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署有驅趕的理由,我們也有知道符合「理由」的權利

基於2014年8月24日,我們一班朋友所帶同的木頭車「企鵝一號」,在沙田大會堂對出俗稱「百步梯」的地方擺放而被當值副經理及保安驅趕,香港《蘋果日報》於2014年8月26日港聞版A12的報導。我們針對報章內容,及康文署回覆時引用之條例,而作出以下回應:

關於「團體」一詞:

蘋果日報的報導指,夏慢漫是民間團體,但在此作澄清。夏慢漫只是一群有相同理念的朋友,打從第一天到現在也是這樣。而舉辦活動也是以一班朋友名義舉行,沒有作任何註冊,以及以團體名義參與任何社會上的公開活動。

而《蘋果日報》記者梁先生本著求証的採訪精神,在事前未有與我們正式對話前,他就向康文署要求對事件作出回應,夏慢漫的任何一位都表示尊重自由採訪的新聞自由精神,並沒異議。至於康文署的對事件第一次的公開回覆,我們有如下回應:

由始至終,夏慢漫任何一人都清晰表示並要求8月24日當值副經理謝小姐驅趕我們及木車離開場地的原因。若然根據條例,她有權這樣做,但直到當天事件完結,都從沒清楚引用條例解釋,我們帶來的私人物件「企鵝一號」觸犯條例的那一部分,我們不能接受沒解釋就含糊不清要我們離開,處理手法我們認為是不恰當。

而回覆提到,當中10名人士在樓梯上放置木頭車,枱椅及展示書本並邀請途人「取閱」。首先要說的是木頭車跟書本展示的地方是相隔幾層梯級發生,而書藉亦是同行朋友自己帶來,屬於她的個人物品。況且書本不是作展示,是用紙盒盛載,並貼上「歡迎打書釘」字句,有興趣的陌生朋友亦可與她溝通,再「借閱」書本,而不是「取閱」。這是其中這位朋友的生活興趣,就正如每人也可以借出他身上的個人物品給其他人,而不需要得到場地經理的「允許」。因此我們認為康文署的回覆是曲解了我們的「個人物品」的定義及「擺放物件作展示」之間的含義及規範,我們再次感到康文署回應得相當無理。

3. 根據康文署回應指,我們違反《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附屬的《文娛中心規例》第10項。我們只是在交換想法而沒有任何商業利益,或為出售而展示、出租、要約出租或為出租而展示。為什麼我們會因這條例而被驅趕? 而在條例10(2)中有提到「違反任何經理所施加的條件下」,其所指為何?我們要求康文署對此作出書面回覆。而條例中(條10(2))又說明了任何違反條例的物品,均可由經理移走而不是由經理授權人士移走。但當天嘗試移走我們個人物品的卻是一班保安,又該如何理解?而第10項開首指情況適用在「文娛中心內」,這是否表示,康文署介定百步梯為「文娛中心內」的地方?

在此,我們會再次去信康文署轄下的有關部門(包括沙田大會堂的有關部門經理),要求給我們這班市民作清晰而且合理的書面解釋,並於兩天內回覆。若我們未有得到他們合理回覆及解釋,我們再繼續爭取,並保留將行動再進一步處理及抗議。同時,我們亦會將對話公開,給予傳媒及公眾參與討論。

夏慢漫生活節
2014年8月26日

另見〈一架自製木車「企鵝一號」被趕經過

一架自製木車「企鵝一號」被趕經過

原題為《有關2014年8月24日下午,一架自製木車「企鵝一號」被趕詳細經過。》

2014年8月24日下午2時半,我們舉辦夏慢漫生活節的一班朋友到沙田大會堂外俗稱的百步梯,帶同自製木車「企鵝一號」,於中央一處坐下。

而我們來沙田大會堂的樓梯之目的是,希望「企鵝一號」作為拍檔,四處到各區以流動形式與路人溝通,與他們分享及討論對空間的想法。坐下沒多久,接近下午三時,一名男保安走過來說,這處不可擺賣。我們回應在做的事沒有存在金錢交易,只帶了幾本簿,一些筆,與有興趣的人一起坐坐聊天,又或是請他們在簿記下他的意見及想法。同日,有些樂隊在新城市對出空地,申請及參與做「開放舞台」表演。

