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生不做報界人

(photo via cc Flickr user sf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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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報紙編輯,因為平生只有懂寫字這謀生技能,又算是有點正義感和抱負,因而入行。近日香港電視的《導火新聞綫》紅了,平時對我工作沒甚麼興趣的親朋好友,都因此關心我的工作日常。我坦白道,現實的報紙運作比電視劇沒趣,也更辛苦。他們只當我是做嗰行厭嗰行,都會繼續對做報紙存有不少幻想。

 

也有些大學生不是看了電視劇,而是因為有志入新聞界而問我意見。如與對方無仇無怨,我會勸他們如非必要,還是另謀高就。「我鍾意寫嘢同影相喎。」他們如是說,我會跟他們說平時寫寫facebook,拍幾張Instagram也可以吧,你喜歡寫東西,喜歡拍照在工餘時間做就好了,犯不着要與工作扯上關係的。「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睇報紙呀。」他們又這樣說,我也很喜歡看AV,晚晚也會看,但不代表我要做男優吧。

當他們問我為什麼要極力反對他們做報紙,我會先哈哈大笑,再向他們陳述一些事實。美國有機構每年都會列舉出最佳和最仆街的工作,而今年榮獲地底泥之最的職業,就是報紙記者了。「咁美國同香港都唔同,唔可以因此作準啦。」他們有些人會如此反駁,我搖搖頭,紙上傳媒被網絡取代是世界性的事。你以為那邊廂的傳統大報陷入低谷,你香港的報紙難道會改變到風潮嗎?當你自己都拿住iPhone看動新聞的時候,我叫你做報紙不是老點你嗎?報紙嘛,是夕陽行業了,是末期病人。你年輕人初出茅廬,有大把前途,我總不能叫你和我一起去死吧。

 

有比較老實的,說:「我覺得做報紙係高尚職業,人工應該唔錯呀,再加上做文化人都算受人敬仰。」這些孩子是善忘的,他們不記得早前在佔中時,前綫記者被藍絲和慈母們的「優待」嗎?你在這些社會大事事上去執行你的職務時,你除了要背住一堆機器跑來跑去,自身安全也未必受到保障啊。你以前覺得警察會保護你讓你安心工作時,現在你反而要怕被他們拘捕呢。還有啊,你除了得不到保護外,你工作所付出的勞力也和你的薪金不太成正比,那邊廂那班在佔中時說自己很辛苦的慈母獲得優厚補水時,當時同樣在場的記者們大多也是長駐佔領地,不過工資方面當然不能和那些日日呻大壓力的阿Sir Madam們相比啦。你想人工高,行出街一嘗好威威的感覺嗎?可以考慮當警察啦。

「但我真係好想入行,我好有使命感。」如果他們真的是由衷地因使命感驅使,而想做一個記者,或是一個編輯,我會叫他們可以嘗試一下,不過也會語重心長地提醒他們:「如果你願意為咗使命感三個字,有自唔在攞苦嚟辛,咁你就試下啦,不過唔好話我唔提醒你哋,好多嘢都返唔到轉頭。」因為香港當傳媒的,會堅持下去,大多都是被使命感驅使,有點自虐的傻瓜。我不會鼓勵別人跟我傻埋一份,但香港地太多所謂醒目仔,少有傻瓜,如果你不介意人工低時間長,那便來一起傻吧。

 

粗獷工業風也能很古典美,鏽蝕金屬雕花作品


向來給人剛硬感覺的汽車零件、油箱、鐵鍬等工業材料,如果變身成為秀氣的雕花藝術,就好像為金剛穿上芭比娃娃的服飾,看起來說有多不搭就有多不搭。藝術家 Cal Lane 的系列作品 Industrial Doilies,就是挑戰這種矛盾的形象,用焊接槍在這些「硬漢」身上一一留下優雅古典的雕花圖案,成果卻出乎意料的讓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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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快報:貝克漢亂入讓兒子秒冏!布魯克林當場笑不出來好無奈

