黨自己不幫助同路人所致,民主黨會不會被萬民指責?

事實上,民主黨今次凍結許生黨藉,進入紀律程序,可以講是即時趕出黨外。許生服還是不服,都要離開民主黨去自決激進派。分分鐘民主黨內有人覺得不對,會引起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脫黨潮(至少許生恐怕要被迫離開),重演2010年政改災難,范國威等人離黨,而民主黨失去很多支持者的過去。

割蓆多,對民主運動一點也不好。我的想法是,勇武本土派出現,其實正是因為我們民主派割蓆太多,人際關係差,丟棄了一大群激進派。最後的結果,是令這群人對泛民有很多怨恨,最後不願與泛民合作,不願投票給泛民。姚松炎大敗,楊岳橋和范國威得票只有5成多卻沒有6成,差點輸給建制派,源於對激進派的人際關係惡劣。

坦白說,經常看你們割蓆,自己都很不滿,經常有打算跑入勇武本土派不支持民主黨和民主派的衝動。

4. 建議

因此,你們可不可以儘量明白激進行為背後的原因? 就算你們不認同,可不可以不要去到一個會令人際關係惡化的地步?

法援署用心惡毒天下無雙

陳浩天2016年被選舉主任以不擁護《基本法》為由,取消其參選立法會資格。陳浩天提出選舉呈請,高院已頒下判辭裁定敗訴。陳浩天表示,前日已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訢。陳浩天指稱,法援於本月17日拒絕其申請,已即時提出上訴。亦於本月24日向終院就其選舉呈請提出上訴,但上訴期限於19日已屆滿,故現等待終院批出上訴許可。

上訴期限於本月19日屆滿,法援於17日拒絕其申請,用心惡毒天下無雙。2017年,法援署諮詢一名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拒絕陳浩天的法援申請。2018年,法援署諮詢資深大律師林定國意見後,認為其上訴沒有合理勝算,拒批法援申請。法援署只諮詢一名資深大律師而決定審批,明顯是制度缺陷。林定國大律師親政府靠向北京人盡皆知,諮詢資深大律師林定國意見?法援署有既定立場?

全國人大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第六條:原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組成如符合本決定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其議員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願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條件者,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確認,即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

「擁護和效忠」是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先決條件,只是第一屆立法會對「直通車」議員的要求。《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如果候選人已由法定權力確認「擁護和效忠」,《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就不能夠要求議員就職時宣誓「擁護和效忠」。

港澳《基本法》都規定,立法會議員必須宣誓擁護效忠,但澳門《立法會選舉法》並無規定參選人需簽署「會擁護和保證效忠」的聲明。由此證明,香港《立法會條例》第40條(1)(b)(i)的規定是立法錯誤,原因是《基本法》只是規定有關公職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和效忠」。

陳浩天上訴法律層面應該冇得輸,政治層面就難講。大律師林定國認為陳浩天上訴沒有合理勝算,林定國應該向大律師公會交代理據,否則有串謀之嫌。六名立法會議員被DQ案,所有代表議員的大律師都未依據法律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利益,都是專業失德,陳浩天「不准上訴」不算意外。但陳浩天仍有好大空間揭露司法界同律師界的黑暗,為香港伸張正義,陳浩天加油!

《明報》法援署用心惡毒天下無雙

【閱讀議事規則4】: 立法會保唔保護議員私隱?

許智峯處理今次事件固然可以更好, 需要反省。

而事例引申所問題,立法會保唔保護議員私隱?卻值得討論。

議事規則內文與相關法例在保護議員私隱方面可謂亳無著墨, 稍有關連的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八部份及個人私隱條例, 更甚, 相對於議員私隱個人私隱條例在法律條文上更著重如何為行政主導給予方便。

今次事件私隱專員於4月25日新聞稿"節錄"

“私隱專員黃繼兒指出,《私隱條例》對不同人士的個人資料的保障並非在所有情況下均為相同。私隱是否受到侵犯,須視乎有關個人當時的身份和身處的情況,以及在有關情況下的合理私隱期望。

以立法會為例,立法會審議的議案與政府管理社會的各項功能息息相關,故政府有責任促使立法會能適時審議議案。因此,若在執行通傳應變職務期間所收集的個人資料與收集目的相關,且不超乎適度,所收集的資料亦只是議員在立法會大樓公眾地方的位置,並非敏感的個人資料。

若公職人員執行通傳應變職務,與議案的表決及立法會執行其職能有關,當中若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政府收集議員的個人資料有其合法的目的(legitimate purpose)。"

私隱專員黃繼兒在新聞稿內作出評論, 有大量值得討論觀點。例如《私隱條例》對不同人士保陴應否相同?何謂合理私隱期望?政府有責任促使立法會能適時審議議案是否一說是否符合三櫂分立?立法會大樓是否完全符合公眾地方定義?