約十五分鐘後,一名康文署女副經理第一次來與我們交談時,並找「負責人」對話,但事實上我們是一班朋友,根本沒人她指的負責人。於是我們開始與她及保安們討論,之後她與我們達成第一次「口頭承諾」,是將木車的兩邊門收好,令車「佔」空間的範圍縮小,她和保安們就暫此離開。 而當時,在旁邊的市民都沒有參與討論,事後亦沒有表示對我們行為感到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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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小時後她聯同其他職員及保安再回來稱要報警,他們當時亦沒有作詳盡解釋,木車或我們是否觸犯任何規條,只是不斷指出木車不可擺放在這裡。一番討論後,他們堅持要我們帶同所有物品離開,又稱我們不走就有權「清理」我們的車。但我們堅持留下,而且車是個人隨身物品,為何有權清走?之後警察來了,起初他們一直置身事外,事實上,場地是康文署的「管轄範圍」,他們只是以旁觀者身份,在場維持秩序。後來警方亦加入對話,並說我們耽誤了好多,又指康文署經理已作出多次勸告,要求我們合作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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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是康文署職員或保安,甚至警察在對話的過程中,截至稱要清理木車及趕我們離場時,都一直不能正確指出木車觸及那項規條,是尺寸?是大小?是構成騷擾?我們只放一架車作為隨身物品,置身在今日演出的觀眾群中,想法交換亦不涉及金錢交易,沒有發出噪音。康文署職員只是不斷重覆「呢架車唔擺得」,亦禁止我們錄影。大約是5時45分左右,保安再次想拿走木車期間,警方亦突然加入對副經理說:「你可以執法喇!」

最後他們堅持找清潔工搬走木車,我們拒絕,他們搶車,我們唯有把車移走,搬到表演台附近,在未得到他們的合理解釋前,也沒有離開。

後來, 其中一位朋友坐在車上,拿著一塊寫有夏慢漫生活節,釘著紙張的松木板。晚上7時30分,女副經理再次提出要求我們離開場地,如果不遵從指示她會再次報警。我們堅持要她解釋條例,而她提出是以香港 《文娛中心規例》 第132F章第11條,採取行動要求我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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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批警察一共三人於8時15分到達,並了解事件。我們要求康文署女副經理解釋條例,對話如下:

經理=經,夏慢漫=夏,警察=警

經:「我依家唔係同你解釋呢條規例,我係要執行呢條規例。」警:「你哋明唔明呢位小姐講嘅嘢?」
夏:「我想詢問,要我哋離開原因係咩?」
經:「(向保安們說)做嘢!」
然後,我們要求警方作証,女副經理繼續「行使權力」。
經:「呢個係我哋管理嘅範圍,我哋有權比任何人進出。請你離開!」

我們翻查條例, 《文娛中心規例》 第132F章第11條 指:「經理或任何獲他就此授權的職員,可在下述情況下拒絕讓任何人進入文娛中心或指示任何人立即離開文娛中心或其任何部分」,而理據是:「他有理由相信該人已犯或即將犯根據本規例可予懲處的任何罪行; 」或「該人拒絕服從任何為促進文娛中心的妥善管理而向其發出的合理命令。 」

於是我們當場也問到,「何謂妥善管理」?她都一概沒有回應。我們做的既不是商業行為,亦沒有宣傳成份,在場人士亦沒有對我們作出投訴,如何對場地的妥善管理構成影響?她指我們進行的「活動」是要申請,但作為普通市民會認為,跟路人聊天,交換想法,也要事先申請,或無理被行使權力驅趕?

其後,她與警方抄寫了一些文件後,沒再與我們對話,就帶同保安們離開,警方亦離開,沒有對我們作出警告及檢控。

究竟,我們的空間,在不清不楚的規範下,被剝削了多少?百步梯不時有人唱歌彈結他,也有購物後提著大包小包的人坐下休息,亦有好多人帶著行李隨身,坐下等人。木車「企鵝一號」在這空間犯的錯,是甚麼呢?

夏慢漫亦希望藉今次事件,引起大家對公共空間使用作出思考,而得到公眾及傳媒的關注度,實屬意料之外。我們會以電郵方式向康交署要求得到事件的合理解釋,以及懇請各界繼續關注事件,並歡迎參與討論。

夏慢漫生活節
2014年8月26日

補充資料:
現場影片
《文娛中心規例》 第132F章第11條有關連結

坐輪椅唔係弱勢!——專訪葉榮

(獨媒特約報導)葉榮,27歲,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的助理,是位輪椅人士。公眾對葉榮的認識,可能始於他在6月13日反東北發展集會時,以輪椅衝擊立法會玻璃門一幕。如此「激進」的舉動,打破了一貫對殘疾人士的「弱勢」想像。面對種種社會標籤,葉榮告訴大家「我都係人,我都有情緒」,不需因為他的殘疾而覺得他比較特別,他可善用長處勝任工作,反而是社區中許多大小障礙,令殘疾人士的生活受限。