「足球金童」貝克漢和「高貴辣妹」維多莉亞結婚15年,是好萊塢的模範夫妻檔,事業版圖遍及運動圈、時尚界、娛樂產業,吸金功力一流。婚後維多利亞生下3子1女,家庭生活美滿幸福。16歲長子布魯克林和爸爸貝克漢感情好,父子倆超級麻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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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布魯克林Instagram粉絲人數超過百萬,他開心地自拍一段影片慶祝,興奮地說:「今天是我媽媽的…

妞快報:當他們肥在一起…宋一國暴肥10公斤抓三胞胎運動去

韓國綜藝節目《我的超人爸爸》大受歡迎,尤其宋一國的三胞胎兒子大韓、民國、萬歲萌度爆錶,收服了許多阿姨姊姊的心!每次看節目都覺得宋一國的甜蜜笑容底下藏了好多無奈,然而現在他更發現自己體重暴增的殘酷事實,讓他不得把三兄弟拖出家門運動去!
 

只見宋一國在站上體重計前還扶牆猶豫了一下,想不到一站上去,悲劇的背景音樂就來了!他驚呼一聲發現自己整整胖了10公斤,差點崩潰!民國也在一旁童言童語地笑問爸爸是不是長肥了XD
 

左邊是去年7月的一國阿爸,右邊則是現在略顯福態的模樣。

亂世中的文藝價值——再思《黃金時代》

年度電影獎,各有所好。激情過後,也許是時候靜下來想一想,究竟電影獎項的頒授應該要有些甚麼標準?是否應該依據電影本身的優劣來評定?那電影作為文藝的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優劣的準則為何?

在當今的社會狀況和氣氛底下,文藝介入政治/社會,為弱勢發聲,針砭時弊,反映社會問題、狀況,例如《竊聽3》講丁權問題、《紅Van》講香港出路,隱喻處處,似乎獲取不少掌聲,大快人心,亦引發不少的討論、思考。但如此功能/功利性質的面向是否應該是評斷文藝優劣的準則,或者重要準則及至於雖一的準則?優秀的文藝是否必須介入政治?

想起《黃金時代》裡的鬥志昂揚、雄心勃勃,早已不是當年寫出《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丁玲,乃至想起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強調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站穩人民群眾的立場、向工農兵學習,及至文革之後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種對文藝唯功能/效益是問的狀況似乎與當下殊無二致。

不是說文藝不應介入政治、關心政治,正如董啟章在評論《黃金時代》的文章裡說:「文學作為人類生存意義的探索,作為真、善、美的追求,其中包含作家對政治的看法,甚至是對某種政治理想的嚮往,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某些作家在寫作的同時,有意願和能力投身實際的行動,也未必一定會損害他的作品的質素和價值。」作為文藝的一種表現形式,電影應該亦然。然而在功能以外,文藝作為文藝,本身的質素、技術水平(例如劇本,以及合宜的形式、演員、剪接、美術、燈光音效等視聽效果)是否應該是評斷優劣的基本要素?沒有紮實的底子,就遑論更高層次的精神價值探求。

文藝介入政治,題材內容反映社會狀況、呼應時代所需,當然可以。但如果底子不紮實,例如內容/劇本有缺憾、形式不合宜,則白白浪費了題材意念,更不能打入觀眾心坎。反之,沒有介入政治,也能做出優秀的文藝作品,而且在大潮流底下,更應該持守那種漸被拋棄的價值。例如蕭江沒有隨大隊投入革命的洪流(政治),專心致志寫作,在香港寫下傳世的《呼蘭河傳》。一如董啟章的文章說:「當一個社會被全體總動員去投入政治的時候,某些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價值,就會被抹殺或遺忘。蕭紅代表着這不願被抹殺或遺忘的價值。」

許鞍華與蕭紅兩人都是東北人,雖然相隔30年,但兩人對文藝術都有著傾盡全力的追求。縱然《黃金時代》並非完美,但那種文藝精神,在當今社會躁動的氣氛底下,是十分難得而且必須的。

有些電影只能作消費,但有些電影是可以傳世的,電影獎項應該鼓勵哪一種?

董啟章:蕭紅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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