筆者希望大家注意專員答覆是以行政主導即政府職員應該介入立法會運作為論據,並未有正視今次事件核心: 官員在立法會行徑是否符合職務要求,是否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除了政府當局根本無一個機構可以進行監督,彷彿因為公眾利益而配合行政主導就不再需要任何規管。如此安排又是否構成政府與立法會秘書處及行管會涉及濫權?

目前任由官員在立法會自出自入就使到官員進入一個怪異狀態,在本應屬公眾地方及三權分立的立法會卻不受議事規則規管,而議事規則卻規管議員記者與公民在所謂公眾地方立法會的行徑。

筆者不希望指責官員有特權行使職務,問題是官員進入立法會執行職務時候如何能夠符合法例以保障執行職務者安全及議會運作,立法會秘書處與行管會應該檢討議事規則及秘書處運作並給予合理管理,例如預約會面等方式,以提供保障。

【政府狗仔隊】政府監控立法會泛民議員動向的法理依據及公眾利益何在?

文:K、腸、G、Aberdeen

民主黨許智峯議員被指因知道政府「狗仔隊」行政主任(EO)監察及紀錄個別議員行蹤等個人資料,包括三十多名泛民議員進出議會時間、逗留時間等,而搶去其手機,最終釀成風波,甚至引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特首林鄭月娥等高調譴責。然而,有一個問題正極速從公眾討論中失蹤:政府是否侵犯了立法會議員們的個人私隱?

香港有關保護私隱的法律原則主要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確立,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負責。眾所周知,公署及條例都是無牙老虎。一方面公署並無實際執法權力,只能處理投訴及發出執行通知;另一方面《條例》並不與時俱進,對於各種收集個人資料的商業及政府行為均措手無策。

在《條例》中,何謂個人資料呢?其實法律定得相當模糊,「任何資料直接或間接與個人有關的、從該資料切實可行確定該個人身分及可予以查閱及處理」都屬於個人資料。

這次事件中,我們見到公署回應指該資料非「敏感」的個人資料,而只是籠統的稱「公職人員執行通傳應變職務,與議案的表決及立法會執行其職能有關,當中若涉及重要的公眾利益,政府收集議員的個人資料有其合法的目的」。

私隱權有法可循 實屬人權

與此同時,《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亦保障私隱權,此權利與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的私人生活權相近。換言之,私隱權屬人權的一種。早在一系列的娛樂雜誌狗仔隊的案例中,包括 Von Hannover v Germany (No 2),法庭亦說明,指向個人身份的資料,特別是知名人士,該人與他人在公眾場合的互動均受私隱保護;而雖然娛記有新聞自由,亦須與私隱權平衡。

在Shimovolos v Russia, App No 30194/09 (ECtHR, 21 June 2011) (第65段),歐洲人權法院指「有系統地收集及儲存某些人士的資料實干擾了該等人士的私人生活,包括在公開場合收集或僅與該等人士的專業或公開活動相關的情況亦如是。收集有關該等人士的行蹤及公開場合行為的資料也是干擾了該等人士的私人生活。」

因此,法庭跟公署的意見都確認,政府狗仔隊收集的行蹤紀錄確是個人資料,受私隱權保護。

政府監控立法會泛民議員動向的法理依據及公眾利益何在?

一旦確認議員的行蹤資料屬法律和私隱權,政府蒐集這些資料的行為必然是限制議員們受憲法保障的私隱權。任何政府限制憲法下人權的的措施,都必須有明確清晰的法律基礎。然而,在是次事件中,政府究竟從何得到明確的法律授權可以廣泛有系統地採集議員的行蹤資料、整個運作有何法律理據,均是未解之謎。

與政府相關的案例一般是政府收集性罪犯資料庫、DNA資料庫、銀行資料等。即使是如此強烈的保安理由,由於牽涉人權,政府依然有責任確保該侵犯有法可依、符合合法目的及相稱原則等。