「坐輪椅唔代表咩都做唔到」

葉榮在內地出生時因醫療失誤,導致頸椎受損,影響四肢活動。他表示自己不需要別人的讚賞,不必因為他是殘疾人士,做了某些一般人會做的事,就刻意形容為「自強不息」或「叻」,他認為大眾應改變觀念,健全人士能做的他們亦能做到,「坐輪椅唔代表他佢係弱勢,咩都做唔到」。他以自己為例,他喜歡容祖兒,以前會「追星」、去看演唱會,最近有買票去看黃子華棟篤笑,也不時相約朋友去唱K。

不過在議員辦事處上班時,有些街坊前來求助,亦會誤認他是求助人。葉榮說,工作上有些時候的確需要別人幫助,但並不是整個過程,舉例說他要使用電腦時,需要別人替他把電腦從掛在輪椅後的袋子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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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失明人互聯會提供)

各施所長勝任工作

正如每個人都有長處及短處,殘疾人士在工作上可能有一定限制,但反過來亦有健全人沒有的優勢。葉榮指,因為他坐輪椅,所以能勝任巡查無障礙設施的工作。在訪問當天,他協助失明人互聯會到上水及馬鞍山的商場巡查,發現有些商場的無障礙設施形同虛設,例如殘疾人士洗手間的扶手設計並不實用,輪椅人士不能用扶手開門;有些商場的門太重,坐輪椅的人根本不能單靠自己把門拉開。葉榮表示巡查後會向商場提供改善建議,使更多人受惠。

社區障礙 衣食住行受限

社區中極多設施其實每天造成殘疾人士儲多不便,即便是一級台階,已大大限制了輪椅人士的活動。

葉榮說他從家中到地鐵站必須經過商場,乘搭升降機,但是他無法觸及升降機的按鈕,只能「一直等到有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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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乘搭地鐵時,他需先到客戶服務中心通知職員,請求他們在月台空隙放置活動摺板,但職員經常要處理其他突發事件,「好多時都冇板」。他曾到日本及台灣旅行,兩地均有專人在閘前幫助他,在月台亦有職員隨時提供協助,反觀香港對殘疾人士的服務是「被動的」,「要叫先做,唔叫就唔做」。

搭巴士的情況更差,等待設有升降台的巴士「一兩個鐘係好平常、好平常的事」,司機更有時會稱「無位」,拒絕讓他上車。葉榮表示「無位」有兩種情況,一是已經有輪椅在車上,二是太多人,原先預定放置輪椅的位置亦站滿了人。

那出外用饍又如何呢?他總要預先打電話詢問餐廳有否無障礙設施,但有時候跟健全的朋友隨興想找餐廳一起食飯,他卻不能內進,亦會覺得「唔好意思」,結果要再找有無障礙設施的餐廳,「搵既時間仲耐過吃」,有時候找不到就要轉到連鎖快餐店。

真正共融並非口號

葉榮認為,真正的共融,不是舉辦一些活動,讓健全人接觸殘疾人士、一起玩樂,而是建設沒有障礙、歧視的社區,「由屋企行出門口,其他人做到嘅野我都做到,可以去不同的餐廳吃飯,衣食住行的需求能被滿足」。

編輯:劉軒

關於費格森事件的幾點觀察

過去幾個星期,唯一一宗霸佔國際頭條,卻沒有太多香港人關注的國際新聞,就是美國密蘇里州小郡費格森(Ferguson)的騷亂。

當地一個黑人大學生Michael Brown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被白人警員開槍射殺。由於案件疑點重重(警方表示懷疑Brown涉及某宗劫案,但當時警員與手無寸鐵的Brown接觸不到三分鐘,就使用武力;目擊證人證供顯示Brown當時不可能有機會搶奪警員的武器),警方反應遲緩又引起欲蓋彌彰的非議(Brown身中六槍,其中兩槍打中頭顱;然而他曝屍數小時,警方依然沒有通知其家人),引起當地黑人群體極度不滿,市內連日發生大型示威活動,甚至演化為暴力騷亂,持續逾三星期。在這場自七十年代起已經鮮見的警民對峙中,有兩點非常值得國際社會留意。