到底監察及紀錄個別議員行蹤是否單純屬於「通傳應變職務」?跟娛記狗仔隊不一樣的是,記者有向大眾傳播資訊的功能、促使民主社會可討論社會議題,所以有更大空間及理由干犯公眾人物的私人領域,例如報導道德爭議等。有無具法理依據及公眾利益支持政府人員與行政機關「監控」立法會議員個人的動向呢?我們不敢苛同公署的意見。

許議員或許反應過激,但他所關注的私隱權問題亦是有其根據,亦牽涉政府權力界線的公眾利益。這些爭議,不應就這樣在公眾輿論中消失。

王光亞老而不死

內地修改《憲法》後,叫喊「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的人能否參選立法會,近日引起關注。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稱「應該不可以」,指違反國家《憲法》,是違法行為。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定性違反國家《憲法》,當選議員後宣誓擁護基本法,同樣是違反國家《憲法》,王光亞老而不死,講嘢背離政治倫理。

中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訂明,列明的「公職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擁護基本法就是擁護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違反國家《憲法》第一條的規定。違反國家《憲法》不能參選立法會?王光亞無知香港傳媒無聊。

今日搜索資料有意外收獲,曾擔任「預委會」和「籌委會」委員王英偉講述「一國兩制」的初心,意見發表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 在紀念基本法頒布九週年大會的演講。年湮世遠的初心最真實,值得參考。

王英偉講述「一國兩制」初心:
(i) 香港人可以不受中央及省政府的任何干預,自行治理香港;
(ii) 香港實行的普通法制度保持不變,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不受國內相關機構的管轄,可獨立運作;
(iii)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和港人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保持五十年不變,更特別列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王英偉講述的初心,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不受國內相關機構的管轄,可獨立運作。對照今時今日習近平主席的不忘初心,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已經唔係變形走樣咁簡單。

一隻手掌拍唔響,「一國兩制」變形走樣,絕對與香港人冷漠同無知相關。講基本法講一國兩制,法律界同傳媒界對香港傷害最深。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是90年代制定基本法時規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明確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制定,同理,憲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憲法第一條第二款增加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根本不應該影響到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叫喊「結束一黨專政」口號可否參選立法會,香港傳媒問過幾多人?人大會唔會釋法,中央會唔會收緊對香港政策,講乜講物會唔會被DQ等等,都是香港傳媒口頭禪,佢老母。

無知會使人變得愚蠢而麻木,愚蠢則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香港人即使傷口已被灑鹽,很多人仍不覺得痛,只因麻木。

王英偉講述「一國兩制」初心
《明報》王光亞老而不死

英學位競爭激烈 父母離婚學童詐病乜都齊

倫敦 – 為咗細路嘅學位可以有幾盡,甚至英國唔少夫婦乾脆離婚。 英國學位競爭激烈,根據調查60間最頂尖嘅小學,甚至要拒絕住係校門350米外嘅嘅學生入讀。 因此家長無所不用其極,嘗試幫子女入學,甚至假離婚黎製造兩個常用地址黎申請多一間可能學校。又或者學校附近嘅醫生治療「頑疾」,學校根據法例,必須處理呢類學童嘅醫療需要。 但有關甄別政策已經愈來愈嚴謹,但依然有人成功。於是教會學校依然維持最嚴格標準,要係出身已登記教友家庭,仲要係個個禮拜去教堂。 時報 舉報錯字:Fb 訊息 –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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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Druking輿論操控風暴(下):民眾的政治觀如何被操控及利用?

上一篇大概總結了最近韓國爭議頗大的Druking的輿論操控及揑造風波,與執政黨的關係,還有究竟其黨員及運營Druking的人如何成為警方追查的目標。正當不少持份者集中攻擊共同民主黨在此事上的漏洞,若對Druking進行多點搜尋,就發現在文在寅執政前就已經存在多宗疑似輿論操控的事件,而且不能對保守派過往箝制言論的前科鬆懈。

Druking(드루킹)之所以被稱為韓國「政治KOL」,是因為它常常發表意見獨特或獨到的文章,甚至比主要傳媒更快取得獨家資料發佈,「揭發」不少大型的政治新聞。不過,在這次風波後,不少人開始對Druking進行多番的搜索,發現在多次重大的社會議題中,出現不同立場的文章,他曾在最近一次總統大選中支持文在寅,更獲排與他做親自採訪;但同時亦曾出現批評文在寅施政、親右翼的言論。其言論有否被操控、被支配絕對是成疑的地方。它對於言論導向的影響亦不能忽視。

Druking在第19屆韓國總統大選雖不斷支持文在寅,但其後據警方調查顯示,因為Druking運營人Kim要求政府重要職位不果後,就多次對文在寅的施政進行攻擊,例如南北韓在平昌冬奧促成女子冰球隊統一隊伍事件中,Druking多次抨擊其行動為奉承北韓之舉,並且無助解決南北韓的問題。所以至今,營運Druking的Kim究竟有什麼政治立場,仍是未能確定的。

不能確定的原因,是我們該防止把政治立場二元對分,正如右翼份子會把「支持民主」的就當為左派、親共產主義的份子。但在分析Druking多番行徑的時候,就見到他稱得上「政治游離派」,左中右派的言論均有出現。

早於第18屆總統大選時,有議員已請託過Druking在朴槿惠參選總統期間,操作不少關於讚好朴槿惠的言論及文章,並在多篇親朴的新聞中留言,並利用技術為自己的留言按讚以成為最高熱度的評論。而在大選時,亦多番攻擊當時朴槿惠最大的敵手文在寅,在新聞中留言「朴槿惠必然是新一屆總統」。同時,在朴槿惠遭彈劾前,卻多番留言支持燭光集會,並希望朴槿惠與崔順實受到應得的法律制裁,同時表態支持文在寅參選總統。該前後矛盾可見其目的,是為了迎合大勢所趨,成為政治上的KOL,但背後有否勢力支持其親朴言論,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文在寅曾成為受害者之外,京畿道城南市市長李在明同是其一,皆因Druking在這兩年間都對李在明的行動進行多番批判,例如不支持他參與黨內總統參選代表選舉,還有批評他為支持金大中、金泳三的政治學派「東橋洞系」。此外,文在寅政府的官員亦曾受Druking的輿論操控影響,執政黨黨魁秋美愛、前議員崔宰誠亦曾於去年被集中攻擊。

在經濟方面,Druking的立場明顯與保守派一樣,支持資本主義為社會帶來的繁榮,並且認為韓國的經濟需透過美國扶持才能成功。Druking在一篇文章中表示,雖認同資本主義產生了經濟危機,如08年的金融海嘯等,不過它在這篇文章中詳細說出如何解決資本主義論與共同體論帶出的資本經濟問題。此外,Druking還曾發表一篇文章為《沒有全部人都用心工作的社會》的文章,並引用意大利的社會學家的言論指社會上必定會剩餘的人口,如果社會要求全民都工作是不可能及殘酷的,此文章還引伸到社會間應該接受階級差異,而階級就分為性別、地域、學歷、出身等。這足以證明Druking曾經發表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並與保守派一樣親美。

Druking還有極度支持右翼的民粹及民族主義,這亦是當時韓國獨裁政權的一大特色,就是把自身的民族主義變得過份膨脹。有網民發現Druking在其個人社交網站上發表國際事件的評價,除了批評美國總統參選人希拉里為「危險的戰爭狂」外,還在《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議題上批評韓國政府的行為,認為應該對日本持強硬態度,但同時在朴槿惠親信干政門發生時,就已批評這協定的開始。還有更突出的,是Druking認為韓國民族的歷史中,早有自創漢字的解說,中國的漢字並非原始,而是大韓民族的文化遺產。這些自我膨脹的民粹及民族主義是Druking被發現的輿論製作。

終歸,Druking雖是有成為韓國政治KOL的野心,甚至希望得到政界人物或大財團的青睞,而它與執政黨有合作是不爭的事實,皆因警察已掌握證據,但無疑警察的調查過程亦出現問題。不過,同時不要忘記的是,Druking亦曾幫助過保守派說話,甚至助長支持右翼的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的輿論操作,只不過還未知道的,是保守派及財團有否與Druking進行秘密合作而已。所以韓國民眾的政治取態,很多時,從結構主義來說,是被媒體或背後的勢力操縱。

諮詢文件解毒:14個你不可不知道的搵地謬誤

亂估算

【龍門在哪?】 鬼影變幻估算,完全無提供估算基礎,數字任佢作,估算標準任佢擺。之前話要1200公頃,見我地搵到好多地可用,又改口話「至少」1200公頃,刻意製造缺地假象。

【多啲=快啲?】聲稱現已規劃的房屋項目可能延誤,以致未來八年會有嚴重房屋短缺。真相是政府自己行政程序太慢,為何不是集中資源加快現有改劃項目?再搵新地黎搞只會更慢。

【八萬五重來?】故意製造「供應懸崖」嚇公眾, 用「八萬五」年代供應數目與現在對比,誇大「土地不足」影響。政府係咪可以承諾好似當年咁,每年起返3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先?(官:咁又唔係)

【好豪呀!】低估未來房屋發展密度,睇返長策公私營房屋比例同《2030+》文件,原來計到未來十年公屋的地積比係5.44、私樓仲低到2.64添!平時起公屋明明係用緊6至7既地積比喎。

【劏房戶住邊?】聲稱「聽到劏房居民心聲」,但公私營住宅用地需求比例是一比二,私樓地是公營房屋的一倍。政府係咪想叫劏房戶住私樓?