第一點是美國警隊在過去十數年間的逐步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ce)。費格森警隊對示威者使用的武器,包括裝甲車﹑防毒面具等,都是美軍在五角大樓「1033計劃」下,無償向警隊供應的反恐戰爭剩餘物資(military surplus)。這個計劃因為不費州內納稅人一分一毫,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然而警方在執法期間,使用過度武力以致無辜平民受傷的事件,在計劃實行十數年來其實屢見不鮮。以費格森的連日示威為例,的確有為數不少的示威人士擁有槍械,亦不時開槍迫退警察;然而針對沒有正規軍備的平民執法的警隊,卻用上了直升機﹑機關槍﹑天台狙擊手﹑反地雷裝甲車與防毒面具,令人口二萬的小城,儼然成為了伊拉克反恐戰場。911事件後,美國的全民反恐氛圍,容許了警隊逐步在裝備上實行軍事化而不受遣責;費格森事件卻成為了檢討警隊軍事化的契機。

第二點是經濟問題。費格森是美國中西部一個貧窮的黑人社區,是聖路易(St. Louis)的衛星郡(雖然費格森跟聖路易斯之間仍然有一段不短的距離),而聖路易本身亦面臨極速衰落,居民不住遷出,人口減少的速度僅次於惡名昭彰的罪惡城底特律(Detroit)。美國著名智庫Brookings Institute發表的報告顯示,在過去十餘年間(2000-2012),費格森的貧窮人口急增一倍,每四名費格森居民就有一名收入在聯邦政府訂立的底線之下(一家四口年收入低於23,492美元)。美國市郊貧窮(suburban poverty)與貧富懸殊日益擴大,中產階級萎縮互為因果,全美100個像費格森這樣的社區的貧窮人口都大幅增加,2008年的次按危機又加速了市郊貧窮化的過程。

言則,費格森的問題是否絕非種族問題?恐怕不是,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何這樣大型的警民對峙,只在費格森這樣的黑人社區出現。在Brookings發表的市郊貧窮化數據中,黑人的數據幾乎都是白人的一倍。費格森是個只有兩萬多人口的貧窮小城,當中逾六成半為黑人,三成為白人。然而在當地的警察和市政官員中,白人卻佔了絕大多數,黑人認為市政府不重視他們的權益,而且數據顯示白人主導的市政府和警察長期針對黑人,且對黑人使用過度暴力,發生Michael Brown這樣的案件,似乎只是或遲或早的事。費格森在過去數十年間經歷了所謂White Flight(白人遷出)的人口變動,白人中產階級搬到更新型的市郊社區居住,令費格森成為了一個黑人為主的社區,貧窮亦成為了與種族結合的結構性問題。正如耶魯大學的非裔美國社會學學者Elijah Anderson所言,美國還在繼續孤立經濟凋敝社區的黑人,而警方所使用的過度暴力,亦在加深種族之間的不信任和敵意。

根據費格森警署去年發放的Racial Profiling Data(種族臉譜化數據),黑人被警察截停﹑搜身以及拘捕的次數,即使根據人口比例作出了數據調整,依然遠高於白人。James Q. Wilson 的「Broken Windows Theory」(破窗理論)和「修窗理論」(Fixing Broken Windows Theory」令所謂「防微杜漸」成為了警察管理這些問題貧窮社區的信條,而這種管理方式帶來的後果,就是更多的隨意搜身和截查,而這些措施針對的又通常是非裔人士。再者,費格森動亂日久,射殺Brown的白人警員Darren Wilson卻還未被司法部門正式起訴,種族問題即使不是示威主因,也會因為這些未糾的不公而愈演愈烈。當然,輿論對於美國執法人員刻意針對黑人及其他少數族商的指控並不新鮮,在racial profiling以外,種族與經濟條件之間無形的連結,才是費格森與美國國內許多黑人社區真正的社會問題。而隨著費格森亂局持續,不少白人也加入了示威者行列。

美國的民權運動已經過去數十年,然而種族與階級交織而成的藩籬卻仍未消弭。六年前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並沒有對非裔美國人的政經條件帶來太多改善,能夠逃出種族階級結構的,都是些能夠攀上階級階梯的黑人而已。許多美國白人都認為費格森的黑人社群群起上街,只不過是「play the race card」(以種族歧視作藉口),無視於許多不是白紙黑字,但幾乎是潛規則的種族暴力。費格森的貧窮的確是示威演變得如此激烈的主因之一,但如果無視種族與經濟問題之間的連結,還有種族問題對於示威火上加油的力量,恐怕也是忽略了費格森事件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Racial segregation的年代過去,racial profiling仍然存在,如果大家記得兩年前被射殺的,手無寸鐵的黑人中學生Trayvon Martin,還有許多不過因為膚色而喪失性命的無名黑人青年,也許就會知道,費格森的問題並不是一個貧窮小郡的問題,而是美國本土種種備受忽略的種族﹑經濟﹑警政問題交織而成的計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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