假諮詢

【未諮詢先DQ】未提供足夠資訊如地圖分佈,就DQ短租地、臨時政府撥地兩個逾5000公頃的選項。

【填海為炒樓】將填海面積、房屋落成量與樓價租金貴簡單拉上關係,諮詢只談增加供應,不談房屋政策及分配不公,無視投資炒賣才是高樓價元兇。

公私合營

【盲中中、四圍衝】連發展商農地儲備的分佈及現況都懵然不知,就盲撐公私合營,座落南生圍等生態敏感地區的農地岌岌可危。

【起公屋?你就想!】力推公私合營釋放發展商農地,拒絕用《收回土地條例》處理私人農地儲備,漠視政府收地起公營房屋或新市鎮已是「公共用途」。

【重蹈覆轍】只引港英年代的沙田第一城案例,忽視回歸後以公私合營發展的天水圍是反面教材、規劃一大敗筆。

【雙重標準】左推右搪,發展棕土話「交通不足」,貼錢幫地產商開發農地就話「政府起路」。

其他選項

【唔使睇、唔想搞】亳無數據下,一口咬定新發展區以外棕土「零碎」,黃遠輝曾公開承認並沒有客觀準則去評定「零碎」,今天卻以此為由貶低大如油尖旺區的棕土群發展潛力。

【繼續套、繼續發】檢視丁屋用地,變成放水比圍頭佬起丁屋大廈。套丁刑事化避而不談;要佢檢討丁屋政策,就推諉說已進入司法覆核程序迴避討論。丁屋用地變法外之地。

【又雙重標準】聲稱發展丁屋用地會嚴重影響現有鄉郊格局,難道大規模發展地產商的新界農地就唔會?

土地議題的全面公關化

土地大辯論,林鄭今次終於請對了他的對手羅永聰,未來五個月向香港市民開動全面的公關戰。這個時代,只要你請對政治公關,就可在任何議題操縱輿論,呼風喚雨,製造民意再沒有難度。

一種香港缺地迷思的論述,民間或學者需要花很大研究力氣才能打破,但政治公關放放消息、鼓動權威人士合唱扭曲現實,缺地迷思就又打回原型,可見公關的本質就是知識分子的敵人。

土地議題的公關化,我聽說這是與十年前恒基地產的一場教訓有關。十年前地產商作大樓層、賣樓呃呎、暴力收地、操縱土地規劃,開始冒起「地產霸權」的全民指控。我所理解,當年他們的內部檢討,是認為問題的核心是「公關不足」,從此地產商就大量聘請政治公關干預社會輿論,政府不同政策也愈來愈聘請公關做幕後軍師,令公關成為這個時代的新貴,取代過往找專業人士為政府與地產商背書的地位。

經過多年來持續的公關漂白,到今日地產霸權的說法已經幾近絕跡。

對比起十年前的土地議題,政府與地產商更會直接曝露其真正想法。到今天傳媒公關入主決策者思維,所有的想法都會被過濾化妝才對外發佈,更開始懂得利用傳媒進行各種洗腦宣傳,已經在議題上重新佔回上風。

以為政治公關要有政治忠誠,為公眾利益做事,這個想法當然是多餘的,因為講到天花龍鳳,倒頭來都只不過是一項職業。但是不是代表這些人或這個職業就不需要有倫理? 是否就可以堂而皇之與地產商「拍住上」,然後就可以自己說「搵食啫犯法呀?」

羅永聰的「變節」一定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公關愈益成為土地議題的幕後操盤人的普遍現象。他們完全隱藏在公共討論背後工作,暗中籠絡傳媒發放扭曲消息,雖有很大權力影響輿論及決策,但又完全不需要向公眾負責。

政府自行花上千萬公帑,聘請政治公關來影響公眾輿論,這種土地議題全面公關化的問題,到今天完全沒有被深入討論過,但已經殺到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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